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2016-05-17T16:31:04+08:00
近日,台灣作傢張國立在臉書分享瞭他迴台下飛機時遇到的一段“文化”經曆。一名台灣女生刻意大聲說:“終於迴到有文化的地方。”一時讓同機乘客陷入寂靜。此番事件也同時引發各種討論,張本人則認為“文化是一種包容”。此種文化的高傲也並非個案,2006年龍應台女士曾隔海對時任中國國傢主席先生嗆聲:請用文明說服我。在她那篇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的公開信中,竟稱鬍主席代錶著一股逆流,更質疑起中國政府的閤法性和正當性。最終,她用“文明”來形容自己,用“野蠻”來概括鬍先生領導下的中國大陸。
兩岸之間的文化爭論從不乏話題。光是在文字方麵,就有簡繁之爭。台灣的一些“文化人”將繁體字封為“正體字”,而將大陸推行的簡體字“正名”為“殘體字”。這顯示齣瞭,僅僅是在文字方麵,就充滿瞭對大陸的極度衊視與鄙夷。更不用說,沒有經曆文革的台灣,還自認更有資格代錶中華的正統,將奉行共産主義的中國大陸描繪成“馬列子孫”。更有趣的是,當台灣基礎設施建設全麵落後於不斷崛起的大陸時,又適時的齣現瞭台灣人這道“最美麗的風景”。
這不禁讓我聯想起春鞦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宋。作為“亡國之餘”、殷商之後,宋國人長期未放棄遺民的身份。其禮製和宗教,都與周人有所不同,長期保留瞭某種文化上的驕傲。早在亡國之初,就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他們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製暴,不仁不義之舉,誓死也不願與這種“非正義”或“非仁德”的人有瓜葛。
將這種文化驕傲發揮到極緻的人是宋國的國君茲甫,也就是大傢都熟知的宋襄公。他率領軍隊與楚軍交戰,宋軍已經成列,楚軍正在渡泓水,右司馬公孫固嚮宋襄公建議:“彼眾我寡,可半渡而擊”,宋襄公拒不同意,說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楚軍渡河後開始列陣時,公孫固又請宋襄公乘楚軍列陣混亂、立足未穩之際發起進攻,宋襄公又不允許,說:“不鼓不成列”。直待楚軍列陣完畢後方下令進攻。由於楚軍實力強大,經激戰後,宋軍大敗。戰後國人皆怨襄公指揮不當,但宋襄公不以為然,嚮臣民辯解說:“古之為軍,臨大事不忘大禮”、“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捉拿頭發花白的敵軍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敵人於險隘中取勝)、不鼓不成列(不主動攻擊尚 未列好陣的敵人)”,認為自己遵守古訓行事並無不當。這就是後世傳為韆古笑談的“宋襄之仁”。
宋國的這種文化驕傲有沒有得到周朝人民的認同呢?好像並沒有。在我們經常看到的寓言故事當中,宋人經常是嘲弄的對象。在寓言集中的《孟子》、《列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鞦》和《戰國策》裏,宋國人的形象齣現的頻率非常高。在這些寓言裏麵,宋人的負麵形象主要體現在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重帶自束”宋人望文生義,看到古書上有“紳之束之”就把自己捆綁起來,而不知此處的紳是用來記事的腰帶。《戰國策·魏三》中“宋人名母”說的是宋國學子,學成歸來竟然對其母親直呼其名,理由竟是“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他還有廣為人知的“揠苗助長”、“守株待兔”、“杞宋無徵”、“朝三暮四”族繁不及備載。
在武王伐紂四百年後,殷商的遺民還陶醉在堅守傳承的殷商文化之中,盡管有些文化已經不閤時宜。他們信仰鬼神,崇尚武力,就連君位繼承都常常採用兄終弟及而不是周朝的嫡長子製。位於中原腹地的宋國,從內心根本都瞧不上“不仁不義”的宗周王朝,拒不接受與周禮並軌,執著而孤獨地行走在殷禮狹窄的軌道上。
而今,被一道海峽隔離開來的兩岸,也正重演著幾韆年前的曆史。在國民政府內戰失利退守台灣時,大量的文化名流、知識階層心懷對新政權的恐懼,一路跟隨國民黨來到這個原本陌生的島嶼。心懷著對故鄉的思念和有傢不能迴的怨恨,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失望,乃至絕望。唯一可以繼續寄託的,就是用文化認同構建精神傢園。但是這種文化傢園,既承受著與其母體地域上的隔絕,又麵臨著台灣本土文化的衝擊。這種隔絕和衝擊,使其愈來愈顯得焦慮和高傲、敏感而自負。而這種高傲和自負,又加劇其與現實的脫節,自絕於時代的潮流。使其走上與宋國一樣的那種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的境地。
新宋襄之仁,就發生在今日的台灣。熱衷於道義說教,卻脫離實際,如同空中樓閣,看似華麗,實則沒有現實的可取性。實力的欠缺,促使宋襄公們隻能靠在道義上製造一些煙霧,企圖利用掌握對道義的話語權,繼續抱殘守缺,與正在崛起的宗周分庭抗禮,乃至實現其不切實際的稱王稱霸甚至是復國的迷夢。而這種宋襄之仁,在現實層麵遭受如泓水之戰那樣的慘敗之後,註定同樣會淪為笑柄。
(寫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