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真相-用族群衝突來遮掩貪瀆跟無能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3-02-18T10:51:41+08:00

    

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228事件的起因是國民政府把貪瀆跟官僚的無能陋習從中國帶來台灣 , 引起人民高度不滿 , 進而發動沒有組織類似革命的起義 , 而後國民黨政府不知道改進跟檢討 , 故意把228事件用媒體力量引導成 族群衝突 , 來閤理化國民黨的鎮壓屠殺的行為 , 228事件本來就不是針對外省人 , 隻是當時國民政府大多是由外省藉的人控製 ,

建議去資料來源的維基百科看多方資料 , 再來評價228 , 因為每人觀點不同  , 因為發現論壇中有一些有心人士
故意把228事件說成是族群衝突來模糊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貪瀆跟無能


二二八事件[註 1]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菁英事件[註 2]。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間的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台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事。

該事件的導火綫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同日，市民聚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竟遭公署衛兵開槍射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成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來因貪腐失政所纍積的民怨，以及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緻官民間的對抗衝突與軍隊鎮壓。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韆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復雜，首先由於長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對於相對落後於台灣的中國社會現況、普及教育、法治觀念、衛生條件、生活習慣等缺乏瞭解導緻期望落空[註 3]。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錯誤、官民關係惡劣[註 4]、軍隊紀律不良。在經濟方麵，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問題嚴重，而不當的管製政策使問題加劇。由於國民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加上掌握資源控製權的人士對台灣人民的種種歧視與打壓，使得台灣人民深受其害，因而不滿的情緒不斷纍積，最終導緻龐大民怨能量總爆發。1946年12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其台灣情勢報告中，已預測台灣將隨時發生動亂。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和緩後又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1]。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當時幾乎沒有台獨的倡議，但是當政的國民政府以「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台灣人與閤作」等為由鎮壓，也以藉口捕殺林茂生、陳炘、洪炎鞦、張秀哲等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台灣人，使台灣人的祖國夢碎[1]，二二八事件也因此成為後來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2]。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嚮美國、英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剋阿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將北緯十六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台灣、澎湖等地區交由同盟國成員中華民國代錶同盟國暫時接管。雖然在日本的統治下（1895年至1945年），台灣的近代化有齣色的錶現，但仍未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搾取造成台灣人民不滿，此種不滿情緒後來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1945年10月17日，國民政府軍七十軍連同政府官員由美國軍艦載運護送至台灣基隆登陸，並進入台北市，滿懷期望的三十萬民眾砌成人牆夾道歡呼熱烈迎接。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錶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來台接受日本投降。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戰後的中國因為的武力爭奪活動日熾而依然動盪不安，雖然美國於1946年1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自同年6月起展開全麵性的國共內戰。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加上國民政府貪汙腐敗問題嚴重，使得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錶資本傢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嚮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也因此國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台灣産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産值隻有1937年的49％，工業産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在接管台灣之後大量印製鈔票應付財政支齣，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並強行徵糧，造成台灣的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以及惡性通貨膨脹[3]（後來的幣製改革中，以1元新台幣兌換四萬元舊台幣）[4]，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價漲瞭四百倍，台灣開始齣現飢荒，路有餓莩。《人民導報》於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報載「高雄飢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賭」，恆春一帶的貧民吃檳榔葉果腹，各地發生搶米潮，四處盜賊橫行。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瞭二十八倍。由於物資的短缺與人禍，國民政府管轄台灣的第二年（1946年），台灣的生産指數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台灣的生産陷入停頓，台灣人民的生活較日治時代更加睏苦。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麵接收原屬日本人的財産，將戰後日本人留下的兩百三十七傢公私企業以及六百多個單位，通通納入由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設置的二十七傢公司來經營；另一方麵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製度，壟斷如菸、酒、糖、樟腦等的買賣，憑藉公權力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行政長官公署並積極實施全麵的統製經濟措施，管製各類物資，不僅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又壟斷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造成大量民眾失業。雖然時值國共內戰的非常時期，政府聲稱嚴格的管製政策為避免奸商操縱圖利，但是政府官員本身卻經由台灣省貿易局（與台灣省專賣局並列台灣兩大統製經濟機關），以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私自從中獲取暴利，統製所得絕大部分納入官員的私囊，使台灣的經濟命脈遭受到近乎全麵性的壟斷與掠奪，導緻民不聊生。許多公共建築、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産機具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利，造成工廠無法生産而關門，以及工人失業。原本期待結束殖民控製的台灣人，不滿國民政府延續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壓榨台灣人民的生機，並且變本加厲。

日本人投降撤齣台灣後，台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台灣政治方麵，重要職位幾乎皆由外省人控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中，隻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台灣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灣人不易謀得公傢機構職務的差彆待遇，更是引發台灣人不滿[5]。相較之下，在日本統治後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反倒在台灣日治時期，台灣人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管轄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汙問題，例如舞弊營私、中飽私囊、把持機關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而常為報章媒體所報導。駐守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更是軍紀敗壞，例如乘車不付錢、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藉，乃至偷竊、搶劫、詐欺、開槍傷人、姦汙婦女、與民眾之間的大小衝突不斷。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紀律嚴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強烈對比[6]，也使得台灣人民越來越輕衊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麵、天馬茶房前[註 5](25.053954°N 121.512233°E)，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寡婦林江邁正在販賣私菸，查緝員於是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以及身上所有的錢財。

林婦錶示生活睏難，跪地求饒，苦苦哀求至少歸還其錢財、以及其餘經過閤法繳稅的公菸，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而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民眾圍觀，讓查緝員大為緊張；又加上語言溝通不暢等因素，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滿臉是血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寜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瞭在自傢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齣所，再被護送轉移至中山堂旁的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六、七百人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兇，但是由於警察局長官有意包庇下屬。市民眼見官吏濫開槍傷及無辜，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由於前一天的血案未獲解決，於是隔天2月28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積怨已深的市民群體展開罷工、罷市，大小商店紛起響應相繼關門。上午十時，憤怒的市民除瞭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還要求專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台負責。民眾並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菸、酒類等物搬齣並予以焚毀。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台北市民聚集於專賣局前焚毀菸酒。

2月28日下午一時許，數韆名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過程中公署衛兵無預警嚮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許多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

公署衛兵開槍事件後，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

另一部抗議民眾此時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註 6]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

2月28日下午二時，在群眾抗議中，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者受到報復。此時並發生民眾遷怒濫施報復於外省人事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遭到民眾破壞。

2月28日下午三時，警備總司令部眼見情況險峻，於是緊急發佈臨時戒嚴令，並派遣武裝軍警掃蕩台北市區，開槍掃射民眾[5]。

2月28日下午五時許，新台百貨公司[註 7]亦被搗毀焚燒，乘機偷竊者則遭毒打。對外省人則毆打或焚毀車輛[註 8]。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任職於聯閤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指稱，大多是被棒打或棍擊，尚未見武士刀，攻擊婦孺老人的現象不太多，強姦隻偶有傳聞[註 9]。根據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5]。

至此，一年多來台灣人民的積怨，再加上台灣省行政長官的處理不當，終於從3月1日起爆發瞭蔓延台灣全島的反政府行為[13]。
政治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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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

因軍警於戒嚴令後開始大規模開槍射殺街頭民眾，使得各地憤而反抗，其中以黃信卿的埔裏隊、何集淮及蔡伯勛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隊、霧社泰雅族原住民青年參與陳明忠的突襲隊等各地集閤起來組成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各地的反抗也以這支在台中地區的勢力維持最久。此外，較有規模的戰役還有阿裏山鄒族原住民所參與的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嘉義市各學校學生幾乎全體總動員支援民軍的戰鬥與救護傷患；高雄一中學生於高雄市區與軍隊的巷戰；雲林虎尾機場攻防戰達三晝夜，反抗民眾大多數以竹竿綁上菜刀、竹槍（削尖的竹子）做為反抗國軍部隊的主力武器；鬥六市街戰；嘉義小梅、古坑樟湖抗擊戰。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隻有小騷動。憲兵團長張慕陶亦指反抗人士收繳各地軍警的武器達四韆枝以上，地方政府卻已失去控製情況能力，並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18]。
高雄衝突與軍事鎮壓
由國軍操作架設在消防車上的機槍。當時服務於聯閤國的Dr. M. Ottsen在台南新市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

3月2日至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攻擊多處政府機關及部分外省人，並控製市政府。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的學生組成自衛隊，並有雄工、雄商等學校的學生加入，高雄女中學生則提供食物。3月4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派齣巡邏隊，見聚會民眾便開槍射殺，引起市民恐慌。3月5日，高雄要塞軍隊開始以八門七五砲對市區展開砲擊，並嚮鼓山一路一帶進行掃射、封鎖。3月6日上午，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市府清查室主任塗光明、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醫師範滄榕、曾豐明等人前往壽山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希望彭司令約束其巡邏隊禁止繼續射殺高雄市民；談判破裂，除黃仲圖、彭清靠與李佛續三人被釋放外，其餘談判人士遭到槍決。3月6日下午，彭孟緝派遣軍隊下山，分彆以吉普車架機槍以及持步槍士兵，兵分三路奪迴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軍隊下山後沿路掃射行人並入屋劫掠商傢[19]。3月6日下午，高雄第一中學遭受何軍章團第三營以多門迫擊砲轟擊，高雄一中學生並與何軍章團第三營第七連王作金部展開巷戰，雄中學生逐漸不支退至前金派齣所，犧牲甚钜。另一路軍隊於同日下午攻擊高雄火車站，火車站前方民眾二、三百人紛紛走避並躲入地下道，地下道遭軍隊封鎖並掃射，緻使民眾遭受重大傷亡。高雄要塞守備大隊陳國儒部於3月6日下午攻擊高雄市政府，當時市政府內正集結許多市參議員及地方人士開會，軍隊丟入手榴彈並見人開槍，律師陳金能、議員許鞦粽、黃賜、王石定等五、六十人喪命市政府。前高雄市長王玉雲迴憶其在市政府地下室中救齣其弟，室內積血逾五公分。
國府增援兵力抵台鎮壓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錶麵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瞭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但事實上陳儀對蔣介石隱瞞政府官員貪汙事實真相[註 10]，並將台灣人民汙名化為日本皇民，影射台灣人民受共産黨思想影響，産生「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而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灣政治，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2][20]，蔣介石反而接受陳儀之暗中請求，下令派兵馳台綏靖清鄉。

即使已有蔣渭川等人緻電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說明實際情形並請求暫緩派兵。然而南京官方並未查訪實情為何，即從上海火速調派由劉雨卿率領的國軍整編第21師（整編計畫前之21軍）部隊為主力赴台鎮壓。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之後，綏靖屠殺工作於是全麵展開[18]。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國軍駐台兵力已有：陸軍21師直屬獨立團（何軍章團）（2500人）、陸軍21師直屬工兵營（517人）、三個要塞守備大隊（1532人）、特務營、憲兵第4團2個營，總兵力共5251人。
黃榮燦於1947年4月當年製作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

自3月8日起，憲兵第4團第1營及第3營、陸軍21師438團及436團、憲兵第21團第1營、陸軍21師司令部，及直屬部隊陸續跨海抵達台灣，增援兵力一萬三韆人。兵分二路，由基隆港及高雄港上岸，行政長官公署下令總攻擊。部隊肅清街頭，沿路實施密集射擊，進行南北夾抄，台灣全島陷入血腥，各縣市反抗國軍的勢力迅速潰敗。至於已全盤控製台中市警政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城鎮戰，也預先轉移至埔裏，最終於烏牛欄之役結束，成員則自行解散。由於二七部隊的轉移牽製國軍轉往南投山區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為逃過國軍大規模濫殺的城市。與此同時，許多本省籍的菁英，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燈、畫傢陳澄波、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等人均於此波國軍攻擊行動中慘遭殺害。台灣許多民意代錶、教授、醫師、律師、作傢、記者等幾乎同時在此時被捕遇害。全台各地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死傷慘重，光是就台北市地區的學生而言，其一：受軍統局號召參與維護治安工作的一百餘名不滿二十歲的各學校青年學生，被軍隊押到圓山倉庫廣場前麵集體射殺，此即著名的「圓山事件」[21]。其二：軍隊進攻二二八處委會，台北市中山堂現場正在處理各部門事務的開南及延平學生犧牲慘烈，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人間遭到槍殺，棄屍於第六水門[22]。台灣十餘傢報社遭到查封。

經過一週的掃蕩及強力整肅的綏靖屠殺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令來台宣撫巡按調查[註 11]，在報告中嚴批陳儀，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並聲明政府將以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除奸徒、、圖謀不軌者決予嚴懲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但是國府軍隊仍舊繼續追捕。3月26日，陳儀又發佈「為實施清鄉告全省民眾書」，展開長達9個月的「清鄉」活動；軍憲人員藉清鄉之名，沿戶登門清查戶口、搜捕可疑對象、追繳武器、連保切結共同承擔責任，在各地濫捕濫殺，受害情況持續擴大。

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一切非法團體。3月12日，陳儀嚮蔣介石呈報瞭一份「辦理人犯姓名調查錶」，列舉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3月14日，警備總部下令解散「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23]。
顯示▼陳儀嚮蔣介石呈報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錶」主犯
清鄉掃蕩
遭軍隊槍決而亡未能瞑目的人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錶麵上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國民政府在台灣各地至此纔正式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整肅可能的反政府分子。軍事鎮壓行動之後，繼之進行清鄉工作，其主要目的在逮捕潛逃嫌犯、收繳武器軍品、清查戶口、辦理自新、取得連保連坐切結等[18]，然而其中有不少挾怨報復，造成諸多民眾的傷亡與社會的恐怖肅殺氣氛。

基隆和平島的日本沖繩琉球人聚落，約有三十餘名日本琉球居民，連同當地的台灣居民，在國軍的掃蕩屠殺中遭到槍決填海遇害[24]。

因為國民政府在清鄉施行前已有詳細的武力掃蕩規劃部署，而且事實上各地的動亂未如公署宣傳之嚴重，故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料中迅速；除中部地區「二七部隊」之殘部有較長久之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但是仍有遭到網羅罪名的嫌犯，或遭私人挾怨報復舉發之情況，也有軍警與憲兵未詳加查證即貿然逮捕之冤獄。不法軍警藉由清鄉之名勒索敲詐財物、交付贖金贖命，或順手掠奪私人財物等諸多非法行為，此乃由於國民政府駐台軍隊素質不良，以及軍紀教育欠缺所緻[18]。

4月11日，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齣麵揭舉「奸黨全部陰謀」，同時強調綏靖屠殺工作將於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時並訂頒連坐辦法（結保人和被保人連坐，以及一百公尺內之人民須受連坐處分），以肅清反對勢力。在此次行動當中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25]。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瞭大約9個月[26]，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27]。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直到5月16日政府纔解除戒嚴，清鄉錶麵上告一段落，實際上拘捕仍在持續，而各地街頭仍然有零星的軍人殺人報復事件發生。

4月18日，陳儀發布「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者共30名[28]。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鄒族吳鳳鄉（今阿裏山鄉）鄉長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漢名：高一生）通知各村部落的青年乾部組成「高山部隊」，命令警備官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漢名：湯守仁）帶隊，湯守仁集閤瞭所有鄒族村落中，各派齣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瞭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今嘉義蘭潭）軍械庫（當時台灣最大的軍械庫）。之後分成兩組人馬，一組維持嘉義市區的治安工作、另一組與嘉義地區民兵閤力圍堵嘉義水上機場阻止軍隊增援。圍堵四天後，因主張繼續對抗，與嘉義民兵主和派意見分歧，湯守仁便率領鄒族部隊撤迴山上，平地代錶答應和談。後來國民政府援軍一到，談判代錶隨即被槍殺。
族群衝突與武裝路綫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齣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註 12]。在長官公署的科長、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隻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齣政府的訴求由此緣故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緻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灣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國軍登陸後，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對台灣人採取極端的報復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台共乘機介入，如台中地區參與「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參與武裝「二七部隊」組織以全麵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綫之外，另闢一條武裝路綫。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齣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裏山鄒族原住民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閤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註 13][30]。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齣現瞭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曆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台灣本省籍護士的保護[31]。 本帖最後由 lala-room 於 2013-2-18 02:56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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