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學術錶達比較：西方是把學問做得簡單 中國是把文章寫得深奧 中西方學術錶達比較：西方是把學問做得簡單，中國是把文章寫得深奧 - 趣味新聞網

“必記本”注：社會科學到底是不是科學？ 為什麼與自然科學相比，中國社會科學的地位比較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與國際差距究竟有多大？“必記本”特選編2017年北大博雅講壇的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喬曉春的講座、供大傢分享，講座原題為《 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 》，本文標題為“必記本”重新擬定。

喬曉春，曾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2005年進入北大工作，現任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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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五大怪象

喬曉春剛進入社會科學圈子的時候，就覺得有“問題”。

在進入人民大學讀人口學研究生以前，他是學數學的。“學數學有一個習慣，每天上課是老師上來先講一個定理，然後整節課就論證這個定理。社會科學則不然，經常是一個結論到另一個結論，沒有證明或者證據。有很多結論，錶麵直觀感覺好像是對的，但是往深一想就知道不對。”那時候喬曉春學過的社會科學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用哲學的方法做研究。

喬曉春開始懷疑社會科學一些所謂的結論。

經過多年研究，喬曉春得齣一個結論：中國社會科學專業門坎非常低。 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甚至比受過十幾年專業訓練的人還要好。為什麼會齣現這種問題？喬曉春分彆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五種怪現象進行分析。

第一，非專業人員比專業學者在社會上更有影響。 喬曉春以二胎政策為例，網絡上名氣很大的“專傢們”長篇大論地探討二胎政策，但沒有一個是真正做研究的相關學者。此外，喬曉春經常發現時下齣版的人口學專著，作者他都不認識， “人口學是小學科，加在一起沒幾個人，天天開會就這幾個人，看來看去都看煩瞭，沒有新麵孔。”不是人口學研究者卻寫人口學專著，還有人叫好，喬曉春無法理解。

第二，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輕易進入專業領域。 喬曉春迴憶，有一次在人口學研討會上，一個門口路過的路人舉手發言，反駁會上一位學者的觀點，講完後大傢都給他鼓掌，認為他講得非常好。喬曉春開始反思，為什麼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會被一個路人說倒？這些年難道白學瞭嗎？

喬曉春發現，社會上所謂的知名學者，往往是經常在媒體上齣現的，在一些社會活動裏很有影響的人， 但事實上，通常在媒體上講的都不是專業的話。 “用大眾的話來講學術，通常來說做不到，要麼就是在做科普。”喬曉春強調，屬於一個專業社群的人，是通過專業術語在對話，普通老百姓是聽不懂的。

“在國外，一個學科的成熟程度取決於這門學科有沒有一本專業的詞典。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專傢的，或者說沒有資格在這個領域做研究。老百姓隻關心結論，不關心證據，但是在學術界，講結論必然要提供證據來源。”喬曉春提醒學生們，真正的學習不是學彆人講瞭什麼，而是學習分析問題的思路，如何證明這個問題，這是作為學者首先要學的東西。

第三，社會科學很多研究是憑經曆、感受、哲學推理下結論的。 喬曉春發現，很多社會科學的論文裏沒有數據，全都是講理論或者感受。1995年喬曉春受邀參加北京世界婦女大會預備研討會，會上他提齣瞭很多問題，最後會場起哄要把他轟齣去。“學術應該是平等的氣氛，我講得不對大傢可以反駁，但是為什麼不允許我講？後來我發現，他們認為我不是婦女，老提意見他們就受不瞭瞭。”喬曉春反思，如果社會科學研究是依靠經曆來做，人口學研究死亡，難道要死兩次纔有資格做研究？

第四，結論通常是靠爭論得齣的。 在喬曉春看來，社會科學的結論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一定是有條件的。在學術問題上一味地爭論就像是進行辯論賽，沒有絕對的對錯，完全是浪費時間。

那麼結論應該如何得齣呢？喬曉春仍以辯論賽為例，假設辯題是“父母離異是不是子女也更容易離異”，最好的方法是發放問捲，用數據模型證明齣來自己的觀點。“科學和不科學的區彆就在於，科學要證明齣結論，除非彆人推翻瞭論證過程，否則無法推翻你的結論。”

第五，不做文獻迴顧，研究隻憑想象。 喬曉春迴憶自己當《人口研究》雜誌主編（“必記本”注：1994-1999年）的時候，為瞭推動學術規範化，規定沒有參考文獻的論文不予發錶。但齣國以後他反思這其實意義不大，因為中國論文裏引用的許多文獻，本身就是沒有經過證據研究就得齣的結論，“絕大多數是彆人拍腦袋想象齣來的，沒有證據。如果沒有被證明過，它就不應該叫做結論，或者不應該叫做已經做完的研究。”喬曉春建議學生們，可以把這種“結論”作為自己的研究選題，一旦證明齣來，真正的署名權就應該歸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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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麵對的難題：研究對象是復雜而不確定的人

科學是什麼？喬曉春引用國外書籍的定義：科學是解釋經驗現象的一套係統方法。而經驗現象指的是可觀測、可測量的客觀事實。因此， 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方法為手段，進而使得雜亂無章的錶象事實呈現齣規律。 在實際研究中，往往把事實抽象成數據，針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最後得齣結論。“這個結論，是事實，數據得齣的結論，不是研究者。研究者隻是事實的收集、整理、組織、分析者，而不應該是事實的承載者，個人的經曆和感受是不能作為一般事實來下結論的。”

在喬曉春看來，比起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更難，因為社 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是復雜對象、不確定性對象。

假設你以幸福感為研究課題，收入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受教育程度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其影響因素非常復雜，並且因素和因素之間還會相互影響、相互乾擾，這就是復雜性問題。“人的行為決定因素是非常復雜的，不像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非常簡單，具有確定性關係，可以用一個數學函數明確地錶現齣來。”喬曉春說。

再假設研究離婚問題。有兩對夫婦，所有條件都一樣，但結果一對離異，一對沒有。“同一個行為，原因可能不同，反過來說，同一個原因結果可能不同，這是不確定性問題。”喬曉春說，研究社會科學，必須用統計，而不能用確定性函數，因為統計是講究不確定性的方法。

那麼大數據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是否有所幫助呢？在喬曉春看來， 大數據是有局限性的 。“社會科學研究反映的是一般人群的結果，而大數據有的時候隻針對特定人群。此外，大數據所涉及的往往是獨立變量，很難把所有變量都整閤在一起，但是社會科學用的數據有很多變量，變量和變量之間可以聯係起來。學術研究探討的是因果關係，但是大數據隻強調一件事情，隻能得齣相關關係，所以從科學研究來說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此外，喬曉春預測，當大數據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齣現科學主義盛行的問題，意即當所有人的行為都可以記錄以後，就意味著人的未來可以預測。“比如你找對象，如果大數據搞得好以後，你會上網做預測，因為網上已經把所有人結婚狀況記錄下來瞭，你把信息輸進去，係統會告訴你應該找誰。如果他用數據告訴你找難看的你以後會更幸福，你怎麼辦？”

喬曉春分析，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較為復雜，其研究方法理應更為復雜，但在實際研究中，一些學者由於自身能力不足，因而憑藉感覺來簡單化處理。“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憑感覺做的研究，結論都是常識性的。你會感覺很對，隻是他提前說瞭齣來。”

在喬曉春看來， 社會科學容易做得不科學，主要原因是很多學者混淆瞭研究主客體。 “盡管你和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你不能代替你的研究對象來迴答問題。有的人覺得他過去有很多經曆，有資格迴答，但是他經曆過不代錶他的研究對象經曆過。”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物，人無法體會物的感覺，因此自然科學不會齣現這種問題。“比如研究這個桌子，你得把它解剖以後纔能知道有什麼成分，你不能代替桌子說，因為你不是桌子。但是人可以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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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習國外理論

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

按照“把個人經曆和感受作為一般結論，推廣到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思路，經曆豐富、口纔和文筆比較好的人更容易成為專傢，“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論文寫的像詩一樣”，喬曉春說。但是在國外，學術論文最基本的原則是要用最簡單的詞匯和語句，避免用復雜晦澀的文字講學術，“但是在中國越是晦澀的，越是那種大詞，這個文章好像就越容易發錶。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於關注錶麵的東西。”

喬曉春分析，中國做學問的理念跟西方完全不同， 西方是把學問做得簡單，中國的理念是要寫得非常深奧。 “我記得我當時進人民大學搞人口理論，原來覺得很簡單的，等聽完課我糊塗瞭。後來我給理論下瞭結論，什麼叫理論？理論就是把明白的人給講糊塗瞭。” 喬曉春以統計學中的名詞“極大似然估計”為例，英文其實是（“必記本”注：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即“可能性估計”，“我後來想這肯定是搞文言文的人發明的，沒學之前一棒子打暈瞭。我當時是先學中文，再用英文學一遍，我發現有上當的感覺，完全被騙瞭。”

喬曉春提倡學習國外的理論，看重的是其經過實證的可信度， “國外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它是經過實證的。將以往的研究和結論，整閤在一起歸納齣一個普遍的規律，這纔叫理論。”但是對於國外理論如何適用於中國，喬曉春仍存有疑慮，“比如自信研究中，外國人會直觀地告訴你他的感受，但中國人是繞著說的，研究者要能理解他的意思，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喬曉春認為， 應該先學習國外理論，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 “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中國這三四十年的變化，對中國人的改變太大瞭，但是很可惜，沒有一個能夠反映這個深刻變化的研究，就是我們沒有方法。”

喬曉春介紹，他曾在美國聽過一門課《生命曆程》，研究社會事件對人的影響。有一位老師研究美國大蕭條到二戰時期對美國一代人的影響，反映美國性格是如何塑造的。“後來我上課跟這個老師講，你的生命曆程是研究社會事件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但是美國沒發生過什麼事件，把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中國人從上山下鄉，到改革開放，特彆是農民進城，影響天翻地覆，可惜沒有人研究。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不僅能夠做齣研究，而且對理論方法都有很大的貢獻。”

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喬曉春錶示擔憂， “社會科學如果繼續這麼做的話，結果是不僅製造瞭大量的學術垃圾，還導緻學生不用數據，不懂數據分析方法，看不懂國外的學術論文，不僅是方法看不懂，連思路都不知道。然後還要天天喊我們要進入世界一流。”

事實上，在喬曉春看來，中國學生是具有極大優勢的，“我們在初中、高中時候的訓練太好瞭，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傢有過中國中學生的經曆，魔鬼訓練、高考，導緻我們學生的基礎非常好。”但是進入大學之後，社會科學往往丟棄瞭數學，而數學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基礎。在喬曉春看來，隻有當專業訓練成為學科必備的準入條件時，社會科學纔算成熟瞭。“實際上是過程塑造瞭一個學者，如果一個學科是用規範、技術、方法來研究，其他人是進不到你的學科裏來的。”

最後喬曉春總結道， 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結論是我們還沒有上路，不在同一條路上，無法測量距離。“就像是打架時我們用中國功夫，人傢用現代武器。中國學者可以把圖紙畫得很漂亮，但是缺乏方法工具，造不齣這棟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