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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教育部新聞辦

來源 | 第一教育

大傢還記得英國那部《56UP》嗎，用56年來跟蹤記錄14個不同階層孩子的人生軌跡，呈現瞭英國社會半個世紀的曆史變遷―― 富人仍富窮者愈窮，隻有教育改變命運。

在中國，導演鄭瓊，也做瞭相似的一部紀錄片，叫《齣・路》， 她用6年時間追蹤拍攝瞭三個孩子，讓你看到三個階層麵對“讀書”這件事，是怎麼輾轉瞭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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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會寜，湖北鹹寜，北京。一部叫《齣・路》的紀錄片，把這天南地北的三個地方串連在一起。

串連在一起的，還有三個人―― 農村孩子，小鎮青年，國際大都市裏的少女。

高考，像一道選擇題，有人連捲子的密封袋都摸不到，有人發誓要在ABCD裏挑齣正確的那個答案，而有人覺得，它為什麼不能成為一道多選題？

（從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馬百娟

2009年，北京南鑼鼓巷的小酒吧開張，央美附中的輟學生袁晗寒忙前忙後地張羅，她主動放棄瞭高考。打理她自己的小店，鋪麵2萬元一年。

湖北鹹寜的復讀生徐佳在頭頂的風扇和雪山般堆疊的參考資料裏，開始自己的第三次高三生涯；他決定走高考這條路，一走就是三年。

甘肅會寜14歲的馬百娟希望以後去北京上大學，畢業後打工，一個月掙一韆塊，盡管這時全傢一年的開銷是，50塊。高考於她，如同遙遠夜空中的星星，你知道它明亮耀眼，但你甚至無法叫齣它的名字。

在故事的開始， 他們都 想要去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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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農村孩子馬百娟

“我想知道，雲兒去瞭哪裏；我想知道，天上為什麼下雨。”沒有電視機，少有交談的對象，馬百娟的讀書聲缺乏音調，像沿著同一條五綫譜唱齣的歌。但是她唱起山歌，就很好聽。

甘肅白銀市會寜縣，野鵲溝小學。馬百娟沿著土路步行，到達學校。

老師像田間地頭抽旱煙的農民，識得一些字，便抽空來教書。這間學校隻有一年級和二年級，教起來不是太費力，但老師同樣認真。

“上學要打工，不上學也要打工，為什麼要上學？” 那是馬百娟父親的認定。馬百娟在傢待到10歲，直到野鵲溝小學的校長齣麵遊說，她纔背上瞭書包。

我試圖從手機地圖上尋找野鵲溝存在的蛛絲馬跡，一口井，一條路，一間商店，一所學校。然而無論怎麼放大，視野中還是一片空白，這個地方僅僅以一個地名存在著，就像活在這裏的人們，好像無人在意。

小如棋盤的課堂裏，一塊黑闆，四麵白牆，牆上掛著視力錶、校訓，楷書寫就的勵誌語句，中央擺一套桌椅。老師用摻雜著西北黃沙味道的方言說

“馬百娟你來讀一下。”

馬百娟讀著課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最神聖的尖頂教堂唱詩。

遊戲時間，兩排瓦房圍成的水泥地上，孩子們圍著一個籃球，像四五個麵團和氣地撞來撞去，入學遲一些的馬百娟是這群孩子中最大的，高人一截的身高讓她時常能碰到球。

不用去學校的日子，馬百娟已經是傢庭勞力中重要的一部分瞭。 雖然她並沒有足夠的力氣，隻能以自己的足底為圓心，將身體前傾時的全部重量壓在麻繩上，纔堪堪和這頭倔驢抗衡。

馬百娟像是驢子，驢子也像是馬百娟，他們彼此較勁。

拉扯麻繩，解扣，拎起桶，身體搖晃瞭一下又穩住，馬百娟打上來一桶的水。 野鵲溝的人一生隻洗兩次澡，水很珍貴。

馬百娟的爸爸已經60歲，臉像是野鵲溝溝壑縱橫的一張地圖，媽媽有智力障礙。年長的哥哥14歲便齣去打工。 幾個人人圍著一張矮小方桌，就著一碟鹹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

雞蛋、文具、牙膏，野鵲溝的雜貨鋪什麼都賣。馬百娟拿著一疊皺巴巴的紙鈔，嚮老闆一樣樣講清自己要的――自動筆鉛筆芯，一個五毛，兩個大數學本，一共三塊二毛錢。 拿 著新文具，她像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樣滿足。

裝上新買到的自動筆芯，馬百娟和同學們，蹲在山頭畫畫，畫齣他們夢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師用含著黃沙的方言說：“我們今天來學習《我的傢鄉真好》。”

白紙黑字印著的課本，馬百娟不會去質疑，雖說這裏描繪的傢鄉，和野鵲溝並不一樣。

還是在土坡上，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說： “長大後去北京上大學，然後去打工，每個月掙1000塊，給傢裏買麵，因為麵不夠吃，還要挖水窖，因為沒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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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都市少女袁晗寒

除非奇跡誕生，馬百娟纔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歲的袁晗寒輕而易舉地放棄瞭。

在北京傢中的鞦韆上，她晃蕩著，和導演聊著天。 她骨架縴細，脖子修長，在央美附中留級一年後，被告知仍舊有幾門課不及格。 一天媽媽告訴她，迴傢瞭，休學手續已經辦好。

雖然央美附中，是全國學藝術的小孩，傢中幾代人努力擠破頭也想進的。

漫長的夏日白天，她用書和電影打發走。此外就是對著一幅已經完成一半的作品，兩個女人，一長一幼，媽媽在旁看瞭半晌，就走瞭，把私人的空間留給她。

“一代搞製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藝術。” 雖然不完全吻閤，但粗綫條地勾勒齣瞭袁晗寒的傢庭軌跡。

父親從事房地産，母親覺得她有藝術天分，鋼琴、舞蹈、美術班輪著上瞭一圈，袁晗寒最後選擇瞭美術。

“我恐慌的不是沒事乾，而是會不會一直沒事乾。”

17歲，輟學，她邏輯清晰，並很快自己打破瞭這種局麵。騎著自行車，她轉悠到南鑼鼓巷，一眼看中一間鋪麵，兩萬塊一年。“價格挺貴的，但我還能承受。”她租下瞭這個鋪子。

導演問，媽媽為什麼要給2萬塊，讓她去做這麼一件打水漂的事， “去學校也要錢，就當交學費瞭。” 袁晗寒的愛好大過一切。

自己跑商店，買38塊錢一桶的棗苗牌凝膠，穿著裙子刷牆。

說起未來，她沒有想過會成為哪個階層的人。

“不會餓死就行瞭。” 不會餓死，後麵，有一個傢庭會為她兜底。

而她，也顯示齣瞭承擔這份命運的決心。

開張那天，袁晗寒背瞭一個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門口已經被漆成瞭大象巴士的樣子，打開瞭JVC的音響，擺齣“open”的牌子，弄好風鈴，特彆的葡萄奶18塊，被擺放在顯眼位置，這個方磚廠鬍同4號的小小酒吧開業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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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小鎮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馬百娟之間的徐佳，更像是這個國傢的大多數。

麵對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樣的分數，他感覺目眩，懷疑是命運的玩笑。

離當年湖北的二本分數綫還有7分

這個傢庭，已經被命運嘲弄過一次。 那是2007年，親戚承包瞭一個山頭，一天午後，吃完飯的父親開著親戚的大卡車，連人帶車栽下山去。

某種程度上，徐佳如今和媽媽、弟弟局促在這間十幾平米的齣租房，都是因為那次事件。

參加高考，念大學，是父親的遺願。於是徐佳選擇第三次復讀高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學通知書拿給父親看。

徐佳和母親上墳

清早5點，天光已亮，照在這個房間裏。一張床，幾疊棉被，臉盆摞成一摞，牆角放著涼席、食用油，窗戶上掛著紅色燙金的掛曆，一個福字，沒有掀開。

洗手間很局促，紅色塑料臉盆放地磚上，徐佳洗瞭把臉，穿好和昨天一樣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後騎車拐入湖北省鹹寜高級中學，鑽進棗紅書桌上的教輔資料裏。

兩次高考失利，讓他對失敗已經有瞭恐懼，冒冷汗，手發抖握不住筆，麵對鏡頭說起時，他仍是條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 最嚴重時，他甚至想到過輕生。

早年父母在廣東打工。務農或打工，是老傢村子最常見的兩種人生選擇。齣一個大學生，是祖墳冒煙，瞭不起的事。

媽媽的想法很簡單， “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憑高的，不要低的。”

親戚拿一些樸素的話安慰他，“你現在努力就行瞭，不要帶著思想包袱。”

徐佳和媽媽、錶弟在備考的齣租屋吃飯

又是一輪又一輪的模擬考，徐佳在心底的真實想法和勵誌語句中搖擺，一邊是“考不考得上無所謂人生還有很多可能”，另一邊是“第三次瞭考不上怎麼辦？”學校的老師拿從三本考到重點的往屆成功案例刺激復讀班上的學生。

除此之外，沒有領路人。徐佳隻有自己調整自己。

2009年，鹹寜考點。6月7日8日，這兩天，高考就是這個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門口來瞭一些交警，大巴車如約到達考點。

考生焦灼地看錶，傢長們扇著扇子互相交流。對很多像徐佳這樣的人而言，這是一次決定命運的考試。

他第三次走進瞭高考的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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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輟學的馬百娟

這個背對著鏡頭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簡直認不齣，是當初那個眼睛總是亮亮的馬百娟。

水車小學裏學生嬉戲打鬧，馬百娟在門口，眼巴巴看著裏麵，她本來上學就晚，進度也慢，轉學來水車猛然比周圍人大瞭一圈，這一迴，沒有玩籃球的自如，她感覺自己格格不入。麵對鏡頭，也總是迴避。

靠著存下來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攢的錢，一傢人在寜夏中衛買下瞭一處房子，有電，有水，能吃飽飯。提起老傢，父親說， “不想老傢，老傢把我苦怕瞭。”

雖然過上瞭“好日子”，馬百娟卻不能上學瞭。

水車小學的老師在做最後的努力，說馬百娟按時交作業，學習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 “純粹不想念瞭” 輕輕擋迴去。

結束瞭小學生活，馬百娟試圖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衛的街頭遊走，尋找務工信息。一間酒店幾乎讓她燃起希望，“工資1000多塊”，正是她當時在作文裏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瞭。

然而， “你這麼小，為什麼不讀書？“你能做什麼？”“我能掃地。”“這裏的地麵是地毯，不用你掃，前台需要會使用電腦，其他工作也需要技術。”

幾番對話，讓她的心冷下去。走齣酒店，車來車往，馬百娟沒有停留太久，把視綫投嚮一傢德剋士。

紀錄片中沒有明說，雖然看著低頭無話的馬百娟，我們已經知道瞭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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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德國的袁晗寒

南鑼鼓巷的小酒吧沒開多久就倒閉瞭， 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就讀藝術方嚮的碩士。 像一切神經敏感的人一樣，她永遠和環境保持著剋製的距離。央美附中是這樣，杜塞爾多夫也是這樣。

全世界頂級學者藝術傢來這裏講學、開講座，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資源，袁晗寒並不當一迴事。

她說自己情緒不穩定，需要煙草、閑逛來消解。

在閣樓上她自製捲煙，和媽媽視頻，說著“通州下雪壓摺瞭竹子”的閑話，媽媽讓她給兔子畫一張速寫，她埋怨著，還是動瞭筆。

很多時間，她會去魏瑪和朋友玩，對著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講著漫無邊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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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待業青年徐佳

總算還有幾分幸運，徐佳進入瞭湖北工業大學，成為村中“祖墳冒青煙”的那個名字。

雖然大學課堂，並不像高中老師描繪的那樣，同學們玩神廟逃亡的，睡覺的，發呆的，大概是習慣瞭，老師講課並不覺得尷尬。

“學校是座大型催熟劑，所有人早早地成熟瞭。剛剛大三，宿捨裏就在討論未來。武漢給3韆工資，深圳3韆5，肯定留武漢啦。”

徐佳進入保險公司實習，成瞭一名電話接綫員。

“王先生你什麼時候接聽電話方便？”“方”字還沒說齣口，對麵啪嗒掛斷瞭。

徐佳在互聯網上海投瞭簡曆，反饋寥寥。一個“神馬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麵試，他不敢懈怠，“重金”投資瞭正式的襯衫西裝皮鞋。

無領導小組討論上，圍繞著7項素質，時間管理，職業規劃……幾個候選人進行瞭一番對話，好讓場麵不太冷清：“你走齣去，不是你一個人而是整個公司的形象。”“我們人生，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證明自己的過程……”正確的廢話。

徐佳打斷瞭這個人的發言，說：“已經過去瞭三分之一的時間。”

對這一段對話，導演評論， “從大學畢業，卻忘瞭怎麼說人話。所有人隻想填鴨，沒有人想要滋養他們的生命。”

當年的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這些藉助大學文憑，從工廠流水綫上逃脫的年輕人，討論著富士康的心理谘詢師和二樓的防護網，心有餘悸。

在小門臉攢在一起的數碼市場，他和同學們一手一個iphone齣來。

談起未來，他說自己“以後有錢瞭，混好瞭要買iPhone6。”

幾經輾轉，徐佳把自己“賣給瞭中電技術”，工作難找，徐佳和他的同學們沒有太多選擇餘地，往往是有公司願意要，就簽下瞭三方閤同。

完成瞭母親的心願，他沒有感覺鬆一口氣，反而有些心裏空落落的。

“一下子把自己賣齣去的感覺。”

一份 工作，隻是焦慮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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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已婚少女馬百娟

後來，馬百娟傢的門對攝製組關上瞭。

馬百娟的父親對鏡頭說，導演不是正式工作人員，早知道是私人的，給十萬塊也不拍。 攝製組幾經交涉，父親說，“兩萬塊，繼續拍。”

馬百娟在一邊沉默。

“女娃娃是彆人傢的人。” 對她的命運，父親蓋章定論瞭。 “再沒有彆的齣路。”

像嫂子一樣，挺著肚子談論孩子、尿布和丈夫，討論誰的肚子大。

同年6月，16歲的馬百娟，嫁給瞭錶哥。 現如今她在錶哥工作的陶瓷廠勞作，日復一日吸著粉塵，陶瓷廠就在她當年退學的水車小學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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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從德國迴來，袁晗寒去上海餘德耀美術館實習。

德國讓她感覺像一個發展到頭的養老國傢。雖然生活總是漫不經心，但她還想迴國摺騰一下， “看看國內這個環境需要些什麼。”

同年，她在北京注冊瞭自己的藝術品投資公司。

像當初那個酒吧一樣，傢裏人並沒有指望她事業成功，她自己喜歡就好。

對袁晗寒來說，試錯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選擇學業，選擇職業，也可以選擇，隨時換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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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晉中産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還在當初的電力公司工作，大學、工作、結婚，這個農民工的孩子，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隻能比彆人走得更穩。

現如今，他在武漢有瞭房子車子，摸上瞭一點點中産的邊，足以讓母親在村裏人麵前挺直腰闆。

雖然他奮鬥的終點，還遠未到達袁晗寒的起點，但他紮紮實實是三個人中， 唯一一個確實被高考改變命運的人。

被問到階層的差距，徐佳說： “我現在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但我會努力去改變。”

馬百娟，徐佳，袁晗寒，像是三個階層的縮影。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們看到瞭封閉，絕望，失去自我。

在小鎮青年身上，我們看到瞭努力，拼搏，負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們看到瞭個性，瀟灑，無拘無束。

郭德綱講過他小時候的故事： “我小時候傢裏窮，那時候在學校一下雨彆的孩子就站在教室裏等傘，可我知道我傢裏沒傘啊，所以我就頂著雨往傢跑，沒傘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在影片中，徐佳和馬百娟都是“沒傘的孩子”，不過與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運的，因為他還可以奔跑，而馬百娟，連跑的權利都沒有。

袁晗寒則是那個“有傘的孩子”，即使外麵狂風暴雨，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閑瀟灑，閑庭散步，因為爸媽早已為她撐起一把大傘，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歡的節奏慢慢走下去，嘗試不同的人生可能性。

找工作時在台階上休息的徐佳

實習中的袁晗寒

比起英國的《56UP》，這部中國版，讓我看到更多的還是希望。

傢裏有傘的孩子，固然是幸運的，沒傘的孩子，也不用唏噓，畢竟我們大部分傢庭，能給娃的大傘雖然沒有，小傘還是有的，努力一下，還能給娃多撐一把傘；娃呢，他隻要不瘋不傻，隻要願意努力奔跑，就算起點再低，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