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 一個是北京 「紅色五月風暴」：法國的文化大革命(99p）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5-01-27T09:22:24+08:00

     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巴黎，在1968年爆發瞭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革命浪潮席捲全球的10年，在這十年裏，非洲大多數國傢獲得瞭民族獨立，格瓦拉和毛的理論在亞非拉許多地方盛行，反戰、反美、反殖民主義的浪潮在世界各國風起雲湧，嬉皮士、披頭士樂隊和形形色色的新思維開始為人所熟知。



不論贊成還是反對革命的人都承認，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巴黎，在1968年爆發瞭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



這兩個文化革命之間有著韆絲萬縷的淵源：在中國，紅衛兵小將們高唱著法國舶來的《國際歌》，高呼著巴黎公社的口號，造反派們甚至一度把砸爛舊黨政班子後建立的行政機構也稱為「公社」。



而在法國，毛主義和紅寶書成瞭許多激進青年的精神武裝，中國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四大」、「串連」等方式也成為他們組織和發動社會力量的不二法門。



1968年5月，當「五月風暴」發展到最高潮時，中國《人民日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整個「紅五月」內竟多達60餘篇報道、評論、社論和40餘幅照片、宣傳畫和運動示意圖，高度贊揚法國學生、工人的鬥爭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繼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人民運動」。



5月21日至25日，除台灣和西藏外，全國二十多個省、自治區省會首府、直轄市都舉行瞭20萬至100萬人的遊行示威和集會，北京群眾的遊行隊伍在三天內經過天安門廣場的就有2000萬人次，一直波及到地、縣級市鎮。



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遊行行列中，3M(馬剋思、、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



這兩場同時進行、卻又相距萬裏的文化革命的主體都是年輕學生，他們舉著相同的旗幟，穿著雷同的服裝，彼此呼應，互相聲援，看上去便如雙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國社會運動研究中心負責人阿蘭。杜蘭卻毫不含糊地指齣，這二者完全不是一迴事。



事實上，五月風暴的一些組織者雖然胸前戴著像章，嘴裏高呼「沿著指引的道路前進」的口號，卻對毛、對「文革」和紅衛兵並沒有太多瞭解。



在他們中許多人眼裏，「文革」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嚮的，是人民自發起來反抗寡頭政治的鬥爭，正如他們中許多人後來迴憶的那樣，他們頭腦裏「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國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獄差不多。



而北京街頭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學生革命行動」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也根本不瞭解巴黎街頭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不會想到，這場「法國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對女生宿捨嚴禁男生進入的禁令有關。



他們更不會想到，五月風暴的支持者既有他們視為「修正主義」的法共成員，更有託派的「第四國際」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影子，當然，他們絕對無法想像，「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口號，居然會被「外國革命戰友」們以無比高亢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頭喊齣。



「五月風暴就是這樣的運動：以舊的形式，錶達齣新的東西，正如《聖經》所言，是舊瓶裝新酒。



他們之所以嚮往中國的紅衛兵，與其說是齣於對這一運動的瞭解，毋寜說是齣於對它的無知。」阿蘭。杜蘭這樣概括道。這便如同馬剋思對巴黎公社的論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運動的産生，但他的口號卻是法國大革命的話語。



於是在法國的「紅五月」裏，我們看見瞭與當時的北京街頭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識和學術不但沒有被衊視和砸爛，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學者們作為整體非但沒有受到學生衝擊，薩特、米歇爾。比托爾、拉康、阿拉貢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學生一邊，甚至親身投入到運動的第一綫；



年輕人的個性非但沒受到壓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號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著；文化藝術非但沒受到抑製，從行為藝術到新的電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後變得色彩紛呈。



不同的思潮和哲學流派不但沒有被統一，反倒百花齊放，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馬剋思主義到後馬剋思主義，從存在主義到無政府主義，每一種哲學思潮，每一個哲學傢的思想，都在這次運動中激烈地碰撞著，發展著，無政府主義者的黑旗和社會主義者的紅旗，在拉丁區的街壘上並排飄揚著。



雖然有暴力，有破壞，有流血，「五月風暴」給法國造成的物質損壞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難尋覓到痕跡，然而「紅五月」卻給法國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瞭巨大衝擊和深遠影響，可以說，五月風暴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



按照法國社會學傢洛朗. 若弗蘭在《五月風暴真相》一書中的概括，五月風暴的爆發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齣生率激增，大學生人數驟長；2、大學生對大學教育和舊的教學法不滿；3、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加深；4對物質消費無止境進步的憂鬱；5、經濟發展瞭，但文化還是老樣子，它們之間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1958年戴高樂上台執政，建立瞭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他雖然德高望重，卻與學生組織一直關係緊張。



1959年，法國學生聯閤會指責當年預算中高等教育沒有得到重視，戴高樂卻告誡他們莫管閑事；總統技術顧問雅剋 · 納博納在1963年就曾給戴高樂寫信，預言1968年將要爆發一場風暴，但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60年代的法國大學生都西服革履打領帶，男女分班，循規蹈矩地學習和生活，1968年，這樣的大學生已有60萬人之多，佔法國總人口1.2%。



很多大學生對學習的目的感到睏惑，對齣路的渺茫和不穩定感到憂慮，對他們將來在「消費社會」中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們的精神危機比物質危機更為嚴重，而他們的命運又關係到法國的韆傢萬戶。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國，如果要做一個哲學傢，你必須是馬剋思主義者，或存在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



左派思潮的活躍讓學生們有勇氣和依據質疑權威和秩序，而對個性解放日益強烈的追求讓他們越來越不滿法國大學中的陳規戒律，世界各地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浪潮令他們激動不已。



而從中國傳來的、並非真實的「文革」信息，又鼓勵著年輕人以中國同齡人為榜樣，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舊的、不閤理的統治秩序，建立起屬於他們這個時代的新秩序、新結構。



對於戴高樂他們當然不失敬意，但他們認為，戴已經落後於時代，按照他們自己的話說，「已經十年瞭，他待得太久瞭」。一切看來隻需要一個契機，一個小小的火花而已。



1968年1月，法國青年和體育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為遊泳池落成剪綵。由於不滿大學對於男生訪問女生宿捨的嚴格限製，一些學生圍住部長。



德裔無政府主義者、人稱「紅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質問「為何從不談論學生性方麵問題」，部長輕率答覆「你可以跳到水中來敗敗火」。圖為



科恩－邦迪立即迴應「這是法西斯官員對於學生所作的唯一答覆」，被激怒的學生們應聲高呼「打倒性彆隔離區」，不知所措的部長匆匆離去，學生們的反抗開始瞭：他們已經有瞭明確的目標——政府，和眾望所歸的領袖——紅毛丹尼。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擊隊佔領瞭巴黎美國捷運公司大樓，以抗議越戰的持續，警方拘捕瞭6人，其中一人為楠泰爾學院學生。



次日，科恩-邦迪率領學生佔領楠泰爾學院行政樓以示抗議，這是法國曆史上第一次學生佔領教育行政機關。一時間形形色色的學生組織紛紛雲集楠泰爾學院，併成立瞭以「紅毛丹尼」為首的「322運動」組織。



騷動起來的不僅僅是學生，2月，文化部長馬爾羅解除瞭德高望重的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朗格魯瓦的職務，憤怒的電影界人士成立瞭「捍衛電影資料館委員會」，要求馬爾羅辭職。



4月21日，馬爾羅恢復朗格魯瓦職務，卻以中斷資料館政府資助作為報復，這一行徑遭到瞭電影界和知識界的強烈反彈，也促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紅五月」裏堅定站在瞭學生的一邊。



5月2日，校方關閉楠泰爾學院，並責令科恩－邦迪等8名學生骨乾到巴黎大學總部紀律委員會接受訓斥，次日，巴黎大學學生到索爾邦大學總部門前集會抗議，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和校長讓。



羅什擔心引起連鎖反應，齣麵邀請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區。這是巴黎大學700年曆史上第二次被關閉，上次是因為納粹佔領，且根據法國傳統，警察不得進入校園，這些行動不但更加激怒瞭學生，也使得大多數教授、學者站在瞭同情學生的立場上。



當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圍校園，逮捕300多名學生；學生們高呼「還我同誌」的口號進行抵抗，結果遭到催淚瓦斯和警棍的鎮壓，學生和圍觀青年隨即在盧森堡廣場壘起瞭象徵革命的第一道街壘，戰鬥開始瞭。



5月6日，法國全國學生聯閤會(UNEF)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UESUP)號召總罷課和罷教。



8日，薩特等一批名人發錶聲明，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師們發起的鬥爭」，人們開始揮舞旗幟，高唱《國際歌》，上街遊行，學生和警方在聖日爾曼大街的激烈衝突導緻422人被捕，超過900人受傷受傷；



9日，薩特等再聯署「嚮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學生們緻敬」宣言，拉丁區爆發更大規模示威抗議，而警方則封鎖塞納河上橋樑，雙方展開激烈衝突，導緻數百人的受傷、被捕，衝突一直持續到次日黎明。



電影界的積極介入使得「五月風暴」的消息迅速傳遍法國，裏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學生紛起響應，拉丁區更成瞭街壘的世界，這一夜被稱為「街壘之夜」。



11日晚，齣訪歸來的總理蓬皮杜宣佈警方撤齣索爾邦校區。



13日，總工會(CGF)、法國民主勞工同盟(CFDT)和巴黎學生組織80萬人橫穿巴黎的遊行，社會黨、共産黨的著名政治傢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羅歇等也齣現在行列中；示威者隨即進駐索爾邦，並在此後一週內相繼佔領瞭拉丁區大多數公共建築。



戴高樂總統對五月風暴最初的反應是不屑一顧的，並堅持於14日齣訪羅馬尼亞。



次日，法國國傢劇院、法國作傢協會等單位均被示威者控製，戛納電影節也為聲援學生草草中止。一些學生組織開始奔赴工廠和全國串連，號召「工人階級從瘦弱的學生手中接過領導權」，罷工浪潮開始席捲法國。18日，法國公交係統罷工，巴黎徹底癱瘓。



直保持緘默的戴高樂發錶講話，同意改革，建議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見，戴高樂」的呼聲迴應，總統的支持者嚮示威者發起攻擊，並導緻兩人死亡。



25日，政府和公會開始談判，並於27日達成一係列協議，卻遭到大多數工人的拒絕，示威者開始醞釀組織一個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類似1936年人民陣綫的「人民政府」。



29日，五月風暴達到最高峰，這一天僅有5000萬人口的法國全國有1000萬工人罷工，300多個工廠被工人佔領，30多所大學被學生佔領。就在同一天戴高樂突然失蹤，甚至有傳言他已自殺。



就在這一天，戴高樂祕密飛赴德國，會見瞭法國駐軍司令馬索，並取得軍方效忠；胸有成竹的總統當即飛迴，並於30日16點30分發錶講話，宣佈解散議會，舉行大選。次日，組織瞭支持戴高樂的遊行。



示威者試圖抵製大選，並憤怒高呼「青年人已在街壘上投齣瞭他們的一票」，但政府方麵已奪取瞭主動權，6月1日，示威和集會被禁止，大批罷工工人被解僱，兩名工人在此後的衝突中死亡。



10日，大選投票開始，就這次選舉一些學者嘲諷道，如果政府不喜歡人民，為何不解散人民，再選另一群人民呢？一些運動組織者仍在做最後努力，但已無濟於事，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已精疲力竭。



16日，示威組織宣佈解散，並撤齣索爾邦等公共設施。這一天整個巴黎被裝點成標語、口號、傳單、紅旗的海洋，人們用歡呼、吶喊和歌唱，給「五月風暴」的失敗，畫上瞭「精神勝利」的喜劇性句號。30日，選舉揭曉，戴高樂派大獲全勝。



這次法國的文化革命造成瞭1000多萬法國人被捲入，1500萬工作日喪失，直接導緻幾十萬法郎的物質損失，一名總理和一名教育部長的下台，5人死亡，而它在法國政治、文化、思想領域的深遠影響，則遠非物質與金錢所能衡量的。



雖然中國「文革」和紅衛兵對五月風暴的影響更多是精神而非實際上的，但在運動的早期和關鍵時刻，一些毛派組織起到瞭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



共産主義(馬列)青年聯閤會(UJCML)是運動中最具「正統毛派」色彩的組織，他們和在中國的「洋紅衛兵」有一定聯係，並定期嚮中國使館索取最新的宣傳材料，以獲得「來自中國的革命經驗」。



早在運動之初他們就提齣，學生要走上街頭，打齣旗幟，而一旦工會宣佈支持學生，工人開始罷工，學生們就應依照「中國戰友」們的榜樣，進行大串連，深入工廠，擴大運動的規模和聲勢。



和他們站在同一立場的，還有「馬列主義聯盟」、「馬列主義小組」等幾個組織，這些組織的人數都不多，但影響力不容忽視，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和號召，起初茫無方嚮的學生們幾乎立即學會瞭「如何革命」。



按照中國同誌的方法去做，雖然那不過是這些法國毛派分子們想像中的「中國方法」而已。正是因為他們的影響，五月風暴中的巴黎街頭，不但可以看到法國傳統的街壘、紅旗和鵝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國文革特色」的大字報、大串連、飛行集會。



在他們的影響下，遊行的行列裏齣現瞭穿著打扮和紅衛兵彆無二緻的法國青年，他們不但喊齣瞭「與工農結閤」的口號，而且真的試圖這樣去做瞭——盡管這樣做的並不隻是他們，在運動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們，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瞭。



比毛派組織更活躍、更有號召力的是託派。早在運動伊始，託派「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就敏銳地意識到一場風暴的即將到來，並連夜從布魯塞爾驅車趕往巴黎，趕在街壘之夜前夕召開瞭託派學生組織會議。



鏇即擴大為全體學生的大會，曼德爾在會上所作《從反對資本主義大學到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說，被公認為將五月風暴的重心由校內擴展到整個社會的衝鋒號。



無政府主義者同樣是此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紅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雖被法國政府驅逐，卻又設法潛迴巴黎，意大利詩人誇魯奇更是在街壘中完成瞭《到底發生瞭什麼》這部紀實詩篇，被譽為「五月風暴的最佳報道」。



除瞭少數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組織的成員都以「純粹革命者」自居，推崇軍事化的管理、嚴格的道德規範、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風暴給當時和後來人的印象卻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鬆散、無拘無束甚至縱慾。



原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們隻是運動的參與者，而絕非運動的操縱者和多數，整個運動的發生和發展，都是無數有著不同傾嚮、不同主張的青年人自發參加、自覺推動的結果。



他們的口號從反對主流社會、反對種族歧視到反對美國擴大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對華政策；從爭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廣泛的民主」取代資産階級代議製。



從女權主義到環保主義；從思想自由到性開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們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鬍誌明、、魯迅、列寜、托洛茨基……



這些來自不同國度和時代，有些觀點大相逕庭甚至針鋒相對的革命領袖的巨幅畫像，被他們的支持者高舉者，肩並肩地走在一起。



騎在同伴肩上、高揚越南南方共和旗幟的23歲女子卡羅琳，更是被推崇為「紅五月姑娘」，她的這一造型也成為「紅五月」永恆的象徵。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社會結構的逆反，和對物慾橫流當代社會的反思。



法國學聯(UNEF)和全國中高學校教師工會(SUESUP)在其領導人索瓦捷奧和阿蘭。吉斯梅爾的倡導下積極投入運動，成為罷課運動的組織者。



此前曆次工人運動的主力、有濃厚法共背景的法國總工會(CGF)和民主勞工同盟(CFDT)則和學生組織共同發起瞭5月13日大遊行，並推動瞭此後的全國罷工潮。



和這些組織、個人相比，傳統左翼政黨、政客反應要慢得多，13日的大遊行纔首次齣現瞭社會黨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和法共總書記羅歇等人的身影。



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左翼中的右翼」的社會黨此番錶現更激進，「紅毛邦迪」曾高呼「讓我們和孟戴斯站在一邊」，密特朗則乾脆當眾呼籲戴高樂辭職，由法朗士擔任總理，他自己齣麵競選總統。



而法共則顯得拘謹保守，在整個運動中並無突齣錶現，其所影響下的總工會更毫不含糊地拒絕考慮任何以暴力奪權的想法。



絕大多數知名學者、教授站在瞭學生一邊，如利奧塔、福柯、雅剋。拉康、勒佛菲爾、布朗肖、西濛。波娃以及西班牙社會學傢卡斯特爾等，米歇爾。



比托爾為首的一群作傢以佔領作協辦公室錶示瞭對學生的響應，年逾七旬的著名詩人阿拉貢甚至在「紅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廣場當眾演講。



素以「介入政治」的態度聞名的哲學傢薩特更是積極參與，不但多次發起倡議、參加訪談，更以平等的姿態熱情鼓勵、贊揚學生，希望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一個「與父輩不一樣的將來」。



他不但呼籲知識分子支持學生，甚至坦誠地自我反省，聲稱「盡管我也反抗瞭一輩子，最後仍難免受到這個社會的某種牽製」，盡管他坦稱自己並未完全弄懂學生們的訴求，但仍毫無保留地支持、參與這次運動。



當然並非每個學者都如此，哲學泰鬥阿隆、楠泰爾學院教授萊維納斯、結構主義哲學傢羅蘭。巴特等就站在瞭學生的對立麵。



萊維納斯每天夾著皮包按時走進空無一人的教室，又按時下課離開，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薩特反目成仇，脣槍舌劍。比較特殊的是哲學傢德裏達，他積極參加瞭最初的集會，但很快選擇瞭遊離和躲避。



對於學者的不同立場，學生們作齣瞭情緒鮮明的反應。薩特受到瞭熱烈追捧，他演講時，能容納3000人的會場擠進瞭7000學生，「寜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成瞭當時最響亮的口號。



為瞭抗議阿隆的親美立場，學生們甚至拒絕他在巴黎高師作學術報告。對於曾去過中國，並嚮學生們宣揚「中國革命優點」的羅蘭。巴特，他們則辛辣的嘲諷「結構主義沒上街。」



由於朗格魯瓦事件，電影界積極響應瞭學生們的運動，特呂弗、戈達爾、路易-馬勒、羅曼-波蘭斯基等四名戛納電影節評委喊齣「要電影更要革命」的口號，迫使電影節中止。



《電影手冊》雜誌主編杜比亞納和「真理電影」學派的電影人們也公開聲援學生。在索爾邦，電影人、影評人、觀眾、影院職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討法國電影的種種問題並匯集成冊，被後人稱之為「法國電影史上的三級會議」。



更多電影人直接投身運動，他們所拍攝的「紅五月」膠片據說長達幾公裏，而正如貝特魯齊電影《夢想者》中描述的，讓-皮埃爾-雷奧手中的傳單如烽火般燎動瞭索爾邦，最終與學生運動聯閤演變成「五月風暴」。



被五月風暴觸及的還有藝術傢們，著名的「情景主義國際」齣於他們批判現實和反資本主義的立場，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中，並充分發揮他們的藝術纔能和想像力，創造齣許多生動形象的、被稱為「塗鴉」的街頭宣傳畫。



他們甚至主張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員會取代現有的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些藝術傢們的頭腦，甚至走到瞭「革命學生」的前麵，這也充分體現瞭五月風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質。



如果說還有哪一位當時的政府官員比戴高樂對「紅五月」感觸更真切、更深刻的話，那一定是蓬皮杜瞭。早在運動開始初期，他就一針見血地指齣，受到衝擊的不是政府，不是製度，甚至也不是法國，而是當代文明。



就在風暴在「勝利般的失敗」後逐漸歸於平靜後，他又公開預言：一切都不可能與從前一樣瞭。



戴高樂雖然以強硬的手段渡過難關，卻因此大大損害瞭自己的政治聲望，在不到一年後的公民投票中黯然下台，繼任者正是蓬皮杜。雖然戴高樂一手創建的「保衛共和聯盟」仍是法國政壇舉足輕重的黨派，但戴高樂的時代已經謝幕瞭。



五月風暴裏不同政黨的錶現，令此後法國政壇格局完全改變。社會黨取代瞭共産黨，成為左翼的中堅，在運動中當眾高呼「戴高樂辭職」，宣傳自己將競選法國總統的密特朗，於1981年的「紅五月」成為第一位社會黨總統，並連任達14年之久。



戴高樂時代的法國是國際舞台上卓卓不群的另類，他們敢於在北約和防務問題上和美國唱反調，敢於不顧美國的反對和中國關係正常化，與此相對應的是，法蘭西人一直驕傲地恪守自己特色鮮明的生活習慣和節奏，頑固地抵禦著英美現代文化的入侵。



五月風暴改變瞭這一切，從這一刻開始，法國人的思維、感覺、談吐、服裝，或是對孩子的教育、夫妻生活以及度假休閑都與以前不同瞭，這場風暴一下子改變瞭法國人的文化，使它一下子接近美國和西歐其它主要先進國傢如英國的文化。



五月風暴改變瞭這一切，從這一刻開始，法國人的思維、感覺、談吐、服裝，或是對孩子的教育、夫妻生活以及度假休閑都與以前不同瞭，這場風暴一下子改變瞭法國人的文化，使它一下子接近美國和西歐其它主要先進國傢如英國的文化。



這樣的變化在戰後歐洲乃至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發生著，但法國，惟有法國，纔會用「文化革命」的非常方式，把其它國傢十幾年纔演完的節目集中在一個月裏上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紅五月」以濃厚的反美色彩聞名，最終卻為法國帶來更濃厚的美國色彩；



他們在運動中對美國喊齣的「不」甚至比對戴高樂喊齣的還要多，但結果卻是令此後的法國政府對美國說的「不」越來越少，越來越溫柔。



雖然還有許多步調不一的地方，但自那以後，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執政，法美兩國政府的立場都遠比戴高樂時代接近得多，法國在國際舞台上也越來越多扮演美國盟友、而不是戴高樂所說的「諍友」的角色。



工人也許是這次運動中最失意的一群，他們的參與者最多，堅持時間最久，付齣代價最大，但提起「五月風暴」，人們總會自然想起學生而忽略瞭他們。



「紅五月」之後，學者們仍然可以治學，政客們仍然可以從政，迴到課堂的學生們畢業之後，仍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從他們所反對的「製度」裏找到自己的職位和前途，被開除的工人卻很難再尋迴丟失的飯碗。



更讓他們睏惑的是，此後的發展使得整個産業工人的聲音越來越微弱，這一方麵是由於他們本身在就業比重中的急遽下降，另一方麵則要歸咎於法共在左翼主導權的喪失。對法國以至整個西方而言，工人運動的黃金時代過去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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