發表日期 2016-06-29T21:46:31+08:00
多年前還在復旦念書,來自義大利的留學生好友問我:「如果讓你選擇,你想生活在中國的哪個曆史時期?」我幾乎是想也沒想地就迴答她道,「我希望1919年我恰好在北京大學念書。」
要等我瞅見她驚愕的神色後纔意識到自己誤解瞭她的問題,她想問的是「生活」,而不是「嚮往」,但即便是「生活」,我仍選擇五四。由於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直接聯係,這一章節在中學課本裏至關重要,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環節。火燒趙傢樓,走齣象牙塔到十字街頭大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堅決抵製『二十一條』」等口號讓我們心潮澎湃,青年的正義和熱情終於得到時代的呼應,贏得勝利,講到這一章,曆史老師似乎都年輕瞭十歲,而我甚至有種「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成瞭過去,而我沒有份」的悵然。
◆職業培訓所?
大學時期,是我自感最接近五四精神的歲月,青年人無法容忍世間的任何不公,年長人士的犬儒和世故如此醜陋不堪,隻有青年代錶著未來的希望,代錶高尚的道德和燦爛的理想。在這段活力最為充沛的時日,不知怎的,我時常惦記起「死」來,父輩們耳熟能詳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片段也藉由中學語文課堂的傳承感染著我,人必須清楚為什麼而活,不然則是渾渾噩噩度日──這似乎也是青年人共有的揣想,自己這條性命不必吝惜,時刻可以捐棄齣來,交托給更為宏大的集體理想來接收。
我篤信自五四一脈相承的大學精神:青年學生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也是我生命的意義。
事實上,早在我念大學的2006年以前,五四運動的影響已被削弱:「學生運動」四個字顯得過於敏感,蘊藏有「政治不正確」的危險。每每遭遇各種政治事件,輔導員會先一步教育我們發揚理性的精神,切勿走上街頭,說我們鼓漲的熱情很容易被不明政治勢力操控,最終信馬由繮,不可收拾。與此同時,我們甫一入學,輔導員就要我們規劃好畢業後的人生,以一種「如今就業形勢嚴峻」的忠言逆耳誘導我們倒嚮「功利主義」的懷抱,如果準備繼續深造就要力保高績點;如打算畢業後就工作,那麼成績並不重要,而是需早些去目標企業實習以積纍人脈和工作經驗。輔導員對每個同學都如此「諄諄教誨」,而我大概是她眼中「腦袋上長角」的那一個,我問她,復旦什麼時候成職業培訓所瞭呢?她先是一驚,然後冷冷地瞥我一眼,最後終於找到一句反詰的話:「你不早點打算,將來是會後悔的。」
◆攔截係主任
我不理她,笨拙地實踐對新文化乾將們的模仿,拉攏很有限的幾個朋友,編一本叫《北辰》的文學刊物,我們從尼采那兒剽竊來一個譬喻──發光者的沉默,這是我們對當代社會生發齣的疑惑:就好比桌上有一杯水,玻璃杯底部積纍瞭很厚的汙垢,但水看起來還算澄清,發光者的理想是掏除這底下的汙垢,恢復水的純淨,但在這掏除的過程中,水不可避免地被攪渾,那麼,發光者應當沉默嗎?
這種粗糙的效仿最終讓我體會到魯迅般的「寂寞」: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我去請中文係的教授幫忙,他笑說我是獨自對抗全世界。最後弄得連印刷刊物的經費也無處籌措瞭,很窘,隻好硬著頭皮去「攔截」時任係主任陳思和教授,陳教授翻瞭翻這本《北辰》草稿,跟我們說,你們錢不夠可以跟我說,我是係主任。而後他答應為我們做一次專門的發刊講座。
陳思和教授說發光者好比手電筒的光源,隻能照亮一處,甚至某種程度上讓照亮的部分更狹小,因為有瞭界限。而後他又說,他很喜歡一個詞,叫「藏汙納垢」,藏汙納垢中有更豐富的世界,願我們不要自視為發光者。
作為聽眾的我們腦袋一懵,我想到那一年在《周作人精讀》課上聽到的另一句讓我震撼的話來,張業鬆教授在黑闆上寫:「活著」比「為什麼活著」更重要──我不明白,難道其他同學早點盤算將來如何掙大錢住大房子更要緊,而我們關心時局不僅徒勞無益,而且有如蜉蝣撼樹,不自量力?那麼我所嚮往的五四青年呢?中國民族危亡的旦夕不是倚靠著這群學生的挺身而齣纔得以翻開曆史的新篇章嗎?為何我們當代青年對時局對文化的關心不能引嚮一個嶄新的局麵?
◆現實的無奈
2009年,我讀大三,輔導員先前的冷嘲化作現實。那年我母親查齣腦膜瘤,長瘤的位置毗近多條重要的腦神經,以緻核磁共振的片子在多名醫學專傢手中傳來傳去,如燙手山芋。這段時日適逢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各大高校都有重量級的專題學術講座,而我卻一上完課就趕著離開,找瞭一份廣告公司的實習,想到之後的醫療費用,我不得不為傢庭作一些打算。
我倒嚮瞭先前深惡痛斥的「功利主義」,天下與我無關瞭,我接受現實,能把母親照料好就阿彌陀佛瞭。
幸得天佑,母親的手術萬無一失,在那之後,我好像理解瞭先前鄙夷的妥協現世的選擇,他們會不會也曾遭遇現實的無奈和絕望?我甚至覺得,那些過瞭青年時期還能保有理想主義的人,是命運待他們太溫柔的緣故。
《北辰》的啓濛就此擱置──發光者沉默、熄滅。雖然,我還會為大學精神的喪失感到憂傷。
前些年,南京大學的學生自編自演瞭一齣話劇《蔣公的麵子》,引起不小的轟動。我的大學恩師楊乃喬教授幾次對我說,你一定去看,編劇和你編文學刊物時一樣大。
這齣戲基於莫須有的傳說,1943年,蔣介石接任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校長一職,請三位中文係教授去赴年夜飯,看他們三位要不要給蔣公一個「麵子」?
戲裏有一段是兩位教授在討論學生該不該上街遊行:卞從周教授堅決不贊成,說學生的首要任務是讀書,中央大學已因幾次罷課弄得期末考一再延期,如此下去,學生能學到什麼?可卞教授的立論站不住腳,他早被視作「蔣公的走狗」。著一身西服,滿臉正氣的時任道教授支持學生上街──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提及自己摯愛的學生被軍警槍殺他捶胸頓足,說自己堅決不赴獨裁者的宴席。可是,恰是他骨子裏最想赴宴,想蔣公幫忙保住他滯留在廣西的珍貴古籍,不過礙於自己的進步民主身分,「不便」赴宴。
我在南京看這齣話劇,坐在一群南大學生中間,聽他們開場前議論某個老師給分好不好,來不及說話劇便上演瞭,散瞭之後那學生還記得,答一句:「給分還不錯。」台上台下,教授學生的麵孔逐漸模糊,似乎一下明白瞭魯迅的「徬徨」,曆史教科書上五四的「勝利」或源於事後的「追認」,其實在當事人眼裏,五四新文化運動迅速退潮,退潮的原因正在於知識分子的自我啓濛尚未完成(南大丁帆教授語)。
很慚愧,我要到新文化運動接近百歲誕辰纔迴頭補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學術講座的課,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梳理瞭激進派和保守派之外的另一種觀點,來自《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以探尋五四怎麼會在退潮後走嚮國傢主義?不僅因杜恐懼「晚清不存,濛藏不保」,更在於當時的知識分子早已目睹一戰暴露齣的歐洲文明危機,德先生賽先生與民族主義攜手迎來瞭戰爭與殺戮,有何方法可以避免中國重蹈覆轍?每個陣營都在尋找超越性的價值以彌閤嫌隙,弔詭的是,歐洲走嚮瞭倒退的種族主義,而中國則援國傢主義來超越地域紛爭。
念想五四,念想自己的大學生涯,似有一思想睏境始終盤踞,猶如古埃及那條永在吞食尾巴的蛇。唯有擱置個人眼中的至高價值尋求超越性的價值纔能團結不同陣營,以求得集體的自新與自救;但這個具有彌閤性的集體價值不一定真的具備超越性,很可能隻是民粹的選擇,而其最終成為話語霸權,反過來壓迫超越性的價值。
《蔣公的麵子》裏看似對政治興趣索然而樂衷饕餮的夏小山教授時常唱一麯崑麯的哀婉:不提防餘年值亂離。我以為這個人物處理得過於單薄,他或許不是絕望的原因,而是絕望的結果。一心渴望「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杜甫不也寫下「自來自去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瞭嗎?
青年們,努力。
(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