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7日年 群學書院聯袂梅園經典共讀小組舉辦綫上讀書沙龍 譚同學×袁長庚｜雙麵人：轉型鄉村中的人生、欲望與社會心態 - 趣味新聞網

2022年3月27日年，群學書院聯袂梅園經典共讀小組舉辦綫上讀書沙龍，共同研讀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譚同學老師的著作《雙麵人》。這本書直入中國文化的內在機理，在斷裂的時代變革中體認延續的脈絡，藉鑒《史記》的形式描寫，形成瞭一部波瀾壯闊的、橫跨六十多年的田野繪捲。譚老師帶領讀者放下對農村的刻闆印象，走入位於嶺南的程村，感受它獨特的人文風情，和其摺射的時代精神。來自南方科技大學的袁長庚老師和則將帶來精彩的評議。

本文為沙龍發言紀要，由葛丁超整理。

《雙麵人》讀書沙龍紀要

文 | 葛丁超

譚同學：

對於自己的著作，作者不一定比每個讀者理解更深，不過相對更加清楚寫作時的具體背景和考量，這部分是今天將要著重分享的內容。首先看一下程村的概況。左邊的這張是農村集貿市場的老街，右邊是村中最大的一個祠堂。我在2007年11月一次偶然的機會來到這裏，第二年因為希望做一個中山大學博士後齣站工作報告的調查再次來到此地。

我的本科是思政教育專業，當時的課程很多涉及廣泛的哲學內容。碩士階段在武漢的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主要關注鄉村的基層政治，因為受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啓發，在學習過程中逐漸轉嚮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博士論文時想要研究社會結構和文化特徵的變遷，與費孝通、梁漱溟時代的研究展開對話。

費先生晚年的論文提到，要拓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進行更多社會心態的研究。相比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等問題，社會心態研究比較難找準切入點，並且也比較難將其呈現齣來，這給相關的學術活動帶來瞭不小的挑戰。

我在民族誌寫作中認識到，如果沒有調查者的在場，調查對象的很多話語和行動很難有機會錶露齣來。雙方的互動中産生瞭實踐的“增量”，而不僅僅是挖掘現有的經驗材料，這對於捕捉和體驗他者的生活十分重要。調查者這個角色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當客觀地承認這個角色的存在。

在程村我經常在榕樹下訪談，下圖中的人物在書中化名程南山，我曾在他傢居住，他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有趣的細節，比如中午時他會午睡，而他的妻女則會一邊看著電視一邊編織竹製品，主要是廣東人製作糕點使用的容器。在一次看引進的香港電視劇的過程中聽到很多英語，他的女兒發錶瞭一番議論感慨自己似乎更不上時代。不難發現，田野材料的積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很多有價值的內容産生於不經意的瞬間。

書中寫到程守義的兒子是一位企業主，他曾錶示對生活感到失望，這種真情流露的時刻在普通的調查訪談中很難齣現。當時的情境是臨近農曆小年，他邀請我喝酒，在酒的催化下告解真實的心緒，他展現齣的一些價值觀也讓我有所觸動。民族誌的許多細節都是在這樣的特定情境中互動齣來的。還有許多內容是在雙方熟絡後於正式訪談外的相互問候聊天中産生的。

這些長時段裏沉澱下來的細節在調查筆記中的比重不大，但格外的重要。在人類學研究中國農民的不少作品中批評農民的保守、短視、耽於物語、自我中心、缺乏公德和信仰等問題。當調查達到一定程度便會發現，程守義這樣的農民對自身的境況是有覺察和反思的，並且有著自身或鮮明或模糊的立場。

我曾長期穿梭在中山大學人類學係和和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當時人類學係和哲學係、曆史係有很多討論活動。我在這些跨學科交流中認識到，人類學與曆史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有很多可以相互藉鑒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差異，比如一個傾嚮於史料的考證，一個傾嚮於對實地的人進行訪談等。而後現代哲學的諸多概念在民族誌的書寫中需要謹慎使用，需要厘清這些概念的理論脈絡並且和經驗材料有機地結閤，符閤邏輯地建立聯係。

是政治經濟上的博弈，還是福柯意義上深入細節的身體規訓，我們關心什麼，會影響收集田野材料的時候看到什麼。我們預設的概念與現實之間與有時存有一定的距離。寫有《階序人》的杜濛認為，“社會分層”的概念不適用於理解印度的種姓製度，宰製與反抗的敘事在現實中常常以弱者的隱忍代替等等。

麵對人類學方法論上的危機，格爾茲提齣瞭闡釋人類學。這也留下瞭一些問題，比如解釋係統之間的藩籬如何跨越等。我認為應當給予他者與闡釋者更多平等對話的機會。這些問題牽扯到哲學上的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等概念，往前可以延伸至笛卡爾、康德的學說。

康德哲學對於人類學等學科有著深遠的影響，後世的哲學傢對他做齣瞭許多迴應。比如尼采研究大量的詩歌、戲劇，批評瞭康德對於人類理性活動邊界的判定，鬍塞爾將人的主體性重新納入對存在的討論，海德格爾則揭示人嚮死而生的生存境況，等等。海德格爾晚年期望從非西方哲學中吸取智慧調整存在主義哲學，對於老子等人的思想頗感興趣。他有兩個重要的學生，即伽達默爾和列維納斯。

伽達默爾發展瞭解釋學的傳統，認為主體的存在及其“判斷力”首先依賴於與其他主體的“共通感”。他曾提到，鑒於某種被言說的東西，理解為流傳物藉以嚮我們述說的語言、流傳物告訴我們的故事。這裏給齣瞭一種對立關係。流傳物對於我們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間的地帶，乃是具有曆史意味的枯朽瞭的對象性和某個傳統的隸屬性之間的中間地帶。詮釋學的真正位置就存在於這中間地帶內。

伽達默爾的思想給予瞭人類學特彆的忠告，我們在做田野時無法真正地成為“他者”，從而描述自身的經驗。進入異文化環境改變瞭原有的偏見並不意味著否定瞭原有的世界，而是更像一位旅行者一樣將會帶著新的經驗重新迴到故土，即便肉身還在漂泊，傢鄉的存在依然無法忘卻。伽達默爾以及列維納斯對傢鄉的闡釋與海德格爾“詩意的棲居”有密切的聯係，依然有著深刻的存在主義烙印。

麵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籠罩，馬爾庫塞揭露瞭人們單嚮度的生存處境，將改變現狀的期望寄托於邊緣群體。通過流行服裝的快速迭代等案例，鮑德裏亞對“擬像”和“仿真”做齣批判。他們以及福柯、拉康、羅蒂、德裏達等人都對現代性給人的壓抑有所反應。人類學這些哲學反思也有自身的思考。

薩林斯的《曆史之島》講述瞭兩種世界觀差異巨大的群體的並接結構。放到今天的田野視角來看，書中這個發生在夏威夷群島的狀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正在不斷地上演。Eduardo V. Castro，Philippe Descola，Martin Holbraad，Michael Scott和拉圖爾等學者長期緻力於將興起於上世紀末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嚮嚮前推進，主張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到矯正西方觀念係統的質料。

國內有學者提齣主體民族誌的三重敘事，不同於馬林諾夫斯基“上帝之眼”般的描述和格爾茲以自身為主體闡釋他者生活，由當地人、人類學者、讀者三個層麵構成敘事。在此類理論闡述中運用瞭很多後現代的概念，如“互鏡”“對��”等，不過可能仍未超齣人類學本體論的討論範疇，還需要對康德、海德格爾以來的哲學綫索進行更多的梳理。

我認為人類學的民族誌應當是“做”齣來而不僅是“寫”齣來的，要貼近調查對象自身的感受，讓他者說活，顯現他們的解釋係統，進行一種多重宇宙論並接的交互主體性闡釋，不能武斷異文閤並以求純化。

很多人類學者將農民等群體描述得過於片麵，遮蔽瞭他們其它麵嚮的特質，並且將他們身上可能存在的問題歸因於“修身”的不足而忽視瞭背後政治經濟要素的影響。

如果把這些材料寫成結構性的文字可能會切割經驗中的諸多麵嚮，可能令讀者産生過多理解上的歧義。所以我後來把齣站報告中結構性的文字進行瞭大量的刪減。在迴憶起《史記》的閱讀經曆時獲得瞭重要的啓發，如果按照年鑒學派的方式，事無巨細地記錄這段漫長而波摺的曆史可能會過於冗長，而司馬遷選擇以典型人物的故事構築一個較為係統的曆史脈絡。於是我在發揮空間較大的專著中緻敬史記的寫法，通過程村中在人生曆程、價值觀方麵最具代錶性的人物串聯起一個村莊社會的轉型和心態變化的曆史。這本書寫成後獲得瞭很多積極的反饋，並且可能將在三聯齣版社的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中再版，希望大傢多提意見。

袁長庚：

譚老師的導讀從文本齣發並且擴展瞭文本的內涵。《雙麵人》給我們提供瞭關於鄉村研究詳細的文獻綜述，並且啓示我們發現過往對於鄉村的敘述可能存在不小的盲點，以概念先行的方式進行研究有著嚴重的局限。譚老師對於人類學的未來保有的樂觀態度感染瞭我們，未來還有很多事業等待著我們完成。

譚老師至今還在做長期的田野工作。我讀《雙麵人》這部書時恰好剛剛走上教職，這個春天又溫習瞭一遍。譚老師書中描述的鄉土社會的人與傳統是我從本科至今的人類學學習與研究非常熟悉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國內不算強勢的學科，從費孝通先生以來百年的學術脈絡是我們這個學科最集中最突齣的成果。譚老師的著作激發瞭我進行經典的村莊民族誌研究的理想。

在香港讀博期間發現，人類學博士普遍麵臨的問題是選題或研究方案常常已經被先輩們所實踐過瞭。但是這些被反復書寫的對象可能並未被窮盡學術探索的可能性，我們對習以為常的事物的瞭解也未必早已到達瞭終點。比如在一些熱點事件下暴露齣我們對於農村社會的想象常常是非常片麵的，我們很容易把鄉村看成是有著明確的地理邊界，血緣和宗族在其中起到很強的紐帶作用，是隔絕瞭“啓濛”瞭的現代性文明成果的“飛地”，給農村人口貼上“盲目”“短視”“自私”的標簽。

通過譚老師和曾在南京大學任教的邵京老師等學者的著作，我們可以發現一種人地關係相互確認的過程，而其中的農民對自身在現代性文明的衝擊下脆弱的處境是自知的，而且這種感知影響到瞭他們對未來社會行動的選擇。譚老師在華南農村看到的現象處在一個萌芽的階段，而時至今日已經初具結果。諸多的矛盾正在一個村、一個人身上並存，這種多麵相的現實是學術的想象力難以觸及的。

百年前的費孝通、林耀華等先賢邁入人類學、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動機是他們有感於中國古典學術關於社會的經驗材料的缺失。在當時的社會危局之下，捲帙浩繁的“聖人之言”對於現實的“經世緻用”作用有限。他們想要通過社會調查、文字書寫和政策討論等方式形成一個有機的知識生産過程。

在某些方麵，我們可能又迴到瞭百年前的境況中。我們對農民、基層社會的判斷有多少是建立在熟知的經驗材料的基礎上，這是值得反思的。我們是一個多樣性很強、發展快速的國傢，但與大國身份相對的是，知識生産、大眾傳媒和娛樂呈現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又是非常單一的。比如在都市類型的電視劇中的生活場景是高度同質化的，主角們似乎無需考慮對於人們現實存在的關切，而隻是要在情感鬥爭中消耗全部的生命力。

這本書可以說是譚老師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摺點，從這本書的寫作開始，他與曾經受教育過程中習得的海內外的鄉村研究傳統保持距離。這本書的體量巨大，它前篇的民族誌部分是紮實厚重的，而中間對於鄉村研究既有成果展開對話的廣度和深度，對於一個有教職在身的學者而言是非常驚人的。這些對話解釋瞭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即我們目前為止很多的鄉村研究的概念體係甚至是問題意識可能是不成立的。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首先貼近鄉村社會的原貌，厘清它的運轉邏輯，以及人在鄉村的生存法則與生活意義。

在譚老師的工作中留下瞭許多重要的綫索，這些綫索指嚮瞭我們今日鄉村研究應當接近的方嚮，比如農村人的欲望問題、關於未來的想象、關於地方治理的感受等。海外的中國社會學鄉村研究在這些麵相上做齣瞭重要的開拓。鄉村研究尚未被窮盡其可能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現有的調查成果主要集中産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紀初。而在這之後新的挑戰與可能性在現在的學術研究是很少關照到的。我所觀察到的有關研究機構常常追求“短、平、快”，缺少人類學應有的深度。

譚老師把當時鄉村研究場域的結晶進行瞭總結，這對於學術界理解反思中國頗有意義。《雙麵人》有其輕快的、具有穿透力的一麵，也有厚重的一麵，這在當代語境顯得格外醒目。它獨特的學術理路昭示瞭中國鄉村的一種可能性――有哲學意味的經驗研究和反思，更積極地麵嚮鄉村世界，使用當地人語言和概念係統，理解他們精神世界的推演過程。

葛丁超：

我們以往的閱讀對於鄉村的充斥著很多理論的前見和價值判斷的預設，在研究和思考時很容易陷入“驗證性謬誤”。譚老師的分享打破瞭我們對農村很多偏狹的印象，也讓我們認識到有效的學術活動應當真誠地麵對經驗材料並且不斷自反地重審學科範式。像《金枝》的作者弗雷澤那樣做一個“搖椅上的人類學傢”在學科草創的階段有其閤理性，而今則更需要發揮人類學的本體價值，親身走進那些被過多想象覆蓋的田野，對既有的理論不斷地反思和完善。

問題一：如果理解田野調查中的“實踐增量”？

譚同學： 對於田野調查是現實的客觀描述還是人類學者對當地的主觀感受有傳統與後現代兩種不同的理解路徑。主體民族誌認為三重敘事已經足夠完整，而我認為這可能這可能會遮蔽一些現實，因為如果沒有外來的實地調查者介入，村民很難有機會介紹日常生活的儀軌等內容。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並非是實驗室中的關係，多個主體的互動産生瞭新的價值。

問題二：對於鄉村振興的問題，老師有何看法。以及現在是否會齣現類似2008年前後傢電下鄉潮那樣的事件。

譚同學： 由於主題所限，《雙麵人》對鄉村振興話題並未進行直接的討論。其實，現在常見的關於鄉村振興的主要思路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提齣，而最近二十年鄉村的深刻變化並未完全進入到有關的理論討論中。包括小農經營、規模化生産、金融或農民閤作等不同方嚮的思路各有其睏境，比如規模化生産需要一個農村傢庭承包極大麵積的耕地纔能達到足夠的效益，而被擠齣的大量農村人口很難被足夠的二、三産業崗位吸納。麵對不斷提高的技術要求，依賴高年齡層勞動者的小農經營可能會影響農業的現代化。而即便走齣農民“善分不善和”的刻闆印象，農業的閤作經營仍然麵對著産值過低等問題，難以像宋代以來基於宗族的閤作和現在工商領域的“同鄉同業”那樣形成有效的閤作。

在精準扶貧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幫助農民解決瞭資本、技術、市場等要素的各種外來力量的努力常常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基於群眾路綫的、民辦公助的小農與現代農業相銜接的模式，或許是值得期待和倡導的。某種程度上講，傢電下鄉意味著農村消費城市過剩的産能，相比之下，“互聯網+”可能給農民帶來瞭更多的機遇和更強的主體地位。

問題三：在麵對諸如城鄉關係這樣的問題，不同於經濟學、城市規劃等學科，人類學有何獨特的價值。

譚同學： 人類學相對更願意傾聽農民自己的聲音。經濟學當然也有做得很好的，但有時候可能缺乏細緻深入的前期調查，將農民視為方案施行的對象，並且甚至可能以城市工商資本的增值為主要目的。

另外，藉助人類學著重關注的親屬關係等問題的深入瞭解，和在社會調查方法更加嚴謹的考究，對日常的工作生活也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

袁長庚： 這個問題也可以理解為“人類學有什麼作用”，而人類學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矯正對問題的認識。從各方過往的經驗可以看到，外部的資源進入時常常沒有找準核心問題，許多的指標可能與現實存在錯位。比如在數據上看雲南的少數民族不去醫院分娩，容易被國際機構分析為這個群體對現代醫學有所抵觸。但在實地調查之後纔發現事實上他們對現代醫學是信任的，隻是在觀念中並不把分娩視為需要去醫院處理的“病情”，他們對分娩有傳統的習慣和經驗保障。

有時，我們未必缺乏行動的資源和路徑，但缺乏行動的意義和問題導嚮。而人類學在這一點上可以有所建樹。

問題四：對於新生代的農村人口，老師有什麼樣的感知，他們存在觀念和行動上什麼樣的代際變化。

譚同學 ：隨著教育、網絡媒介的普及，最近十多年的新生代農村人口對於外部世界的瞭解渠道變得更多瞭。對於現代城市生活的嚮往是人們普遍的動力，應當給予他們融入城市的機會。助學貸款等有利條件也過去更加豐富。

同時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如果僅僅依靠互聯網內容的分發，很容易把農村變成精神消費品的傾銷對象。社工、社會愛心人士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除瞭外部的幫助之外，還可以創造很多發揮新生代農村人口主體價值的事情。比如，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曾組織兩位社工把留守兒童組織起來協助他們在暑假做一個話劇，開學前給村裏的相親匯報演齣，收效非常好，孩子們不是天天盯著電視或手機，也沒有去野外遊泳之類的危險行為。各方群體的行動決定瞭我們將來農村關係是何種形態。

問題五：如何看待現代性問題

袁長庚： 現代性在九十年代末的西方理論界麵臨瞭很多爭議，西方現代性的展開過程可能不存在一個整體而普遍的方案。但是現代性也存在一定的解釋效力，如現代人的生存狀態確實有其區彆於傳統社會的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特質。

在研究現代性時人類學有其特殊的洞見，比如討論農民是否理性時，人類學者會首先思考何為理性、為什麼理性是重要的，為什麼以核算成本和收益叫做理性，但對風險的抵抗和對神靈的敬畏不被稱為理性。我們可以把現代性地方的政治經濟位置捲入到全球化體係之中，人生生存價值發生某種變化等，但這些隻是一種框架。從民族誌的角度齣發會看到韋伯對現代性經典的判斷與現實生活中人的能動性之復雜之間有著一定的距離。

譚老師在《雙麵人》中反復提醒我們不要把現代性看作一個單軌的勻速發展過程。農民在參與到現代性延伸的過程中會對其産生自身的作用，他們身上的矛盾屬性是倫理轉嚮後的人類學樂於討論的。人並非生存在單一的價值評判標準之下的，這個標準是在行動中不斷形成的，我們都是在世界的關係中生成自身的倫理生活。

問題六：對於“人情異化”問題有什麼深入的觀點或書籍推薦。

譚同學： 閻雲翔的《禮物的流動》可以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我把它可以理解為人的交際網絡的重新再組織，是熟人社會“多次連續性博弈”難以規避的選擇。另外，這種“道德義務”的履行與財富水平的升降有著微妙的聯係，在社會分層快速加劇的背景下，很多時候“送禮”的動機與能力齣現瞭嚴重的不對等。這方麵華中不少鄉村研究者做瞭不少研究，蕭樓的《夏村社會》也很有啓發性的探討。

《雙麵人》當中的底層觀點是隻有絕大多數的人有希望的時候這個社會纔有希望。價值層麵的號召的作用是有限的，各方參與的社會治理有所改善的情況下，個體認同的價值纔有改變的可能。

許金晶：

我們今天的沙龍是上半年“城市與鄉村”係列的第一場活動，在之前的沙龍係統地共讀過《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等“城市史與城市研究”方麵的書籍和以《子夜》、《駱駝祥子》等五場城市文學作品之後，我們迴到至關重要的本源命題，即城市與鄉村的問題。譚老師的《雙麵人》使用紀傳體的方式以自下而上的社會史視角展現鄉村的人文風貌。六年前作為這本書的第一批讀者，我被譚老師將田野資料建立為一個框架，並且進行理論的延伸和闡釋獨立成篇的形式所震動。另外，可以說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高的學術，相信即便對於沒有專業背景的讀者來說，也至少能從譚老師書中第一部分鮮活的人物故事中找到自己的感悟和共鳴。

在本場沙龍的最後，在會議室的同學、老師、書友們紛紛打開自己的攝像頭和麥剋風，嚮兩位老師錶達謝意，在眾多求知的目光和對未來的憧憬中這次的活動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