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訴求很單純、傳到外麵去卻好像變成學生要造反 所以他們就跑來問我們 蔣經國時代「加害者」心聲首曝光！校園線民嘆體製逼人：我真的不喜歡、做不來… - 趣味新聞網

過去威權時期所謂的「加害者」，到底在想些什麼？台灣走過40年戒嚴時期、直至1990年纔廢除動員戡亂條款，這期間有人被密報入獄、有老榮民因為年輕時在中國參加讀書會被入罪、蔣經國時代的大學校園也因「抓耙仔」人心惶惶，這些壓迫有受害者現身說話，卻少瞭「加害者」的聲音，而隨著促轉會的研究，「加害者」心聲也在數十年後首度曝光。

「這可能是最後一個加害者與受害者共存的世代，受害者在凋零，而壓迫者也是……」 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說。經訪談得知，有檢察官對於老榮民上吊悲歌隻說是「時代悲劇」、起訴後他就什麼都不管瞭，有校安小組成員不想害到學生、討厭這份工作，而無論所謂「加害者」的想法是什麼，結論似乎都指嚮體製迫人的一麵──促轉委員陳雨凡便說，經調查發現72.1%民眾認為下令長官應該要究責，不會隻有基層。

「每一個裏、每一個村都有完成佈建」前調查局官員揭龐大體係：把錢都砸到這裡去，等於丟到水裡…

儘管在解嚴後許多威權時期受害者現身說法，談當年被逮捕、失去自由與人生、或被監控的恐懼，「加害者」的想法卻始終缺席，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於4月30日促轉會任務成果發錶會說，就連促轉會過去「監控檔案閱覽計畫」，鄭南榕之女鄭竹梅看瞭檔案以後也想問：「為什麼我叔叔嬸嬸的名字都被寫在檔案裡，但加害者的名字沒能揭露？」倖存的受害者正在老去凋零、加害者也是，因此，促轉會對所謂「體製參與者」進行訪談，就是希望瞭解當年體製如何運作、他們怎麼想。

許多威權時期受害者現身說法談當年被逮捕、失去自由與人生、或被監控的恐懼，「加害者」的想法卻始終缺席（資料照，取自促轉會劇情片 《反白》@youtube ）

促轉會訪談對象包括12名軍法官、前警總保安處、特檢處、電監處人員6名、調查局高階與基層調查員6名、校安係統（例如訓導教務處職員）3名。葉虹靈坦言 這工作台灣開始得太晚，白色恐怖最早期判重刑的軍政首長、軍法官大多已過世，目前尚在人世、身心條件能受訪的大多是中後期人員瞭，但訪談依然有突破性意義，這些人是在民主化之後的30多年首度到政府機關接受訪談。

就訪談結果，這些體製參與者第一共通特色是「自我限縮」， 他們總會說自己的行為是服從上級、時代背景、依法行政、餬口飯吃， 一名現年80多歲的前保安處處長在拒絕受訪時，就寫瞭張字條這麼迴應：「我在保安處服務，不是主官，對業務處理無決定權，所以業務都是承上轉下、聽上級長官命令。台灣警備總部保安處是依國防法規成立的單位處理，業務時必須由軍法處軍事檢察官辦理。」

儘管當年有許多不閤理的判決，例如促轉會發現 有非常多老外省人曾在傢鄉參與過共黨讀書會與學生運動、來台灣忘記自首就在幾十年後被視為「叛亂行為延續中」入罪，一名受訪軍法官依然認為這是當事人的問題、當年的法律並沒有不對：「40年前戒嚴你都沒有齣來自首，你潛伏在裡麵，如果時效到瞭你就沒事瞭，那大傢都潛伏好瞭、哪一天整個就推翻……現在即使有討論的空間，但當年的時空背景，釋字68號解釋並無不妥。」

從調查局官員訪談，也可見威權時期相當驚人的龐大體係，一名受訪者就說：「辦案的話不是光一個人、一個單位，像這種有錢的單位各單位越多越好，所以安全局最喜歡這樣子，連憲調組都可以辦。」談起曾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一名前調查局官員也提到，當年是每一裏、每一村都有佈建情報網：

體係中當然會有覺得這一切不正常的人，一名前警總官員就說： 「我覺得這個會議和內容好像沒什麼參考性，沒有騙你，這都小題大作的鬼打架。」 一名校安小組成員雖在1980年代奉命監控學生，他坦言很難受、不想害到學生，但又一直被情治機關頻頻逼迫，最後隻好轉換跑道：

「我們隻能判案，就像生產線上的罐頭」體製之惡奉命行事 1988年無辜農民也遭捲入冤案

當然，也 有一些覺得自己沒做錯的體製參與者，例如一名軍法官就這樣看被平反冤錯政治案件：「本來就是啊，你難道還發個獎章給他不成嘛，你們要賠他錢就賠他錢吧！我沒意見……原來就依法行政，不可能說『我認為以前辦錯瞭』，那當時的法律規定是這樣啊！」

一名檢察官對1980年代老榮民之死的看法，就更典型反應齣體製參與者覺得自己隻是小螺絲釘、沒辦法的態度。葉虹靈報告，該榮民曾大喊「毛澤東萬歲」被控「為匪宣傳」罪名，齣獄後或許又因生活不順遂、因違警事件在屏東縣警局再喊一次「毛澤東萬歲」，這次就判5年瞭；1980年該榮民在土城仁教所上吊自殺，留下遺書說自己過去對日八年抗戰什麼都不怕、卻因「小人報告」變成這樣，他希望這些冤屈以後別再發生、希望獄方可憐他、給他土葬──問起當時承辦檢察官這案件，檢察官卻說不記得瞭、能說戒嚴不對嗎？

「你當時真的覺得他在警察局裡大喊『毛澤東萬歲』是在為匪宣傳嗎？」葉虹靈問，檢察官也依然迴答一切依法行政：「他筆錄，你看看筆錄，一定有，他承認一定有。」

縱覽所有威權時期體製參與者，葉虹靈說，很明顯可見這是一個封閉性的、每一層都把責任往其他人推的體製── 問起一個案件為什麼會這樣，軍事審判官說是因為檢方起訴瞭、「我們隻能判案，就像生產線上的罐頭」，軍事檢察官說「情治機關送案瞭，我們隻好處理」，情治機關則說：「國安局是龍頭，他交辦、發交的案件能不處理嗎？ 是否可以立案、偵辦進度、結果都是要送國安局的。」但再問到眾人所指的龍頭，國安局人員會說：「我們不是辦案機關，隻是統閤資訊角色。」

整個體製都在推託、說奉命行事、說其他機關來的東西沒問題，冤錯假案自然也就會產生， 例如促轉委員徐偉群報告的 1988年520農運邱煌生被控妨害公務案，直到1988年已經解嚴、蔣經國已經過世，都有體製遺毒 ──就520農運發生背景，台灣農民早因長期農業管製而積壓不滿，1988年政府宣佈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農民憤怒更是瞬間爆發、集結在立法院前抗議發生警民衝突，這時根本還沒把車開到立法院去聲援、還趕路中的邱煌生，就被指控在白菜車下藏石頭、讓農民拿石頭丟警察，吃瞭妨害公務罪，直到2022年纔被平反。

雖然邱煌生主張自己當時卡車還沒開到立法院、甚至不在周邊道路，菜車北上也多次過磅受檢、有藏石頭的話一定會被發現，法院選用的證據就僅有被控丟石頭的溫界興、被控載石頭的邱煌生自白，兩人都說自己被刑求，但法院就是沒有調查這些證據，正是因為當局早已預謀鎮壓、編織罪證。

徐偉群指齣，據新解密檔案， 1988年當局就認為認為雲林農權會主要成員都是民進黨員、必有政治意圖，因此早已對520農運做佈線準備、監控農權組織，集會遊行時也動用軍警維安、有鎮壓與逮捕遊行群眾的預備。遊行後的偵查過程裡檢察官也不是偵查主力、是由警總指揮警政係統，判決過程中警政還利用人二室，把偵查狀況送到警總，法院則照單全收檢警共同構築的、不可能存在的事實 ，所有對被告有利的主張都被輕易排除。

「如果司法在威權統治體製下是獨立的，怎麼可能把國傢透過軍情警構築的事實照單全收？怎麼輕易不過問國傢不法侵害人權的行為？於是我們認為這案件必須被撤銷，也要瞭解我們司法係統是否也參與瞭威權統治的機製、進行貢獻、成為是其中協力的一員。」徐偉群說。而縱覽整個體製之惡，葉虹靈也認為未來推動轉型正義教育相當重要，必須讓台灣人定下核心價值： 「國傢不能以緊急安全為由逾越憲法紅線，這是我們要一代代傳下去的價值觀。」

「未來無論政權怎麼轉換，台灣人民都要捍衛民主價值…」

關於該如何處理體製中的「加害者」，促轉委員陳雨凡說，《促轉條例》有明文規範促轉會應處理對「加害者」究責，也因此，促轉會在任務總結報告也會提齣對《促轉條例全文》修正草案的建議，以專章處理加害者識別、調查、責任追究。就目前促轉會構想， 「加害者專章」草案會先定義誰是加害行為人、讓未來主管機關有機會去識別齣來，「我們以加害者『行為』來認定，不會隻因為他在威權時期有公務員或政黨身份就被指認為加害者。」

至於認定標準，加害人行為必須有主觀維護威權統治的意圖、故意且自願實施，每一種行為樣態的建議處置也不一樣，如果加害行為是殺人、酷刑或非人道待遇，促轉會建議取消「追訴權」時效限製、讓被害人也可以依相規法規提刑事告訴──陳雨凡說， 取消「追訴權」並非台灣獨創、國際法規早有先例，問題是如今連加害者都過世許多瞭，很難真的去追訴，所以歷史評價也是必要的，揭露加害人也是一種處置；處置方麵也加入「主動陳報」機製，如果加害人願意主動說明當年發生什麼事，經調查屬實可免除刑事與行政責任，「但揭露仍是要做的。」

「加害者」不隻行為當事人，經促轉會民調，大部份民眾都認為高層決策者與執行者兩種人都該被究責，72.1%民眾認為下指令長官該被究責、64.9%認為做成違反判決法官應被究責、高比例也認為領津貼密告的線民該被究責。

所謂平反不隻加害者究責，被害者的平復也是一大要務，也因此促轉會持續撤銷過往不法判決，520農運捲入妨害公務的邱煌生便說：「當時政府給我們陷害，而我們這些受害者很多也過世瞭，我們要求政府不行隻有平反我一個，所有受害者通通要平反。」然而陳雨凡也說，當事人心情低落、覺得國傢對不起他等創傷，不是單純撤銷罪名就會平復，也因此必須有下一步，是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例如阿美族政治受難者黃勳東，雖然其判決已被促轉會公告撤銷，黃勳東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平反──促轉會員王增勇說，黃勳東當年從監獄被釋放後就被不斷約談、被迫離開部落一再搬傢，不隻收不到撤銷通知，黃東勳也在病床上說部落還是認為他是犯錯的人、傢人沒原諒他、他不敢迴傢。雖然黃勳東最後癌逝來不及迴傢，王增勇說，促轉會還是覺得必須讓部落的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因此在部落述說這些故事、讓部落的人知道這些人真的沒做錯事， 「我們覺得這就是促轉會要做的事，把他們斷裂的關係連起來。」

至於更廣泛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促轉委員王增勇指齣，當初聯繫受難者真的很睏難，即便今天促轉會想以「長照」作為陪伴高齡受難者切點，受難者普遍對國傢有高度不信任跟質疑：「傷害的他是國傢，要如何相信國傢？今天接受你幫助，政黨輪替後我會受害嗎？」儘管如此，經委外中華民國傢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聯繫，從22,028筆受難者名單（含傢屬有44,000筆）完成660名受難者訪問、201名傢訪、193名進到個案服務、27名接受密集照顧，王增勇說：「這數字相對來講是很少，但我們這階段的目的在於纍積經驗、發展服務模式。」

在外展服務中，政治受難者會在據點分享故事，在高雄據點「生命劇場」每周有近20名受難者與傢屬來參與，儘管把故事說齣來不容易，大傢是一點一點培養信任，說齣來──例如曾因11歲在中國參加「少年先鋒隊」、幾十年後被抓的黃瑞麟，其妻洪雪清最難忘的就是「燒焦的魚」，那時警察時常找上門盤問、一直問不放人，她煎的魚燒焦瞭，這也成瞭她晚年印象最深的畫麵。

儘管促轉會將於2022年5月底熄燈，調查歷史真相、平反罪名、平復受難者與傢屬所受的傷，這些工作都必須持續下去，也會隨《促轉條例》修法分配到各政府機關延續。而政治受難者呂昱提醒，雖然受難者常被覺得「好可憐」，事實上威權時期也有許多「抗爭者」的存在，他希望台灣人也可以思考： 「我們過去是為瞭什麼受難？冤錯假案是其中一部份，但不要忘記，抗爭者是台灣人民血液裡頭很重要的基因，也因為這個基因，未來無論政權怎麼轉換，台灣人民都要捍衛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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