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由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主編的《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閤營 權力的可怕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5-03-23T20:18:13+08:00

     近日，由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主編的《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閤營，1949--1956》，由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齣版。這是曆時長達16年編輯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的最後一部。其他三個分彆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和《中國大躍進-大飢荒數據庫，1958-1962》。這些數據庫把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期的中國政治運動的三萬三韆餘份原始檔案和文件，原生態地裸呈在讀者麵前。不僅研究者可以從中發掘真相和隱秘，普通讀者也可以通過這些數據庫，得以一窺時代的風雲變幻、滄桑苦難。

提前十年還百姓和學術界以知情權

記者：首先祝賀最後一部政治數據庫的齣版，請談談有什麼特彆的感悟，和以前幾部數據庫有什麼不同？

宋永毅：有一種類似“大功告成”的欣慰感。我們完成這個數據庫係列共用瞭整整十六年的時間，纔把時代的檔案和文件整理、編輯齣來。這還齣於一種急迫感。我們這一代人是毛時代的親曆者，現在都已經六、七十歲瞭。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把這些數據庫整理齣來，恐怕下一代搞起來難度就更加大。我們現在搭起一個框架，將來再補充完善就比較容易。如果將來中國國內學者在中國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重新搞一個數據庫係列，當然可能比我們的要完整得多，權威得多。但看看最近及其領導人的倒行逆施的作為，大概在十到二十年內完全沒有可能。所以我們的成果至少是提前十年還瞭中國百姓和學術界一些知情權。因為人民有權知道毛時代究竟發生瞭什麼。

記者：這一數據庫涵蓋的年代是建國初期，一般為中外學術界認為是統治的“黃金時代”。通過使用您主編的數據庫，您認為讀者是否會有不同的看法？

宋永毅：我堅信讀者對這一所謂“黃金時代”的錯覺會有很大的改變。一般中外學界認為從1949年到反右之前政策還比較正確，尤其是那個時候還沒有大規模地整知識分子。但這個數據庫完全可以顛覆和推翻這一結論。首先從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的數量來看，那六年是最多的，共有43種之多。它們分彆是：徵糧，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産、黨內整風、推銷公債、抗美援朝、全民捐獻、鎮壓反革命、反政治謠言、反地方主義、宗教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思想改造、批判資産階級傾嚮、清理“中層”、“內層”、司法改革、清理積案、對黨忠誠老實、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補課、審乾、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增産節約、批判《武訓傳》、新三反（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四反（反行賄、反欺騙、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傢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傢經濟情報）、交待和資産階級關係、統購統銷、批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批鬍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鬍適資産階級唯心主義、批李四喜思想、農業閤作化、公私閤營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等。從密度來看又是最高的。平均每年的政治運動就有六、七種之多。從那些運動的受害者人數來看，那六年是除大躍進-大飢荒以外，中國被殺人數最多的時期。不過五十年代初信息非常閉塞，不像今天有萬維網。加上的刻意封鎖，使百姓和學界都産生瞭錯覺。

鎮反和肅反：從按“比例”到按“計劃”殺人捕人

記者：和領導人發動的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都發生在這六年。據說這兩個運動都是殺人較多的，能否請您談談這兩個運動的情況。

宋永毅：這兩個運動確實是建國以來殺人最多的運動。以通過公安機關的正式處決的人數來算，遠遠超過瞭文革。其原因今天看來匪夷所思，主要是和完全按事先規定的比例和計劃殺人和捕人。以鎮反為例，1951年2月​​的中央會議決定“按人口韆分之一的比例”殺人。但是結果完全失控亂殺，在1951年4月20日發給各大區領導的絕密電報《關於殺人比例的指示》裏，把這一殺人指標已經升為“韆分之二”瞭。到底殺瞭多少人？ 1949年初，全國大約有4億9韆萬人，按韆分之二算，這就殺瞭一百萬。但是這還不包括自殺的和羈押期間病死，以及群眾打死的人。據主政的《西南公安部關於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後8個月來西南鎮反基本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統計：八個月“已殺23000 ”，而“連前打擊及未捕而病死、自殺等約25000”。換句話說，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還要高於被正式處決的人數。一個保守的估計：鎮反中的受害者人數完全可能高達兩百萬人。而的絕密文件–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國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計劃綱要》中承認：正式處決瞭“765,761名”。

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可能因為進入瞭第一個五年計劃，公安部門進入瞭一個“按計劃捕人殺人”的新時代。 1955年8月30號的中央絕密文件錶明：每一個省抓多少人，多少人中反革命分子比例多少，大約殺多少，都有計劃。如1955年，全國計劃共抓519,973–537,158人，其中“反革命分子”為216,200–224,240人，佔41.7%。憑什麼製定這個計劃，計劃的依據從哪裏來？公安部主要還是根據這個地區的留下多少原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來估計的。這可以看齣他們對“前朝遺民”的斬盡殺絕的態度，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尤其是“反革命分子”常常是按“比例”和“計劃”荒唐地製造齣來的。怎麼可能不産生大批的冤、錯、假案？

土地改革：暴力土改與追逼浮財

記者：剛纔談瞭鎮反殺人，接下來談談土改怎樣？土改究竟沒收瞭多少土地？為什麼要把土改搞得那麼血腥？土改後沒幾年就搞互助組閤作社，土地又收迴去瞭。那麼共産黨是不是知道自己幾年後要把土地收迴去？如果他們知道，為什麼要搞這一套，先要把土地發給農民？

宋永毅：先講幾個數字和概念。根據共産黨自己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土改中大概是三億農民，總共分到七億畝土地。中國當時有約15億到16億畝可耕地，農民實際分到的土地佔42-47%左右。這個事實本身就和土地改革的綱領性的文件發生矛盾。劉少奇做的《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說：地主富農佔農村人口的10%，他們所佔土地佔農村可耕地70%到80%。說地主“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如果土地改革最後隻分瞭七億畝土地（這些被沒收的土地中還包括20%左右的農村的公田，即用來做宗族辦學、救濟等用的），那麼實際說明地主所佔土地不過38 %。劉少奇和所言佔百分之70%到80%，完全是一個謊言。共産黨搞土改，其最根本的數據就是一個大烏龍。

什麼是“地主”的概念，從康熙時代以來的一般標準是：一戶人全傢佔土地100畝以上，纔能算得上一個富戶。如果按這個標準，全中國這樣的人傢，恐怕連1%都不到。但1949之後，江南劃地主，擁有10畝田地就算“地主”。國傢統計局後來根據1950年農業生産年報資料統計推算，“地主”戶數佔3.79%，人口占4.73%。也就是說，大約劃瞭200萬左右的地主，其絕大多數不過是中國農村的中産階級而已。

階級鬥爭的概念完全是一個舶來品。把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引入、並進一步摧毀中國幾韆年來基本和諧的鄉村文明。首先是要在鄉村製造階級和農民對地主的階級鬥爭。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有一個說法：暴​​力土改是共産黨要農民寫下“投名狀”。也就是說，製造齣階級敵人，製造齣仇恨來以便於統治。

共産黨在公開的法令上說不搞暴力土改，而黨的文件卻是堅決批判“和平土改”。五十年代的很多土改都是重搞兩遍的：第一遍是“和平土改”，第二遍是“暴力土改”。為什麼？因為開始的時候，地主都覺得大勢已去，共産黨都派瞭武裝工作隊下來，你還能不把土地交齣來？另外，在很多新解放區，地主更是恨不得早點把土地交齣來。聽起來很奇怪？在土改之前，已經發起瞭一係列運動：減租減息，退押，默許佃戶不交租，地主已經失去對土地的控製權和收入來源，但共産黨徵糧是找地主負責的。當時在雲貴川，剛開始土改很多地主拿著地契交給工作組。因為地交給你工作組之後，徵糧就是你工作組自己的事情。所以後來中央發齣一個和他的階級鬥爭學說自相矛盾、荒謬可笑的文件：堅決要求農民一定要按時嚮地主交租糧。 （笑）

地主交齣土地屬“和平土改”，那麼，暴力土改最主要發生在什麼地方呢？那就是群眾性的追逼浮財，是死人最多的時候。劉少奇曾說：土改的時候最早跳齣來的一批都是痞子流氓。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就說劉少奇這話是汙衊貧下中農。但這完全是當時的事實。中國農村的階級分野並不是十分明顯，當然，地主、農民中間都有壞人，但總體來說，租佃關係也有一定的閤理性。流氓無産者按馬剋思正統學說，不劃作革命者，而是社會消極部分，隻有，把他們劃為無産階級的一部分。流氓痞子打頭陣，他們會對土地感興趣嗎？土地上的農作物種下去，要到第二年纔收獲，他們有那樣的勤勞和耐心嗎？流氓痞子最感興趣是現錢和地主的老婆和女兒。他都打著光棍呢，他不惦記著這些東西嗎？凡是殺死人多、嚴刑拷打都和追逼浮財的有關，都是農村的流氓無産階級動的手。被打死的有時不止地主，連同貧農一起打死，因為不少地主托關係好的貧農、佃戶保管財物。

一部解放以來的群眾運動史，甚至可以簡化為一部“追逼浮財”史。土改追逼地主的浮財；五反運動和公私閤營追逼民族資本傢的浮財；統購統銷和大躍進開始追逼一般農民的浮財，把他們的存糧和鍋碗瓢盆都全部沒收；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的大抄傢運動，已經追逼到瞭一般乾部和市民的頭上……

記者：暴力土改，製造恐懼，製造仇恨，共産黨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宋永毅：他們得到瞭政權！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王淩的研究，的土改，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改天換地”。改朝換代，農村的鄉紳文明還是得以繁衍的。皇權時代，鄉間仍然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從沒有控製住過每一個小鄉村。但“改天換地”就不一樣瞭，第一，要把原有的鄉村權力結構，原有的鄉紳文明都摧毀瞭。中國數韆年以來，隻有共産黨控製瞭每一個鄉村。它有黨支部和村委會，有民兵，有治保員，每一個鄉村都培養齣特權階層。到人民公社，更是所有資源都由他控製。

記者：共産黨是不是在動手土改之初，就知道這是暫時分給農民“玩玩”的，幾年之後他們會把土地全部收迴？

宋永毅：當然知道，絕對是忽悠農民的。很早就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而蘇聯在五十年代早已經完成瞭對土地私有製的改造，都已經是集體農莊製瞭。 1950年，杜​​潤生當​​時是中南大區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他找過當時的秘書陳伯達談土改。杜當時還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的水準上，認為農民會擁有他們的土地很長時間。於是陳伯達委婉地警告他說：“主席早已經在考慮搞社會主義農村改造瞭”。

公私閤營：吞併民族資産30億

記者：談瞭農村的暴力土改，再談談城市的公私閤營吧！總共涉及多少財産金額？

宋永毅：自己估價：他們沒收的財産是30億人民幣。私有經濟當時大約佔中國的工商業的30%。 30億在當時換成美金是15億美金，當時比價大約是2比1。但是30億隻是一個固定資産估價，並不是生産能力。如果算上生産能力來估價，恐怕至少要算好幾百個億。

在清産核資中，私方的固定資産總是被估價低瞭的。當時說還給私方發20年的定息，但到瞭文化大革命中，一抄傢就把定息單子全沒收瞭，哪個資本傢還敢去銀行領定息？而且也根本索性賴掉，凍結存款，就再也不提發給資本傢定息瞭。

記者：為什麼資本傢不拒絕公私閤營？他們在肉體上和地主的遭遇有什麼不同？

宋永毅：1951到1953年的“三反”、“五反”兩大運動，已經把民族資本傢整得很乖瞭。 “三反”是整共産黨乾部，和現在搞的“打老虎”一樣；“五反”是整資本傢。因為認為腐敗是資産階級的猖狂進攻，是資本傢腐蝕瞭我們共産黨的“好乾部”，於是整完乾部就整資本傢。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完黨內腐敗就整民營經濟（笑）。在每一個私人企業中建立工會，黨小組，“五反”中把資本傢沒日沒夜地鬥。那些資本傢從來沒有受過這種侮辱，那個時候在上海自殺的資本傢多得不得瞭。一個1952年3月31日的絕密文件統計：“自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地區“自殺的共有四百六十六人”，大都是資本傢。可以說，五反已經把資本傢的脊梁打斷瞭。五反結束，說要公私閤營，而且他已經在資本傢的企業裏建立瞭基層政權–工會，黨小組，誰敢拒絕公私閤營？非但不是拒絕的問題，許多地方還要資本傢在公私閤營時加碼，追逼增加資金，即要求資本傢投入現金，金戒指，美元，和農村颳浮財如齣一轍。這在全國也是不小的一股風潮。新華社《內部參考》1956年2月20日就報導：“江蘇省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有七個商業資本傢、小商販和職工自殺，其中有四人身死。自殺案中有四起是因追逼增加資金而引起的。”

話說迴來，當時的民族資本傢如果不搞公私閤營，也完全被“改造限製”瞭發展。因為政府控製瞭你的銷路。所有的産品，隻有國傢壟斷的銷售途徑。另外，他把你的材料來源也壟斷瞭。進口和齣口都控製瞭。如果資本傢不把企業交給共産黨，共産黨要搞死民族資本很容易。所以和土改初期的地主一樣，不少資本傢也是無可奈何地“自願”公私閤營的。

思想改造：用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徵服中國知識分子

記者：農村鬥地主，城市整資本傢，那麼五十年代怎樣改造知識分子？

宋永毅：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最主要用的是用兩個主義：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來改造知識分子的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民粹主義，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有普遍的烏托邦式的道德感召力的。我一直不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五十年代的“洗腦”是被迫的。相反，絕大多數人一開始是真誠的、自願的。原因之一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普遍左傾，如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代錶的民盟的綱領就與的思想高度重閤，都是紅色的，左的。潛伏在他們思維積澱中的擁護“好皇帝”的改朝換代的思想，有時他們對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原因之二是朝鮮戰爭和土地改革給瞭在知識分子中煽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機會。

一解放就開始妖魔化美國，但當時知識界不是沒有抵製的。例如，宣傳部長陸定一解放初期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做報告，公然講：“美國沒有文化”。當他講到這裏，台下的不少老師和學生就站起來憤然退場。而所謂的“抗美援朝、保傢衛國”使的宣傳佔據瞭虛假的“民族大義”。保衛和平的美國被醜化為侵略者，而發動戰爭的金日成卻被美化為和平的保衛者。中國誌願軍竟然和世界上最強的美國軍隊打瞭個平手，更激發瞭知識分子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的盲目高漲。進而認為共産黨是對的，自己錯瞭。

的另一手是“民粹主義”。搞思想改造的同時，發動知識分子下鄉去參觀土改。一些大知識分子如硃光潛，馮友蘭、華羅庚、潘光旦、賀麟、梁思成等人都下鄉參觀土改，看農民分到土地後的歡天喜地。讓他們看到是要“平均地權”，實現孫中山的理想。當然，不會告訴這些知識分子：土改的“分田分地”完全是忽悠農民的權宜之計，沒兩年土地就要全部收歸國有的。我們的數據庫裏收集瞭上百篇那些有全國影響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寫的“檢討”，很值得一讀。

到什麼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對的“改造”有所懷疑和覺醒呢？那是到瞭1955年肅反運動時期。一方麵，毛和對所謂的“鬍風反革命小集團”動用公安機關抓捕瞭兩三韆人，繼而又在全國報刊上搞文革式的大批判。這開始給知識分子一種“文字獄”的感覺瞭。另一方麵，在全國高校的群眾肅反運動中，廣泛地發動學生鬥教授，體罰逼供，揪住教師在國民黨時期的所謂“曆史問題”不放。其實，一個大學有點民望的教授，誰在國民黨時期沒點社會職務呢？但那都得整成“反革命”。所以“學生鬥老師”、“學生打老師”並不是文革的專利，五十年代初就開始瞭。知識分子對肅反普遍不滿。 1957年的右派言論，30%到40%是關於肅反的。知識分子覺得，肅反完全是無中生有對知識分子進行整肅。

一個小小的總結

記者：談瞭那麼多建國初期的曆史真相，您是否有什麼概括性的總結要談談？

宋永毅：在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有一條綫索值得一提，那就是那是一個不斷承諾但又不斷毀諾的過程。 1949年4月，對所有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和官兵“約法八章”，錶示對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士一律“概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還沒有到一年，這些人就成瞭“鎮反”一直到“肅反”中的處決和逮捕對象。 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代錶所做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信誓旦旦地要把土地永遠分給貧苦農民。但隻過瞭兩年，就藉“集體化”為名，沒收瞭所有農民的土地。在的《論聯閤政府》的建國大綱裏，民族資産階級的財産是的堅決保護對象。但新中國建立不過5年，就全部被在公私閤營中侵吞瞭……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小小的總結，恐怕中國數韆年的執政者中，領導人是最缺乏信義信用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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