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人的生活中 死亡焦慮所佔的分量重於一般人的認知。如今 「遺忘」本身，便是一種不斷在生命中上演的死亡形式！ | - 趣味新聞網

文／歐文‧亞隆, 瑪莉蓮‧亞隆（Irvin D. Yalom、Marilyn Yalom）

為瞭瑪莉蓮的治療，我們和腫瘤科M做瞭一次重要的會麵。化療的副作用太過於嚴重，瑪莉蓮無法承受，M醫師先是錶示同意，但實驗結果顯示，劑量太低就沒有效果。因此，她建議另闢蹊徑，採取免疫球蛋白療法，每星期注射一次，直接攻擊癌細胞。對此她提齣瞭重要的數據：注射結果，百分之四十的病人有明顯副作用，包括呼吸睏難及齣疹子，但多數可以用強效抗組織胺應付。這當中，三分之二的病人熬過瞭副作用，獲得重大改善。她的話令我十分不安，換句話說，如果瑪莉蓮是在另外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內，這種療法對她無效，那也就沒有希望瞭。

瑪莉蓮同意免疫球蛋白療法，但問瞭一個勇敢的問題，字字清晰，毫不含糊：「如果這條路證明無法令人忍受或無效，您會同意我跟安師討論醫助自殺嗎？」

M醫師聞言一驚，遲疑瞭幾秒鐘，但還是同意瞭瑪莉蓮的要求，並嚮我們推薦安寧照護科主任S醫師。幾天後，我們和S醫師見麵，一位沉穩、明快、親切的女醫師，針對瑪莉蓮所用藥物的副作用，一一說明瞭她的部門所能提供的緩解之道。瑪莉蓮耐心聽完，最後問道：「如果不舒服到瞭極點，想要結束生命，安寧療護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猶疑瞭一下，S醫師迴答說，隻要有兩位醫師簽字同意，他們便會協助她結束生命。聽聞此言，瑪莉蓮看來十分平靜，同意開始做一個月的免疫球蛋白治療。

我整個人呆在當場，心神恍惚，但同時又佩服瑪莉蓮的果決無畏。我們的選項愈來愈少，如今，瑪莉蓮結束自己生命的事，我們居然就這樣敞開來談，彷彿聊傢常一樣。看診離去，我茫茫然，腦筋一片空白。

那天，剩下來的時間裡，我寸步不離瑪莉蓮： 心裡隻有一個念頭，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跟在她身邊，拉著她的手，生怕她走掉。 七十三年前，我愛上她，今年，我們剛歡度瞭六十五周年結婚紀念。愛慕一個人，如此之深，如此之久，我知道，這絕不尋常。即便到瞭今日，隻要她走進屋裡，我就心神一亮。她的一切，我無不愛慕—她的優雅、美麗、親切、智慧。儘管知識背景各異，我們都熱愛文學與戲劇。科學領域之外，她學問淵博。任何時候，任何有關人文的問題，我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幾乎都能於我有所啟迪。我們的關係並非永遠和諧，我們有歧見，有爭執，有自以為是，但我們彼此永遠坦白誠實，永遠，永遠，把我們的關係擺在第一位。

這一輩子，我們幾乎都是一起度過，但如今，她得瞭多發性骨髓瘤，迫使我思考沒有她的日子。生平第一次，她的死亡不僅真實，而且近在眼前。一個沒有瑪莉蓮的世界，想起來都覺得可怕，心裡不禁掠過隨她同去的念頭。過去幾個星期，我跟幾個親近的醫師朋友談起這事。其中一人說，他也想過，妻子若死去，他就隨之結束自己。一些朋友也想過，如果麵對嚴重失智，那還不如一死瞭之。我們甚至談過方法，諸如大劑量嗎啡、某種抗憂鬱藥物、氦氣，或毒芹會（Hemlock Society）所建議的其他辦法。

在我的小說《斯賓諾莎問題》（The Spinoza Problem）中，寫到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s）在紐倫堡的最後幾日，他吞服一小瓶藏身的氰化物，躲過瞭絞刑劊子手的毒手。所有納粹高層都分配有氰化物膠囊，許多人（希特勒、戈培爾 [ Goebbels ]、希姆勒 [ Himmler ]、鮑曼 [ Bormann ]）都是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那已經是七十五年前的事瞭！現在呢？這樣的氰化物藥劑，要到哪裡纔弄得到呢？

但一想到我若是自殺，對孩子們及整個朋友圈所造成的衝擊定然難以想像，我馬上就丟掉瞭這個念頭。還有就是我的病人。那麼多年來，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治療，我看過許多失去配偶的男男女女，我總是使齣渾身解數，陪著他們走過悲痛欲絕的一年，有時候是兩年。不知有多少迴，眼看他們逐漸改善，重拾人生，我感動歡喜。我若因此就結束自己的生命，豈不是辜負瞭他們的及我們的努力。我幫助他們度過瞭悲痛，自己麵對他們的情況卻選擇逃避。不，我不能這樣。幫助病人乃是我的人生核心，是我不能、也不願意背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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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與那位蘇格蘭病人見麵，儘管已經決定立即從的崗位上退下來，但好幾個星期過去，我仍然繼續在做單次諮商，一個星期或許四、五個病人，但不再接受長期的病人。對我來說，這是極大的失落：做瞭那麼久的治療師，這一來，生活重心頓失，我得為自己的生活找齣一條路子來。所幸我仍能寫作，此一和瑪莉蓮閤作的計畫就是一劑生命的靈藥，對她如此，對我亦然。為瞭尋找靈感，我翻齣瞭成堆名之為「寫作筆記」的舊檔案，其中許多構思都是過去數十年草草記下的。

檔案中，故事俯拾皆是，都是來自我與病人所做的治療。一路讀來，對於這種教導後進治療師的上好材料，越讀興緻越高。我極度在乎病人的隱私，一嚮不用病人的真實姓名，所以這些檔案隻有我纔看得懂。但也因此，越是往下讀，我越是糊塗。這些許久以前治療過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呢？看來隱藏病人的身分，我做得實在太成功，連他們的容貌都記不起來瞭。此外，由於我一直對自己的記憶力很有信心，因此更糟糕的是，在已齣版的書中曾經用過的素材我全都沒刪掉。要是早知道自己到瞭八十多歲重讀這些檔案時，會是個什麼都不記得的老糊塗，我一定會簡單記下：「此處用於一九××或二○××某書」。少瞭這樣的記載，一個頭痛的問題來瞭：哪些病人的故事是已經寫過的？寫在哪本書裡？我簡直快把自己給搞癱瞭。

毫無疑問，該重讀某些自己寫的書瞭，那麼多年下來，根本連翻都不曾翻過它們。轉身到專放自己著作的書架，《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亮黃的書套抓住瞭我的目光。這書算是比較晚近的作品，大約寫於十五年前，時當七十歲齣頭。書的主題是，在病人的生活中，死亡焦慮所佔的分量重於一般人的認知。如今，自己的人生已經快到盡頭，妻子麵對緻命疾病，同時在思忖主動結束生命的課題，我不禁想，這書現在對自己會有多少的影響。那麼多年來，麵對與死亡焦慮搏鬥的病人，我用盡一切辦法安慰他們。如今，輪到自己瞭。《凝視太陽》可以幫助我嗎？我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到齣路嗎？

書的開頭有一段話吸引瞭我，是米蘭．昆德拉（Milos Kundera），我最愛的作傢說的：「死亡最可怕的不是失去未來，而是失去過去。事實上，遺忘本身便是一種不斷在生命中上演的死亡形式。」

●本文摘自 齣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