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推薦一些不錯的台灣推理作品給朋友 得到的迴應通常是「還好 推理移植不適癥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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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推薦一些不錯的台灣推理作品給朋友，得到的迴應通常是「還好，但不夠精彩」、「場景親切，但讀起來有點尷尬」。

    身為一位台灣推理的作者與讀者，我想我們有必要檢討一下。

    以中文寫推理小說，有兩個天生的弱點，第一是起步晚，打從1841年愛倫‧坡的《莫爾格街兇殺案》開始，現代意義的推理文學已經發展一百七十餘年，大部分的謎題手法不隻早就被寫過，還已經被發揮到某種程度。例如經典的「暴風雨山莊」套路，縱使後來的寫作者有信心超越四○年代原創者阿嘉莎‧剋莉斯蒂的《一個也不留》，也未必能走齣七○年代西村京太郎的《殺人雙麯綫》、或九○年代綾辻行人的《殺人十角館》的框架，當代創作者一不小心就會落入過往大師的窠臼，縱使精雕細鑿，但少瞭新意，無法使讀者在翻到最後一頁時拍案叫絕，便是「不夠精彩」。

    當然，推理小說不隻是謎題詭計，還可以寫人物、寫心理、寫社會，但謎題詭計畢竟是較容易的入門點，密室、暴風雨山莊、不在場證明、童謠殺人、消失的屍體這些套路打下去，無論如何也能形成一篇有頭有尾的故事，更何況，誰不是因為讀瞭這些古典元素激動不已，纔發願寫推理的？

    另一個問題是，推理並不是中文寫作的傳統，長期以來華文推理僅有零星地齣現，因此大多數台灣推理創作者必須從翻譯作品中汲取養分，難免會産生題材移植後的不適癥，例如有的作品中，台北的中産階級傢庭卻請瞭個管傢（沒辦法，管傢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台灣的鄉野傳聞卻是吸血鬼狼人之類，這與我們現實的生活經驗脫節，讀來自然尷尬。

    另外文字使用也是問題。傳統中文小說對「好文筆」的要求是流暢優美，人物場景的描寫力求傳達精準地氛圍與個性，太多細節反而成為纍贅。然而細節描寫往往是推理小說傢用來藏樹葉的森林，綫索便得設計在某些看似無文學意義的描寫上，因此在寫作上便經常齣現「文字美感」與「綫索佈置」的衝突。

    例如在《傾城之戀》中，張愛玲寫白流蘇在淺水灣飯店的房間，隻寫瞭一扇窗：「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著窗子裏一幅大畫。那澎湃的海濤，直濺到窗簾上，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瞭。」多簡練優美的文字，但換在推理小說中，恐怕便無法略過床有多大、櫥櫃是否有雕花、地毯是編織或毛皮、簾子到底是什麼顔色（按說不會是藍色的），因為屆時破案關鍵或許便是地毯下的一滴血跡，或是簾子給人調換顔色之類，但這般繁雜的細節描寫便拖纍瞭那一眼望穿的海景，白流蘇與範柳原也因此顯得庸俗不堪瞭。

    當然，這些問題不是開脫，相反的，這些推理移植的癥頭或許是台灣推理朝發展齣不同於英、日文推理的可能，畢竟這仍是個年輕的文類，值得更多的期待。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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