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7日 周作人的日記記錄瞭這樣一句話：“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 周作人：與魯迅反目後淪為漢奸，齣獄後晚景淒涼的他又能怨誰？ - 趣味新聞網

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的日記記錄瞭這樣一句話：

“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

周作人承認，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瞭……隨著當事人的離世，這十個字成瞭永遠的謎團，留給後世無盡的猜想。

8月2日，魯迅攜婦遷居磚塔鬍同六十一號，離開瞭兄弟朝夕相處的八道灣。

魯迅與周作人的怡怡兄弟情，自那之後徹底結束，從此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

關於魯迅與周作人的反目，世上流傳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魯迅對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失敬；二、經濟糾紛。

總之都與羽太信子有關，因此魯迅之後給自己取瞭一個筆名，叫“宴之敖者”，意思是“被傢中的日本女人趕齣來的人”。

多年來，大傢一直很關注這個問題。經過周傢親友和一些學者的考據與分析，基本可以確定原因一是不成立的，是羽太信子造的謠。

而造謠的原因，就是魯迅阻礙她揮霍金錢，羽太信子懷恨在心，就對周作人吹瞭枕邊風，而懼內的周作人則選擇相信瞭妻子。

羽太信子與兒子周豐一

事發後兄弟二人反應：魯迅關心對方，周作人則半輩子“反魯”

事發後，一嚮勤勉的魯迅居然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沒寫齣一篇文來，悲痛過度的他大病一場，連綿瞭幾個月方纔好些。

周作人對他不加辨彆的羞辱，拒絕對話、拒絕溝通的決絕態度，就像有人拿刀在他傷口上不斷地紮，非但愈閤不瞭，還越來越深。甚至有人說，魯迅的早逝，與兄弟決裂有很大關係。

之後直到逝世，魯迅對周作人錶現的都是關心的關注。

周作人發錶的作品，他幾乎都買瞭，偶爾會針對文章給予一些意見，對事不對人。甚至在去世前幾天，他枕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

反觀周作人呢？他是鐵心相信自己妻子的，認為魯迅是惡人，自己是受害一方，是理直氣壯的。

周作人在魯迅生前死後，一直找各種機會諷刺挖苦他。

比如說魯迅是“破腳骨”（意思就是“無賴子”），還多次暗諷魯迅與許廣平的事情，說其“富買妾貴易妻”，“率領寵妾到洋場官場裏為國民謀幸福”，“到瞭相當的年紀，卻從新納妾成傢”。

此外，周作人還攻擊魯迅的人格、政治態度、思想觀念和文化觀。說魯迅“前麵是一筐子馬剋思，後麵是一口袋尼采”，是“偉大的說謊”，靠“弄筆頭”欺騙大眾。

1958年，魯迅已逝世22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我從照片上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上的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

周作人的後半生也和那位纔女蘇雪林一樣，在“反魯”中度過――他對魯迅的怨毒一直未釋懷。

1936年10月12日，此時距魯迅逝世隻有一周時間，北平、天津文化界104位教授聯名發錶《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重病中的魯迅在上麵沒有找到周作人的簽名，他對來訪的周建人說：

“對於救國宣言這一類事，連錢玄同、顧頡剛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他的名字。我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題目時，亦不可過於後退……”

可見魯迅對於自己這個弟弟是真的很瞭解，他知道周作人雲淡風輕的外錶下是一顆懦弱的心。果不其然，周作人後來落水成瞭民族的敗類！

魯迅逝世後不久，抗戰爆發，周作人拒絕南下而後淪為漢奸

早在“七七”事變發生前，中日關係開始惡化之時，就有友人勸周作人南下，但是周作人錶示不相信中日會作戰。

當北平被占領瞭一個多月後，郭沫若寫瞭一篇《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急切盼望周作人南下。這信由陶亢德轉交給周作人，周作人迴信如此說：

“鼎堂（郭沫若）先生文得讀，且感且愧，但亦不敢不勉耳。弟以係纍甚重（傢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隻三人），未能去北平，現隻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彆無一事也。”

周作人以“傢纍甚重”為由，避開瞭南下這個話題。

前排左起為羽太信子手抱周豐一、魯瑞和羽太芳子；後排左起為周作人、方OO和周建人

事情從1938年2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飯店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開始，發生瞭變化。

由該社的北京支局長三池操縱的這一幕醜劇，周作人也參加瞭，這是他開始落水的標誌性事件。

該座談會的消息在報刊上一發錶，引起瞭輿論界一片嘩然，尤其是文化界，皆是痛心疾首之聲，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通電全國文化界嚴厲聲討周作人等的附逆行為。

周作人舊日的學界友人紛紛采取行為，寫信給周作人，希望他能南下。

而周作人都以“傢纍”為由拒絕瞭，並錶示自己不會失掉身份。

確實在之後一段時間裏，周作人陸續婉拒瞭很多僞政府機構發來的僞職邀請。

但在1939年元旦這天上午，周作人傢突然來瞭兩個自稱是天津中日中學的學生，並突然拔槍對周作人開槍，好在周作人命大，因棉襖中的扣子擋住瞭子彈而保住瞭性命。

但驚嚇過度的周作人自那之後，就態度陡變：從1月12日接受擔任僞政權授命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開始，一路下滑，頻頻齣席各種漢奸會議和活動，同時接受瞭很多僞職……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被捕，到1949年12月26日被保釋齣獄。

齣獄後的周作人隻能靠翻譯和寫些迴憶魯迅的文章來維持生活，沒有固定工資，也享受不到公費醫療。

猶豫再三，他給周恩來寫瞭一封信，洋洋灑灑六韆字，主要意思就是希望得到諒解，並能得到一份工作。

周作人的請求得到瞭領導人的批準，於是1952年8月，周作人被人民文學齣版社聘為翻譯希臘及日本文學的人員。

本以為可就此平穩度過晚年的周作人萬萬沒想到，一場血雨腥風正在等著他。

晚年周作人與小孫子

1966年，形勢急轉直下，齣版業陷入癱瘓，周作人的稿費被停發，6月份其還被查齣瞭患有前列腺腫瘤，真是悲慘至極。他在7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

“此一個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實甚往日，唯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至苦之境矣”。

之後，他又經曆瞭一係列打擊，被關進一間平頂漏雨的小廚房中。在一日下地解手時突發疾病倒下，連鞋都來不及穿上就離開瞭人世。

這就是周作人悲慘的後半生，試分析他之所以淪為漢奸，與他早年留學時極其親日的心理有很大關係，而且他還娶瞭日本女人，有一批日本親戚，日本文化好似影子，始終伴其左右。

此外，他是依賴型人格，早年依賴魯迅，後來依賴妻子，內心一直怯懦、缺乏主見。因此纔在大是大非麵前管不住腳，最終落水，淪為後人所不恥的文化漢奸。

真是可悲可嘆，但，這又怨得瞭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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