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大陸社會有濃厚的仇富情緒 有嚴酷的欺貧狀況 社會如何不仇富，不欺貧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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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大陸社會有濃厚的仇富情緒，有嚴酷的欺貧狀況，還有體製造成的諛官惡習。大陸知名學者秦暉提齣瞭如何麵對這些難題的思路。

    前年茅於軾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引起爭論：「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實際上，如今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有個正當權利的問題，而且正當即權利（right一詞，就是「正當的」之義）。

    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

    曆史上窮人與富人的權利都有一個進步的過程。所謂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指的是不受侵犯，後者指的是要求保障，權利也有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之分。從曆史上看，窮人與富人都需要這兩者，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前者都是後者的基礎。兩者雖然會産生矛盾，但可以通過憲政下的「群己權界」劃分來解決。

    隨著時代的進步，弱勢者的「消極權利」（不受侵犯的權利）得以確立，「積極權利」（要求保障的權利）也從無到有。國傢對他們無剝奪自由之權，有提供福利之責。

    窮人消極權利有進展

    19世紀後期，英國實現無財産資格限製的普選權，在比較完善的民主製度下，「為自由而限權」與「為福利而問責」的進程都在發展。此後英國（乃至其他民主國傢）盡管一直有「自由放任」與「福利國傢」的爭論與「群己權界」左右遊移，但是再發達的「福利國傢」也不能濫權，再瀟灑的「自由放任」政府也不能無責。

    2003年以前我國的強製收容製度實際上是秦製「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的延續。「孫誌剛事件」後收容惡法被廢止，錶明我國在確認窮人的消極權利方麵取得瞭重要進展。雖比英國晚瞭170年，仍然令人鼓舞。但另一方麵，前年被揭露的要求對小攤販施加巧妙暴力的「城管教材」和最近爆齣的「四川渠縣救助站基地被指販賣智障者赴外地務工」等新聞，也錶明在這方麵我們仍然任重道遠。

    我國近年來在建立現代福利製度方麵也大有進展。但應該指齣：獲得保障的「積極權利」隻有在不受侵犯「消極權利」基礎上纔是真實的。而我們這個基礎還遠遠談不上穩固。

    為窮人說話同樣重要

    在我國，「棚戶居住權」是一種市民特權。如果市民住在棚戶裏，你不能趕走他。而農民工就不行。我國號稱沒有貧民窟，其實從來就有棚戶區。住棚戶區的市民，除非給他們改善居住條件，是不能趕走的。而租住棚戶的打工族是可以無條件趕走的。市民的「棚戶區改造」政府對居住者有安置與補償責任，但「外來族」聚居區的「城中村」或「城鄉結閤部」改造，政府隻對本地戶籍房主（他們通常已不住這裏）有責任－這當然也是進步。那些數量往往十倍以上於房主的打工者租住戶都是被無條件驅逐的，更不用說那些「違章」居住的打工者瞭。

    而如果連「不被驅逐」的權利都沒有，他們能有要求改善的權利嗎？棚戶區的貧睏市民可以申請廉租房，是以他們原來在棚戶區擁有「不被驅逐權」為前提的。而那些可以被任意驅逐的人，不被「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地暴打一頓就謝天謝地瞭，還敢提什麼要求？

    在我國不僅富人需要不受侵犯的消極權利，窮人也需要、甚至更需要這種權利。隻有可以不受侵犯，纔能進一步要求保障。在「欺貧」病與「仇富」病同樣嚴重的中國，「為窮人說話」無論是與「為富人說話」相比，還是與「為窮人辦事」相比，至少是同樣重要。

    在權與錢間竪起屏障

    在社會的另一端，曆史上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專製時代對富人也有兩種典型的態度：一種是權錢結閤的紅頂富人跋扈囂張、不可一世，一種是無權無勢的平民富戶成為權力刀俎下的魚肉。兩種態度看似相反，其實相成。

    隨著時代的進步，這兩者都被淘汰。關鍵是憲政製度下的「群己權界」在「權」與「錢」之間竪起瞭屏障。一方麵「群域要民主」，使得私人不能專斷公權，亦即公權不能私用，權勢不能帶來財富；另一方麵「己域要自由」，使得公權不能入侵私域，亦即國傢權力受到製約，因而權勢也不能剝奪財富。

    權勢既不能帶來財富、也不能剝奪財富，那麼公平的競爭就成為可能。在公平競爭中緻富的人們在依法履行對社會的義務（納稅等）後，享有充分的財産保障和經營自由，但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法律特權。他們的進取精神得到社會的尊敬，他們也以納稅來為公共服務，包括對窮人的社會保障做齣義務性的貢獻。

    而富人超越納稅義務的額外奉獻，就是慈善。慈善不同於納稅就在於它是不能強製的，因此這種自願行善不僅應該得到社會的贊賞，而且應該得到額外的感謝。他們如果不做你不能指責，但是他們做瞭，這個社會就要感謝他們。這與政府為大傢辦事是不一樣的。

    彆把政府當大慈善傢

    政府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謝。因為政府就是老百姓僱用的「公僕」，是為老百姓辦事的一個機構。政府該拿老百姓的錢為老百姓辦事，拿瞭錢不辦事就該指責，而政府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謝。除非政府官員不是用稅款而是自己掏腰包辦公益，那就與一般慈善傢那樣應該贏得感謝瞭。

    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的態度往往相反。對政府救災的感恩戴德之聲高入雲霄，對民間慈善反倒視為理所當然，慈善少瞭還會引起「逼捐」的責難。這就是把對政府和對富民的應有態度完全顛倒瞭。政府救災是必須盡的責任，盡瞭無需感謝，不盡就該問責。而民間慈善是隻能自律不能律人的義舉，不做，彆人無責可問；做瞭，大傢應該感謝。

    如果把政府當成大慈善傢來感謝，這就是放棄瞭對政府的限權問責。而如果把民間慈善者當成「公僕」來問責，這除瞭欺軟怕硬，還破壞瞭慈善本身所體現的美德和榮譽感。我國富人的公益心與發達國傢相比總的來說差距很大，這除瞭體製造成的為富不仁者本身素質問題外，體製造成社會上的這種諛官責民的風氣，不是謝善問責，反倒謝責「逼善」，導緻慈善變味，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

    一個尊重群己權界的社會可能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貧富差彆，但可以有起碼的公正與是非標準。社會因此不會仇富，不會欺貧，它應當成為我們的努力方嚮和奮鬥目標。

    （摘自南海網2011-1-29，作者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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