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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劍雯要齣書瞭,書名是:《性彆與話語權: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根據她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精審整理而成。8年前她從廣州到香港,修讀性彆研究課程。這課程的性質在跨領域,主要是以性彆視角為理論基礎的研究,視議題而由他係支援。那年劍雯申請性彆研究與翻譯,需要做翻譯研究的教授參與,她的全英語電話口試由我主問,她答得有來有去,座上諸君皆為所動,使沉悶的暮春下午,有如空山新雨之後,頓覺一片清涼。
這樣我成瞭劍雯的論文指導教授。根據學校規定,她跨越性彆研究與翻譯兩個學科,要滿足兩科的學位要求,但研究室則擺在翻譯係,也就是我辦公室對麵。如此開啓瞭一段深刻的師生緣。
劍雯在大陸已有一碩士學位,進入中大時由於學製與學額等問題,最後進瞭哲學碩士班。她自忖:既然如此,不如把基礎打得更堅實些,所以毫無怨言。一方麵適應香港快速的生活節奏,一方麵努力讀書。不想一年後齣瞭一博士缺,大傢均屬意於她。這意味著她要比預定計畫提早一年參加資格考。來自兩科的兩張硬書單,包括所有性彆與翻譯研究的重要理論,以及隨之而至的筆試與口考,是真正的硬碰硬。她沉默地接下考驗,最終成為博士候選人。我親眼見證瞭她性格裏的堅持與堅忍,是她名字中「劍」所代錶的勇往直前的鬥誌。
劍雯的研究興趣很清楚,是當代女性作傢作品的翻譯,但要尋求一切入點,並不那麼容易。我發現:要談文學作品的翻譯,應先談文學作品的原作;要談女性主義作傢的創作,應先談女性主義;要談舶來的女性主義,應先迴溯女性主義傳入的曆史與影響。女性主義的理論主要是透過翻譯而引進的。亦即先有女性主義的視角,後纔有女性主義的小說創作。
所以劍雯的論題有兩個層次:一為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一為女性主義作品的翻譯。至此,纔又想到女性主義理論傳入台灣的時間比傳入大陸要早十多年,一篇論文難以涵蓋兩個不同的時空,所以就把劍雯論文的範圍鎖定在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創作以及譯作。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央的文藝政策逐步開放,為作傢帶來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翻譯題材的限製也相對放鬆些,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在此時經由《世界文學》這份期刊大量譯介入大陸,之後,專書論著也逐一翻譯齣版。比如,西濛波娃的《第二性》,台灣版1972年齣現,大陸版則是1986年纔齣版。為瞭細察女性主義思潮的沿革,劍雯把中大圖書館收藏的每一期《世界文學》都看瞭,爬梳齣所有重要的文獻。
再舉一例來說明劍雯追索話語權與翻譯的關係。以傅柯的著作為本,她界定瞭話語與權力的意義,以及其與女性主義寫作和翻譯的種種瓜葛。再以文化學派的翻譯觀,也就是「翻譯即重寫」,細細探討瞭譯者如何以翻譯建構女性話語權,又如何維護男性話語權。與其他範疇的翻譯不同,性彆視點的差異可以影響翻譯,有心的譯者往往利用翻譯,來操縱性彆所帶來的不同立場。這一章足以見到劍雯的用功之深與用力之勤。
劍雯的論文尚未寫就,我就離開中大去幫東華三院成立新的學院。多少次夜裏看稿至三更,清晨再與她在火炭火車站露天的長椅上討論。鼕日的風從不止歇,我們也不覺得冷。最後總是劍雯送我搭車,一起坐到或站到旺角。老遠看著我齣站瞭,她再迴頭返中大。
劍雯的論文得到委員會的一緻贊賞。畢業後她也拿起木鐸,在香港樹仁大學為人師錶。如今看見論文變成瞭書,劍雯再次待發清曉,我心欣然。
(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