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的“康乾盛世”是個比較尷尬的盛世，原因是，它同樣也代錶著清朝的盛極而衰。
清朝的衰落始於乾隆朝，這是目前比較公認的定論，無論如何宣揚乾隆所自豪的“十全武功”，也逃脫不瞭他是衰落的起點。
單以財政情況而論，乾隆剛繼位時，清朝還是典型的土豪，因為國庫中有雍正嘔心瀝血積攢齣來的傢當。
但到乾隆駕崩那會，繼任者嘉慶就隻能依靠抄和珅的傢，來籌集剿滅白蓮教起義的軍費瞭。
乾隆最大的毛病就是，隻會花錢，不會賺錢和存錢，他就是個大手大腳的習性。
這一點毛病，從他繼位之初，就開始齣現瞭。
眾所周知，雍正在位期間，和皇室、臣子、百姓的關係都非常緊張，緊張到皇權和幾乎所有階層都齣現瞭嚴重對立的情緒。
乾隆繼位後，為瞭能盡快消除這份緊張和對立情緒，也讓自己迅速獲得大多數的擁戴，自然要推齣和雍正時期截然不同的政治手段和理念來改變。
欲收攬人心，最見效的方法，莫過於讓人升官、發財。升官隻能針對小眾，發財卻能做到普惠，初繼位的乾隆恰好荷包滿滿。
於是，乾隆開始大發紅包，並盡量照顧到方方麵麵。
看過電視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從當皇子起，一直到當皇帝，有一件事是持續在辦的，就是清繳國庫的虧空，曆史上也是如此。
而且，雍正對於涉及到國庫虧空的官員，懲治是很嚴厲的，在雍正朝，官員傢庭如果欠國庫的錢不還，直接就會被抄傢，清算傢産補償給國庫。
如果傢産不夠償還，官員會被關押，其傢眷、親族會被罰入辛者庫（包衣組織，辛者庫人要去官府指定的地方服勞役），直到所有虧空結清，纔能放齣來。
從法理上來講，這是應該的，挪用、貪汙國庫的錢為自己的奢侈生活所用，憑什麼不還？
根據《乾隆實錄》中的記載，乾隆繼位後，馬上下達詔令，宣布雍正朝時因侵占、挪用錢糧的官員，應該追討的，如果此前已經抄傢，但“力不能完”的，全部赦免。
不但本人赦免，乾隆也將這些官員的親眷全部從辛者庫從放齣來，並正式下令禁止此後因虧空誅連傢眷。
《乾隆起居注》中還記載，乾隆在清理曆年來的虧空案後，宣布：“其情罪有一綫可寬者，悉予寬釋，即已入官之房産未曾變價者，亦令該衙門查奏給還”。
如果說，禁止因虧空誅連傢眷算是仁政的話，宣布沒有還完錢的不用還瞭，再還給罪官傢産，就是純粹的用本屬於國庫的錢收買人心瞭。
當然，乾隆繼位時，國庫是滿滿的，所以，他不如雍正那般著急沒錢用，反而要撒錢齣去。
乾隆二年初，乾隆宣布，在京城大小官員的俸銀加一倍賞給，並增加旗人官員的養廉銀，還專門以江南事務繁重為由，給江南、浙江的佐雜官增加養廉銀。
對於官員可以直接發錢，對於百姓，乾隆就是采取各種減免措施。
乾隆繼位之前，在各地修民生工程時，地方官除瞭找上麵要錢外，還習慣找當地的鄉紳，甚至百姓，強行搞攤派。
乾隆繼位後，馬上對類似行為明文禁止：“無得私行徵派，以為民睏”，並大方地錶示：“其挑挖運河等項工程需用銀兩……於公項內酌量動用，報部核銷。”
除此之外，乾隆於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是當年八月登基，次年改元）宣布裁減落地稅：“凡市集落地稅，其在府州縣城內，照舊徵收，但不許額外苛索，亦不許重復徵收。若在鄉鎮村落，則全行禁革，不許貪官汙吏假藉名色巧取一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乾隆又分彆免除泰安州香稅，禁止溢收耗羨（火耗銀），免除浙江、山東、江南、雲南等地區的鹽課。
對於貧苦的私鹽販子，乾隆也給予一定福利，下令抓大放小：“至貧窮老少男婦，挑負四十觔（斤）以下者，概不許禁捕。”
從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開始，乾隆還大量減免各地應繳納錢糧，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免。
如乾隆二年減免直隸70萬，山東100萬。乾隆四年減免直隸90萬，江蘇100萬，安徽60萬，等等。
到乾隆十一年時，乾隆更是宣布普免全天下的錢糧，三年之內各省輪流減免，這一次減免的錢糧，總計有2834萬兩之多。
如上所述，乾隆執政的早期，正是通過各種方式，給官員、百姓發放讓他們深受實惠的紅包，不但緩解瞭雍正朝以來的緊張情緒，也迅速得到瞭從上到下的認可。
其實，在我看來，乾隆發放的各種福利，除瞭官員此前藉國庫的錢不用還瞭這一項外，其餘的也都是惠官、惠民之舉，反正雍正留下的傢底足夠多，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很不錯。
但乾隆的缺點也如前麵所講過的，他會花錢，但不會掙錢和存錢。
大手大腳的習慣瞭後，在一片歌功頌德中，即使國庫的錢變得越來越少，逐漸入不敷齣，乾隆也拉不下臉麵變得如雍正般節儉和小氣。
於是，清朝的財政危機也就慢慢的顯現，乾隆不願意改變，誰也拿他沒辦法，他的執政時間又長，等到他駕崩後，已經積重難返。
這一切，都是始於乾隆繼位之初就毫無規劃，無節製的撒錢。
參考文獻：《乾隆起居注》《乾隆實錄》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