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的仇恨犯罪與被邊緣化的亞裔群體據《衛報》報道 當地時間3月3日 澎湃思想周報｜亞裔仇恨犯罪愈演愈烈；文在寅時代的遺産 - 趣味新聞網

“罕見”的仇恨犯罪與被邊緣化的亞裔群體

據《衛報》報道，當地時間3月3日，一名28歲的男子（史蒂文・紮瓊剋）在紐約被指控犯下仇恨犯罪，他涉嫌對7名亞裔美國女性發動襲擊。2月28日，該嫌疑人在兩個小時內，在對方沒有進行任何挑釁的情況下，對婦女進行瞭拳擊、推搡或肘擊。幾名婦女中至少有一人不得不被送往醫院接受醫療救助。紐約警察局於3月2日在曼哈頓中城一傢圖書館外逮捕瞭該男子。[1]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包括紐約、舊金山等多個城市齣現瞭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並且在過去兩年愈演愈烈。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間，美國報告瞭9000多起反亞裔事件。2021年3月，一名槍手在亞特蘭大的幾傢按摩院開槍，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亞洲女性。奧剋蘭和舊金山曾發生多起針對亞裔美國老人的搶劫、入室盜竊和緻命襲擊事件。警方錶示，針對亞裔的歧視事件從2020年的9起躍升至2021年的60起，增長瞭567%，而該統計數據可能低估瞭過去一年內真實發生的犯罪事件。[2]

2022年2月14日，美國紐約曼哈頓唐人街，當地亞裔爆發反仇恨亞裔大遊行。美國治安惡化引發亞裔族群不安，紐約警方去年12月的一份報告說，反亞裔襲擊事件同比暴增361%。

許多專傢指齣，在新冠爆發的2020年，特朗普一再使用種族主義話語來談論新冠疫情，這無疑加劇瞭部分人群對於亞裔群體的仇視心理。“我們的競選活動和政府公開呼籲種族仇恨和仇外情緒，”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法學教授Gabriel Jack Chin指齣，“雖然該政府在選舉中被否定瞭，但這些情緒並沒有因為特朗普的失敗而消失。”[3]

2021年5月，拜登簽署瞭《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旨在加快司法部對仇恨犯罪的審查，並提供贈款幫助地方執法，從而遏製仇恨犯罪的上升。然而，Chin錶示政府需要認清被告增加的原因是單純事件數量增加，還是人們報告事件的意願有所增加。Chin指齣：“很難分辨其中的區彆，但如果人們認為他們值得花時間舉報，並且警察和檢察官會關心該事件並會采取行動，那麼他們絕對更有可能舉報。”

警察局長比爾・斯科特（Bill Scott）近日宣稱，仇恨犯罪是舊金山警察局破獲率最高的犯罪之一，“我們希望這嚮考慮在我們的城市進行任何形式的，以偏見和歧視為動機的潛在仇恨罪犯發齣一個強有力的信息――舊金山將追究你的責任。"

但在這樣的宣言背後卻隱藏著一個嚴重的問題：針對亞裔的襲擊被指控為仇恨犯罪的條件極為苛刻，因此許多襲擊未能被定性為仇恨犯罪，襲擊者也很難受到相應的懲罰。據《紐約時報》報道，2021年2月，一名中國男子在曼哈頓唐人街附近步行迴傢時，一名陌生人突然跑到他身後，將一把刀插進他的後背。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在大流行期間針對亞裔的種族暴力事件。然而調查人員錶示，犯罪者在襲擊發生前沒有對受害者說一句話。檢察官確定他們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證明種族主義動機。襲擊者被控謀殺未遂，但該襲擊並未被定性為仇恨犯罪。[4]

這一聲明激怒瞭紐約市的亞裔美國領導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外抗議，要求將刺傷作為仇恨罪起訴。在抗議中許多亞裔美國人錶示，不斷齣現的襲擊讓他們感到越來越脆弱。許多襲擊者要麼沒有被逮捕，要麼沒有被指控犯下仇恨犯罪。紐約亞裔美國人律師協會（Asi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of New York）的董事會成員剋裏斯・郭（Chris Kwok）指齣，針對早期發生的襲擊，政府應該明確將其定性為仇恨犯罪，並嚴肅處理，但大量亞裔美國人覺得警方和檢察官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投訴。

專傢錶示，在針對亞洲人的攻擊中，證明襲擊者的種族主義動機尤其睏難。從曆史上看，全國許多亞洲犯罪受害者都是被搶劫的小企業主，這使動機問題變得復雜。匹茲堡大學法學教授Lu-in Wang說：“反黑人、反猶太或反同性戀的仇恨犯罪有一個可識彆的原型。這些（仇恨犯罪）通常更明確。”

另一方麵，負責警察局亞洲仇恨犯罪特彆工作組的副巡視員斯圖爾特・盧（Stewart Loo）在接受采訪時錶示，由於語言障礙或擔心他們的移民身份受到質疑，亞裔美國人通常不願舉報犯罪。他說，許多人還害怕遭到肇事者的報復，或者根本不想惹麻煩。[5]

在思想市場的文章《美國媒體報道如何塑造人們對仇恨犯罪和恐怖主義的認知》中，阿拉巴馬大學犯罪學和刑事司法係亞當・加齊・特赫拉尼（Adam Ghazi-Tehrani）與艾琳・M・基爾（Erin M. Kear）指齣，仇恨犯罪通常是“嚮下犯罪”，犯罪者的權力比目標受害者更大。

唐納德・布萊剋（Donald Black，1976）的法律行為理論（Behavior of Law）指齣：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間關係的性質將決定人們所感知到的犯罪的嚴重性和他們估計的罪犯應受到的法律懲罰程度。例如，恐怖襲擊是一種典型的“嚮上犯罪”，一個權力較小的犯罪者襲擊瞭一個權力較大的目標受害者。在這種情況下，公眾通常認為這樣的罪行更加嚴重，對罪犯的懲罰力度應該更強。相反，仇恨犯罪通常是“嚮下犯罪”，權力較大行凶者襲擊瞭權力較小的受害者。此時，公眾通常認為這樣的犯罪情節沒有恐怖襲擊那麼嚴重。人們通常覺得，當地人對外國人犯下的“外”罪比外國人對本國人犯下的“內”罪要輕，應當受到的懲罰也較輕。[6]

掌握權力的群體也有意識地為自己開脫，並轉移矛盾。雖然新聞報道和社交媒體一直認為以黑人為主的有色人種實施瞭大量的反亞裔暴力，但官方犯罪統計數據和其他研究顯示，在大流行期間超過75%的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都是由白人所為。馬裏蘭大學帕剋分校美國研究教授Janelle Wong引用瞭密歇根大學關於2020年仇恨犯罪的研究，該組織研究瞭2020年有關反亞裔事件的媒體報道，發現在各類歧視性事件中，超過75%的新聞報道將犯罪者認定為白人男性。[7]對此，公設辯護人組織法律援助（Legal Aid）種族正義部門的監督律師安妮・奧雷德科（Anne Oredeko）說到，“我很少看到那些享有更高社會特權的人被指控犯有仇恨罪，通常你最終看到的是有色人種被指控犯有仇恨罪。”

最終，享有更高社會特權的白人群體以各種方式為其仇恨犯罪行為開脫，將矛盾轉移至少數族裔之間，甚至逃避懲罰。這樣的結果煽動瞭更多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使亞裔深陷焦慮與無助中。對於那些將自己視作掌握著權力的群體的本地人而言，亞裔美國人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被邊緣化給予瞭他們更大的“空間”去實施仇恨犯罪。盡管官員錶示將通過增加警察數量來解決仇恨犯罪，但在官員們於2020年做齣承諾後，2021年針對亞裔的襲擊仍然增長瞭361%。對此，全國亞太裔美國婦女論壇執行主任Sung Yeon Choimorrow錶示：“部署更多警察無法解決婦女或任何有色人種社區遭受暴力的根本原因，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解決國傢圍繞心理健康、經濟差距和種族正義的係統性問題。”[8]相較於單純地增設警察來進行威懾，政府更需要思考城市和國傢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問題，亞裔的恐懼與針對亞裔的歧視究竟從何而來。

引用文章：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2/mar/03/man-charged-hate-crime-assaults-asian-american-women-new-york-city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4]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8/nyregion/asian-hate-crimes.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26/nyregion/asian-hate-crimes-attacks-ny.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6] https://m.thepaper.cn/api_prom.jsp?contid=11898349&from=

[7]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viral-images-show-people-color-anti-asian-perpetrators-misses-big-n1270821

[8]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nowhere-safe-asian-women-reflect-brutal-new-york-city-killings-rcna16173

即將離任的文在寅時代的遺産

2017年韓國大選，在樸槿惠弊案的背景下，來自中左派共同民主黨的文在寅勝齣成為韓國總統。五年過去，韓國又麵臨總統大選。韓國憲法規定總統不得連任，因而文在寅之後誰將主導韓國政治，文在寅時代留下瞭哪些正麵和負麵的政治遺産，又成為瞭媒體和學者們關注的話題。

2017年5月10日，韓國首爾，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國會宣誓就職後，攜夫人正式入主青瓦台。

英國《經濟學人》在二月底刊登一篇評論文章，總結文在寅執政的五年。文章認為，按照文在寅自己勝選上任時給齣的改革壯誌來衡量的話，他的總統任期並不成功；但是，如果相比之前的數任總統，文在寅時代其實留下瞭不少正麵遺産和執政成果。文章引用年初的民意調查指齣，韓國民眾有將文在寅及其政黨分開評價的傾嚮。在民調中，民眾對文在寅的個人施政評價較為正麵，有四成左右的認可，而他的政黨認可度如今則隻有三成左右。

文章提到，文在寅任內可以說是相當成功地應對瞭新冠疫情。在疫情中，韓國的整體情況是發達國傢中最好的之一，至今為止仍然保持著相當低的病死率，醫療資源也沒有被嚴重擠兌。在疫情初期，文在寅政府反應迅速，成功啓動瞭韓國在2015年中東呼吸綜閤癥疫情之後總結經驗教訓建立的流行病應對體製，並且在應對疫情獲得成功後順利拿下瞭2020年的國會選舉，藉助國會通過瞭一係列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因而在韓國，疫情沒有像在其他發達國傢那樣嚴重損害國民經濟。

文章還認為，放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文在寅改善國內社會經濟的努力值得肯定。在大流行之前的2018年，文在寅就提齣，韓國的人均年收入將要達到3萬美元，但是與之相比，韓國人的生活質量並不理想――自殺率高，工時長，生育率低，生活滿意度差。文在寅政府試圖通過一係列社會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2018年，他的政府齣台瞭《勞動標準法》修訂，將職工每周最長工時從68小時縮短到瞭52小時，同時工作時間不受限製的“特殊行業”從26個縮減為6個。除此之外，文在寅政府還上調瞭最低工資，並提高瞭對育兒男性的補貼，增加瞭男性帶薪育兒假的時長。此外，盡管《經濟學人》文章認為文在寅政府在諸如性彆平權等領域做得不夠，但也承認，在文政府的任期內，韓國的各方麵影響力都在加大，尤其是“韓流”文化在全球的影響也在繼續加深。

不過，從經濟社會角度來看，文在寅的五年任期對韓國諸多社會積弊和不平等問題的改善有限。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學者金瑩雅（音譯）就撰文指齣，文在寅上台時給自己設定的形象，是反對樸槿惠的“燭光抗爭”的一員。但如今值得審視的是，他多大程度上實現瞭自己就職時許諾的更新韓國國傢和社會的承諾。在當時，他錶示要“創造一個我們沒有見過的國傢”，在這個國傢中“機會是平等的，程序是規範的，結果是正義的”。

金瑩雅認為，與很多韓國總統都不同，以“燭光政府”的名義執政的文在寅政府，在上台後的較長時間內都保持瞭少見的高支持率。支持率來自兩方麵。一是對先前“根深蒂固的邪惡”的清算，包括兩名涉及弊案的前總統李明博和樸槿惠下獄；二是推動南北方關係的緩和，尤其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會麵，以及文在寅自己訪問平壤。在其名義最高的時段甚至齣現瞭“Moonppa”（“文哥”）粉絲群。

文章認為，從自由派或左派角度，文在寅政府照樣陷入瞭腐敗問題，背叛瞭燭光運動。比如曾在2017到2019年擔任文政府的秘書官、2019年獲任命法務部長的曹國，長期擁有人權活動傢和反權貴人士形象。但其上任法務部長後，他的女兒被揭露齣掛名發錶論文，其母親被指涉及債務弊案。導緻民間齣現瞭反對曹國的街頭示威。曹也隨後不久即辭職離任。此一時間以及執政黨內的其他腐敗問題，對文在寅的政治形象構成瞭很大衝擊。

同時，社會問題，尤其是房屋和就業問題也是文在寅沒能應對好的。金瑩雅援引研究指齣，房屋租售價格問題過高是民眾對文在寅政府最大的不滿來源。年輕一代――尤以20歲30歲上下的年輕人為甚，對文在寅政府頗有意見。年輕人深陷大城市高企的房價和生活開支，又發現就業市場的改善不大――20-29歲失業率達到5.7%，是全部年齡組中最高的。因而他們成為瞭文政府經濟政策的反對者。在2021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大敗，敲響瞭繼續執政的警鍾。除此之外，韓國的老年人貧睏率也是文在寅政府沒有改善的一大社會癥結。據統計，2019年這一數值達到瞭43.2%，是發達國傢中最高的之一。金瑩雅認為這是一個諷刺的反差：在文在寅執政下，韓國已經躍升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傢之一，但其老年人的貧睏比例卻和“富國”的水平很不相稱。

《經濟學人》的文章指齣，文在寅上任時給齣瞭一係列承諾：終結政治和商業之間的裙帶聯係；將總統辦公室搬到市區；和公民廣泛對話；以及改變和朝鮮之間的關係，開啓一個和平的時代。然而，這些承諾如今看來都沒有實現。文在寅雖然就職之後沒有立刻搬入青瓦台辦公室，但如今早已在其中辦公；政治和商業的腐敗關係不斷被新的弊案所揭露；黨派爭鬥延續不斷；而朝韓關係在短暫的改善之後，又隨著2019年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河內會談的局麵破裂而進入瞭一個低榖期。

保守派則更加大力指責文在寅的施政，為接下來的大選鋪路。有分析認為，2022年的大選中保守派獲得總統一職的可能性較大。前檢察官、曾經公開反對文在寅政府的司法改革的尹锡悅已經整閤瞭另一派保守派力量――安哲秀的“國民之黨”，意味著在野的保守派陣營將聯閤支持尹锡悅的競選。若尹锡悅當選，新政府將有較大幾率推動更為緊密的韓美閤作，對企業的稅率和收費將會降低，之前文在寅政府推動的用工製度改革和擴大再分配，也會齣現更為保守的停滯乃至逆轉趨勢。

一些評論認為，文在寅推動瞭韓國政治的“部落化趨勢”。傾嚮於傳統保守主義的公共管理學者廉載鎬（音）撰文批評認為，文在寅任內，韓國政治的兩極分化其實擴大瞭。尤其是在疫情之後，執政黨變得更加“道德化”，傾嚮於批評那些反對自己施政的人。他還認為，即將到來的2022年大選會是一場“非常奇怪”的選舉――左右兩個主要政黨都傾嚮於推齣更能夠獲勝的人選，而非代錶著審慎政治傾嚮的候選人。他舉例說，共同民主黨推舉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作為候選人，並不是因為他更符閤共同民主黨的中左派進步主義理念，而是因為他更有機會勝齣選舉；反對黨國民力量黨也是一樣，他們推齣尹锡悅作為候選人，全然不管他其實參與瞭當時對樸槿惠的彈劾。廉的文章批評韓國正在産生一種混閤政治部落化和國傢包辦一切的政治思維。他認為無論誰上台都會繼續增稅以擴充國傢能力。

另一些評論則關注到瞭文在寅時期愈演愈烈的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文化戰爭”。美國研究者南森・樸刊登在英文保守主義媒體UnHerd上的一篇文章認為，韓國保守派本來在這場選舉中也許不應該有什麼希望――文政府在疫情下錶現不差，經濟數據也不錯，對照之，保守派上次上台是聲名狼藉的樸槿惠政府。然而如今，文在寅任期結束後，很可能又是保守派上台。作者認為這是因為保守派的議程得到瞭韓國年輕男性的大力支持。

南森・樸指齣，韓國政治光譜原先的結構和很多地方類似：年輕人往往更偏嚮中左的自由派。然而，在2018年女性反性騷擾運動掀起韓國社會波瀾之後，激進的男性權力運動開始在韓國政治中扮演起瞭重要地位。包括捧紅瞭政治人物李俊锡。李在政綱中將文在寅的執政黨描述為一個“女性極權主義”政黨，並認為他們正在實施“女性優先”的政治議程。

2022年的一項蓋洛普民調顯示，在50-60歲男性中，48%認可文在寅的施政，而在30-40歲的男性中，這一數字隻有35%。更誇張的是，在20-30歲的韓國人中，僅僅隻有18%男性認可文在寅，但同齡女性有42%認可文在寅政府。這意味著“韓國年輕男性比上一代更保守”。

作者援引記者韆官聿齣版的《20多歲男性》一書指齣，新一代的韓國年輕男性不認同傳統男權下的男性氣質和義務，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的受害者。在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長大的一代男性更追求生活中的成功，而現實的經濟條件讓這樣的成功更為艱難。女性權利的改善――比如越來越多的女性會自由擇偶而非接受傢人安排、很多女性不願意生育――都刺激瞭年輕男性更強烈的性彆敵意。盡管如此，實際上，韓國仍然是一個性彆不平等很嚴重的社會，女性的平均工資仍然要比男性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南森・樸指齣，韓國政治正在劇烈變化，一方麵，傳統的進步派/保守派的區分主要在於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然而新的局麵是，政治取態越來越被性彆所二分。然而，政治意識形態圍繞著性彆分野並不意味著現實的經濟問題就不嚴重。比如，統計資料顯示，最有錢的10%的韓國男性中，86%的人已經結婚，而在最貧睏的10%中，隻有20%的人建立瞭傢庭。

分析認為，在文在寅時代，年輕的韓國男性將一係列社會問題全部怪罪給瞭女性主義。而這已經形成瞭一股強烈的政治浪潮。在最新的選戰中，為瞭擊敗李俊锡成為保守派候選人，尹锡悅采納瞭不少李的政治宣傳乃至政治綱領以吸引年輕男性選民，比如他承諾一旦當選將取消性彆平等部。後文在寅時代，這種撕裂和極化對立很有可能繼續下去。

參考資料：

https://blogs.ed.ac.uk/edinburghforumonkorea/2022/01/18/moons-remaking-of-south-korea-rich-but-not-so-content-people/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2/02/26/why-south-koreas-outgoing-president-is-less-unpopular-than-most

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1/12/30/opinion/columns/political-tribalism-year-2021/20211230200533752.html

https://unherd.com/2022/02/will-incels-decide-korea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