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北京早已一去不復返瞭 我幾乎不想再舊地重遊。然而我還是會迴來的 第一次到北京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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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憶中的北京早已一去不復返瞭，我幾乎不想再舊地重遊。然而我還是會迴來的，因為北京變得越新，我越懷舊，甚至還「懷」到書本上去瞭。

    老婆寫瞭一篇北京遊記，倒使我想起廿多年前我初訪北京的情景。那時中國剛開放不久，很少人有機會來旅遊，我捷足先登，假藉一個官式名義──作為印地安那大學齣版社的代錶，和北京的外文齣版社商量閤作事宜，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就匆匆就道瞭。時當一九八○年春，記得抵達的那一天是五月一日勞動節。

    和老闆──印大齣版社的總經理，一個美國人──一下飛機，就立刻感受到一股鄉林純樸的風味，從機場到市區，路上極少車輛，我們坐在一輛「紅旗牌」轎車裏，和派來接待我們的一位「乾部」寒喧，我頓時覺得自己成瞭「特權階級」，初來嘛，怎麼應該享受特權？我應該和「人民」一樣在路上走，從車中眺望窗外，竟然看到道旁有牛車在徐徐而行！我多年住在美國城市裏，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景觀。童年的迴憶──在河南鄉下，後來在台灣的小城新竹──油然而生，感覺到一種說不齣來的溫暖。

    「習慣嗎？」接待的乾部同誌問我。「很習慣，簡直和二三十年前的台灣一樣！」那位乾部同誌聽瞭一驚，也不知說什麼話好，但我的心裏是很興奮的，好像覺得自己迴傢瞭，迴到瞭一個我從未到過的陌生傢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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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我們下榻在城西海澱區的友誼賓館，房間很寬敞，佈置卻庸俗不堪，彷古又不像，外麵的建築更是大而無當，據接待單位的人說：所有的外國學術界訪客，都住在這裏，原來這幾幢大樓都是五十年代為「俄國老大哥」們蓋的，怪不得我開始覺得不習慣瞭。那一晚，我們剛住下來，就聽到窗外的風沙聲，呼呼作響，第二天清晨醒來，陽光下看到室內一片土黃色，原來都濛上一層從濛古吹來的風塵，連棉被也不例外。我倒又覺得很習慣，早已忘卻的河南童年迴憶也隨著風沙湧進來瞭：那個時代，特彆在鞦鼕兩季，還不是也是沙塵滾滾！「黃河之水天上來」──不錯，那是在黃河的源頭，到瞭河南鄉下，天上降下來的，除瞭冰暴和雨點，就是風沙。小時候不在乎，穿上棉襖跑齣去玩，依然興緻盎然。

    於是我又精神抖擻起來。每天隨著老闆和印大的羅鬱正教授，一起遊山玩水，所有的北京名勝古蹟都走遍瞭，但並不覺得纍，還要嚷著多吃北京的小吃，老捨筆下的天壇附近不是有很多小吃店嗎？老友鬍金銓在他那本老餘傳說中不是說，沒有吃過北京的大餅就等於沒有來過北京？

    「天壇小吃？早就沒有瞭。」那位派來開車的司機同誌說。這個年輕人早已成瞭我的朋友，他純樸直爽，來自新疆，是我在北京見到的第一個「人民」，我們更一見如故，因為他覺得我這個中年人也不像他見過的「華僑」，連我說的普通話都帶有北方腔。

    「明天早上我帶你去吃新疆大餅，你起得來嗎？必須六點鍾就去！」當然起得來，那一晚我興奮得幾乎睡不著覺，第二天一大早就在門外等候瞭。這個年輕師傅開車帶我到一個簡陋不堪的地方，看到一堆人坐在闆凳上吃大餅，我也叫瞭一份，餅大得齣奇，吃一塊就飽瞭，但味道並不佳，粗糙得很，至少不像我讀過的老捨小說中所寫的味道。

    外文齣版社的接待十分熱情，幾乎每晚都請我們到各種館子去大吃大喝，菜並不見得精彩，但喝的卻是茅台烈酒，香味撲鼻。在官式宴會中少不瞭互相敬酒，「為中美各國人民的友誼乾杯！」我自覺不是美國人（雖然已經在美國住瞭廿多年），覺得這種「友誼」與我無關，但年少氣盛，照樣一杯接一杯的乾杯。這一下可慘瞭，不到四五杯我已經支持不住瞭，怕醉中有失，誤瞭大事，隻好敬謝不敏，但主人──特彆是那位乾部頭子，也不知道從哪裏突然冒齣來的──卻幾杯下肚後麵容不改，談笑風生，我的那位美國老闆比我更差，早已被打敗瞭。

    談生意由老闆主其事，外文齣版社當然不缺翻譯人纔，不須要我口譯，我反而成瞭閑人。接待單位知道我和羅先生都是學者，於是請我們各作一次演講──當年的說法是「作學術報告」，於是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作瞭一次有關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概況報告，不料聽眾之多竟然有鼎鼎大名的翻譯界老前輩楊憲益夫婦，他們初時並沒有齣現，倒是聽完我們二人的演講後，悄悄地約我們到他們傢中閑談，我因此有幸交上第一次到中國最令我尊敬的朋友。

    楊先生夫婦嗜杯中物，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我記得那次初到他們傢中喝的都是洋酒──威士忌，後來我再訪北京時，總會帶兩瓶「黑牌」威士忌送給他們。我當年也嗜洋酒，在波本（bourbon）和威士忌之間，我寜選後者，這是一種英國酒，喝名牌不會昏得上頭。所以和楊先生夫婦飲酒，在我也是一大樂事，當然也把我的另一種疏離感──對於所有官僚，不管是哪一黨，我都不習慣──沖洗瞭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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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瞭喝酒之外，記得那一次初訪印象最深的是和幾位著名的作傢見麵：王濛、劉賓雁、劉心武、湛容、張潔。地點是距離友誼賓館不遠的一個小公園。那一天下午，又在台風，但我感到暖意，因為中國文壇剛剛開始解凍，這幾位作傢曆經政治風暴之後，終於又迴到北京，但依然心有餘悸。記得那天說話最大膽的是劉心武，而張潔的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卻的〉卻遭到官方報紙的點名批判，我剛說過這篇小說，覺得有點浪漫，像五四初期的作品，也有點像契軻夫的俄國小說，但她堅持說這篇作品的主題不是愛情，而是婚姻，並引用恩格斯的理論為證。劉心武不經心地插瞭一句：「愛情就是愛情，有什麼社會理論好講？」後來我纔知道，在文革時期，愛情是「布爾喬亞」的産物，不能隨便歌頌。

    劉賓雁那一天下午說的話不多，隻記得我問他在文革時期的感受，他嘆一口氣說：「徹底絕望瞭！」王濛的意見剛好相反，他說自己雖然被放逐到新疆，他對前途卻從來沒有絕望過，而且還學會瞭維吾兒文。湛容則大多微笑不語，態度十分和氣。為我安排這場「曆史性」座談會的是畢朔望，他是作協的外辦，人已到中年，有點發福瞭，也很隨便，一點沒有官僚味，後來我纔知道，他的父親畢倚紅就是卅年代「鴛鴦蝴蝶派」的一位名將。

    那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迴想起來猶如一段上古史。在這廿多年間，我到過北京不下十餘次，最長的一次是在北大講學一個月，住在校園內，每天清晨到未名湖去散步，敞寬得很，也記得和北大中文係的幾位同事去一傢剛開不久的涮羊肉店大快朵頤，又去附近的圓明園廢墟去憑弔，記得帶我去的孫玉石教授說：「我猜你一定會喜歡這種頹廢調兒！」

    丸山昇、伊藤虎丸和其他人的來訪，在座談會上王瑤先生當眾批評他的三個大弟子：錢理群、陳平原和黃子平。這三位「纔子」剛在《讀書》雜誌上發錶一篇「三人談」的長文，主張以「廿世紀意識」重寫之學史。這三位名教授後來都變成我的好朋友，黃子平後居香港，更成瞭好友兼同行，一起在香港備感親切。

    這些零星的往事追憶，令我感到北京還是不能忘卻的，雖然後來我轉而去研究上海的都市文化。北京畢竟是中國第一文化重鎮，重量級的知識份子密集，我廣結善緣，當然更受到親切的招待。其實一個地方對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人，其次是吃的東西，再其次纔是名勝古蹟。這篇小文竟然沒有寫到任何一個名勝古蹟，真是太過草率瞭，原因之一是我的妻子最擅長寫景，她寫起人物來比我更親切，我這個書呆子隻會寫書、和有關書的題目和讀書人，於是不知不覺間又鑽進學者的牛角尖瞭。然而讀書人更有溫情，而北京的讀書人──不論來自何地──對北京的感情也最深，像長年住在紐約的「紐約客」一樣。我每次到北京和這些讀書人交往，都感到我的北京話越來越純正，這也是一種語言上的「嚮心力」在作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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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次來北京──子玉在她的文章中描寫甚詳──則是一個小小的例外。我也是應另一位讀書人朋友汪暉的邀請，到清華去作兩次學術演講，卻偏偏碰上六月酷暑，溫度達攝氏四十度，而且全城還籠罩在一片汙染的空氣之中，我們隻好躲在酒店裏，白白浪費瞭兩天旅遊機會。好在有另一批朋友在晚上設宴款待，但這些朋友除瞭阿威外沒有一個是「老北京」，都是近年來的新移民，那晚也沒有吃大餅和水餃，而是在酒店附近一傢來自香港的廣東館子吃粵菜，美味之至，裝潢更不同凡響，比香港的老店更富麗堂皇，然而那晚我感到特彆失落，也很不習慣，怕主人花錢太多（其實是為瞭我們方便），又擔心他們來時路上塞車，果然阿威遲到瞭兩個鍾頭，但他依然笑嘻嘻的不動聲色，塞車成瞭傢常便飯，兩個鍾頭算不瞭一迴事。那晚我對這幾位老友說上一次來北京的故事，從清華到王府井，計程車開瞭足足兩個多小時，一路把我氣壞瞭，這算是什麼新北京？不料這些朋友聽後絲毫無動於衷，聳聳肩笑瞭一聲，似乎在暗譏我變成瞭「老頑固」。

    不錯，我記憶中的北京早已一去不復返瞭，我幾乎不想再舊地重遊。然而我還是會迴來的，因為北京變得越新，我越懷舊，甚至還「懷」到書本上去瞭。最近剛看完一本張文藝寫的小說《俠隱》，以卅年代的北京作背景，寫一個年輕的俠客從美國迴來，仍然保持一身飛簷走壁的功夫，行俠仗義，打日本鬼子，看得我大聲叫好，但我心理明白，我叫好的真正原因是小說中處處在描寫北京的小吃，而且主人公和作者一樣，都喜歡喝洋酒，直看得我垂涎不止，從想像中感到無與倫比的樂趣。

    總有一天，我會帶子玉到北京一傢真正的小館子去──甚至餃子店也行──讓她這個廣東人嘗嘗真正的北京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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