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因為沒錢嗎？現在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 認為明朝亡於財政破産。簡單地說 短史記｜“沒有錢”不是明朝滅亡的主因 - 趣味新聞網

一、是因為沒錢嗎？

現在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明朝亡於財政破産。

簡單地說，就是因為明朝中央政府沒錢瞭，沒法編練齣一支精銳的軍隊，來抵禦清軍入侵和平定農民軍起義。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的國庫隻剩八萬兩銀子瞭，可以說窮得叮當響。所以，說明朝亡於財政破産是有點兒道理的，但這絕不是全部原因。

我們常說“沒錢是萬萬不能的”，但彆忘瞭前麵還有一句，“錢並不是萬能的”，我認為明朝更多是亡在前半句上。明朝沒錢嗎？這得看和誰比，和同時期的清朝比，從單純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看，明朝都是遠遠勝齣的。如果硬要說一個耕地有七八億納稅畝、人口約兩億的大國，比僅僅隻有數十萬人的漁獵部落還要窮，那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但錢多並不意味著國力強，更不意味著軍力強， 這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轉換效率問題。 人口基數龐大，並不代錶有足夠閤格的精銳兵員，理解這個並不睏難。

射箭不僅講究力量和技法，還極講究心理素質，明軍是半路齣傢的“農民戰士”，如何與從小就騎馬射箭的“職業獵手”相比？戰場上的技戰術差異往往導緻一邊倒的屠殺，明清兩軍的多次交戰充分證明瞭這一點。兵員的技戰術並不是成年後通過加強訓練就能提升的，哪個職業運動員不是從小就參加嚴格的訓練？否則，即使投入再多的錢，恐怕也無濟於事。另外，孔子曾經說過一句話，“朽木不可雕也”，如果本身不是塊好材料，僅靠後天調教也是很難成氣候的。

明軍的火器落後，不能抵禦清軍的騎兵，冷兵器更不是對手。滿族人從小就是職業獵手，打獵就是他們生活、生存的方式，而且在極為寒冷、充滿野獸和各種危險的大森林裏生活，那些體力弱、技術差、智力有缺陷的弱者，早就被嚴酷的生存環境淘汰瞭，存活下來的都是最強者。而明朝以農業為主，培養一名閤格的冷兵器戰士，代價極其高昂，所以必須引進更快速、更有效的作戰方式。

於是人們得齣結論，仿照同時代的西班牙步兵方陣，建立一支以歐洲先進火器、長矛手與騎兵混閤編製的軍隊，是剋製滿洲騎兵部隊的唯一方法。

在歐洲，火器的普遍運用與技術提高終結瞭冷兵器時代的霸主――重裝騎士。中世紀時，騎士和他騎的馬都掛著由一整塊鋼片打造的闆甲，這在當時是絕對的霸主，因為一般的劍對他們一點兒辦法都沒有，但是火器終結瞭他們的霸主地位。而在明末，明軍從來沒有邁過這道坎。

徐光啓曾建議，從澳門引進葡萄牙兵訓練明軍使用火器，組建幾萬名歐洲標準的步兵方陣剋製清軍騎兵，這是明朝唯一可能的自救方式。但非常不幸，並不是因為財政，而是因為意識形態，這個建議遭到瞭激烈的反對。 明朝不願意以自己鄙視的夷人為師，隻想單純引進和仿製他們的火器，卻不改變訓練方法與戰術組織，結果一批批的明軍精銳血灑遼西走廊。 而當清軍能夠仿製歐洲火器，甚至得到瞭明軍經過葡萄牙式訓練的炮兵部隊，升級為一支以騎兵為主的綜閤性軍隊後，明軍和明朝的下場已經注定。

徐光啓像

明朝雖然比關外的清朝富裕，但也並不寬裕，遼東戰事一起，很快就入不敷齣，需要每年加徵五百二十萬兩白銀的遼餉。五百二十萬兩銀子說多也不多，相對於有幾億畝耕地的明朝來說，稅負並不重，每畝九厘銀；即使崇禎年間增加至七百多萬兩，又加徵剿餉、練餉（以上就是著名的明末“三餉”），每年閤計還不到兩韆萬兩。但是，它的增幅卻非常驚人，因為未加徵“三餉”之前的賦稅，包括糧食、布匹等，全部摺算成白銀後，每年總數不到三韆萬兩白銀。

三韆萬兩白銀聽起來好像很多，但其實也不算多。即使加上“三餉”，每年五韆萬兩，相對於耕地有七八億納稅畝、人口約兩億的明朝來說，稅收總體量也並不高，還不及同時期人口僅幾百萬的英格蘭的一半。即使如此，也已經讓廣大底層民眾紛紛破産，拋棄土地房屋，流離失所。

我認為， 明朝衰敗的主要原因，是其經濟以農業為主，形式太過單一，而且農業的剩餘價值不高，利潤率很低。明朝的農民本就一直在溫飽綫甚至生存綫上掙紮，他們需要靠天吃飯，遇上災年，就難以維持生計，何況還要承受高稅負。 所以，與同時期的英格蘭相比，明朝雖然人口多、耕地多，但能夠轉化為財政與軍事能力的比例其實很低。

更糟糕的是，明朝最龐大的利益集團――皇族藩王集團占有社會最大份額的財富。明太祖齣身貧苦，怕子孫吃苦受窮，一改唐宋降等襲封的製度，將明朝皇族分封定為“世襲罔替”。所謂“世襲罔替”，就是皇帝的兒子除一位繼承皇位外，其餘都封親王，親王嫡長子不降等承襲爵位，其餘諸子降一等繼承，即親王的嫡長一脈永遠是親王，其餘諸子為郡王，以此類推。而且皇族在明朝中葉之前是被禁止從事任何職業的，完全由國傢財政來供養，且標準非常高，即每年俸祿“親王萬石，郡王二韆石，鎮國將軍韆石”，而正七品縣令的俸祿每年纔九十石。更離譜的是，親王“之國就藩” 還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收取賦稅，數量多達幾百萬畝，甚至一個省的肥沃耕地半數歸藩王。當然這些財富都不會歸朝廷所有。

萬曆初年有一本《萬曆會計錄》，裏麵記載 全國財政支齣一韆八百多萬兩銀子，其中宗藩俸祿達到五百五十多萬兩，占瞭將近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說，國傢正常的財政支齣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用於供奉皇族，而這些皇族並不從事任何職業。

此外，明朝中後期全國要給北京提供糧食，因為華北地區在明朝的時候生態環境已經嚴重惡化，不像唐宋以前，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明朝時的北京完全無法維持官僚貴族和軍隊駐紮所需的糧食，需要從江南經京杭大運河嚮北京運糧，運輸成本極其高昂，這也是明朝財政不足的一大癥結。

明朝中後期全國每年供給北京的糧食有四百多萬石，而供給皇族的糧食超過八百萬石。有的省份如山西、河南全年的糧食産量還不夠供給本省宗室的一半。

上述隻是糧食一項，絲綢、棉布、銀錢等的供給問題也是一樣。明朝皇族人口每三十年翻一番，到瞭明末人數已經多達幾十萬，這些人沒有任何生産能力，卻占有社會上最大份額的財富。於是，當明末清初天下大亂時，明朝藩王皇族就成為農民軍與清軍的“提款機”。

明朝的宗藩製度、皇族製度幾乎是中國曆史上最失敗的一個製度。 雖然明朝的皇族分封是仿照西漢的世襲罔替，但西漢通過平定七國之亂、推恩令、酌金案等方式嚴厲打擊瞭皇族貴族，削藩除國的現象比比皆是。而明朝缺乏這樣的手段，皇族占有的社會財富越來越多，成為依附在國傢身上的吸血鬼。

在明朝的皇族之下，還有士大夫官僚集團。明朝施行科舉取士製度，兩百多年間，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進士考試，每次錄取二三百人。這些人有瞭科舉功名和官職後可以免除賦役，於是大量底層農民為瞭脫避賦役，將自己的財産田地托寄在這些人名下。比如說，農民按規定每年要給國傢交十兩銀子的稅，現在把財産和田地托寄在官僚和貴族的名下，每年隻需付給官僚或貴族七兩銀子，這樣農民就可以省下三兩銀子。官僚和農民都得利，但皇帝和朝廷的稅收就損失瞭。所以，有的大官僚可以占有幾萬畝免徵稅的土地，甚至幾十萬畝，比如嘉靖朝大學士徐階，在他的傢鄉就占有幾十萬畝土地。

更糟糕的是， 底層民眾承受的實際賦稅，遠高於國傢明文規定的標準。

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一歲中，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韆金，閤海內計之，國傢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緝訪，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閤天下計之，國傢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

上述文字是明朝官員的觀察，意思是老百姓雖然窮，然而並非窮於遼餉。遼餉其實隻收五百二十萬兩的話並不多，一畝地也就九厘而已，而且沒有地的農民不用交。但是最關鍵的是，正稅之外的隱形稅賦“不知其數”。比如地方官去北京朝覲，接受考核，路費少則五六韆金。每次中央考核地方官，全國就要加派數百萬賦稅。同樣，中央派巡撫到各地查訪，每次也要兩三萬兩銀子，於是全國又要加派百餘萬兩銀子。所有這些並不是由國庫齣，而是齣自當地的老百姓。

此外，地方在徵稅的時候還要加徵一筆“耗羨”，就是說老百姓拿著碎銀子去交稅，官員要把碎銀子按標準鑄成銀錠，再將其送到太倉的國庫。但在鑄造的時候會有損耗，因此徵稅的時候就要多收一點兒。而耗羨的額度是官員自己定的，所以耗羨後來額度很大，有時候甚至是正稅的好幾倍，這又成為老百姓一個沉重的負擔；直到清朝，雍正皇帝纔將耗羨革除。

明朝的組織動員效率低下，各級政府的統計數據都是具文，流於形式，弄虛作假。 典型的像官方的土地數、戶口數在兩百多年間幾乎一成不變。 比如明初洪武年間曾統計過天下的戶籍人口，將近六韆萬，到明末的時候是六韆多萬，隻有小幅變化。

那麼，這些數據是怎麼來的呢？我研究過萬曆年間縣級以下的黃冊，也就是戶口與財産統計冊，按規定每十年編造一次。“編造”這個詞確實用得好，因為這些公文上的數據的確是編造齣來的。黃冊上麵赫然列有兩百多歲的人，這怎麼可能呢？原來，每過十年，明朝官員重新編造黃冊時，也不去核實，就在原來的戶口冊上給每個人加十歲，結果不斷地加，就加到兩百多歲。而且人口登記極為隨意，經常一戶人傢就記錄一兩個人，遺漏現象嚴重。

關於這一點，還有更加離奇的事情。崇禎皇帝在位隻有十七年，崇禎十七年就是1644甲申年。但是，清軍在1645年攻下南京後，在玄武湖的黃冊庫中非常吃驚地發現， 明朝的黃冊已經編造到瞭崇禎二十四年！

明朝的丁口黃冊

可想而知，明朝這樣的統治方式不可能有效率。最關鍵的是， 不僅下級在糊弄上級，上級也知道下級在糊弄，而且下級也知道上級知道他們在糊弄，但並不相互揭穿，就這麼一直相互糊弄。 這非常可怕。國傢財政如此，其他方麵，比如軍隊其實也是一樣。

在這樣極度糟糕的環境下，明朝廷榨取的“三餉”又用在哪裏瞭呢？清軍入關時經過錦州，當人質的朝鮮世子和範文程參觀瞭祖大壽、祖大樂挪用軍費修建的府第，形容“其結構宏傑，甲於城中，重門復室，金碧炫耀，�L磚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牆，窮極華麗。而大壽之傢則尤為侈奢，或雲中原巨室之傢過於此者多矣，而我國則雖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華者。其黷貨取怨，以緻覆敗之說，殆不虛矣” 。從中我們可知，兩位明朝總兵在前綫的居所比朝鮮王宮還要奢侈華麗，但比起中原內地的豪宅來又要遜色。連朝鮮人也感嘆明朝顯貴貪婪成性，貧富差距過於懸殊，從而激起底層不滿，民變四起。如此這般，明朝滅亡還奇怪嗎？明朝官員的法定收入很低，最高正一品官員的月薪也不過米八十七石，顯然，祖大壽兄弟依靠閤法收入是無法修建如此奢華的豪宅的，那麼錢從哪裏來呢？明朝花在關寜錦防綫的軍費很少有精確的統計，粗略估算起碼有白銀兩億多兩，其中有多少被各級官員中飽私囊？從底層民眾那裏搜颳來的民脂民膏卻化為前綫將領的豪宅大院，這樣的防綫、這樣的江山真的能守得住嗎？在這樣的前提下，即使再增加“三餉”，填進遼西走廊的無底洞又能如何呢？隻不過讓崩潰來得更快罷瞭。

難道崇禎皇帝對此不清楚嗎？他清楚得很。所以他逼大臣們捐錢，大臣們個個哭窮，如鐵公雞一般，想拔下毛來睏難重重；他逼外戚貴族、他曾祖母的親族李傢捐錢，結果遭到抵製。與李傢勾結的宦官宮妾們編造謠言，說曾祖母孝定太後化身為九蓮菩薩，指責崇禎皇帝對她傢不好，詛咒皇子們全得死。正巧此時皇五子夭摺瞭，崇禎皇帝很害怕，馬上將逼捐的錢全部還迴去，轉而痛恨提齣這個建議的首輔大學士薛國觀，安瞭個罪名將其賜死。

以上可以看齣，明朝財政再睏難也得厚待分封皇子，藩王有錢，皇帝卻不開口要求他們捐錢共剋時艱，又憑什麼讓其他異姓貴族、官僚捐錢？硃傢自己人都不拿江山當迴事，為什麼要拿異姓開刀？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如此人心就散瞭――與其如此，不如換個主子。

二、南遷還是睏守

鬆錦大戰後，明朝形勢越來越危急：在山海關外，僅餘吳三桂的一支戰後殘軍；而在中原，由於精銳明軍都已被抽調齣關，起義的農民軍藉著飢荒聲勢大起，已經攻進瞭中原腹地，多名藩王被殺。黃河流域與華北地區經過多年飢荒和戰亂，已經無法維持明朝中央政府的運轉。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崇禎皇帝與首輔周延儒秘密商議南遷事宜，並叮囑周延儒韆萬不要泄露消息。明朝有兩都，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明朝初年的首都在南京，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在南京還留下瞭一套備用的班底。

天啓皇帝的張皇後，也就是崇禎皇帝的嫂子聽到消息以後，就問崇禎皇帝的周皇後：“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 太廟、宗廟和祖宗的陵墓都在這裏，怎麼遷呢？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張皇後還說瞭周延儒很多壞話，結果南遷一事就擱淺瞭。

崇禎十七年正月，關外的清軍因為皇太極去世以及繼承問題，暫時沒有對明朝發動攻勢，但關內的農民軍勢力越發強大，李自成也已經率軍攻進瞭山西。

山西在明朝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為其地勢居高臨下，農民軍翻過太行山就可以打到華北平原，可以從西、北、南三麵包圍北京。眼看就要被起義的農民軍一網打盡，崇禎皇帝終於急瞭，秘密召見李明睿、李邦華、呂大器商量南遷事宜。

李明睿非常坦率地要求南遷，“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可內斷之聖心，外度之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者也” ，要求皇帝不要再讓群臣商議瞭，一定要乾綱獨斷。

崇禎皇帝說：“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閤，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泄，泄則罪坐汝。” 崇禎皇帝言下之意是告訴李明睿，他早就想遷都瞭，隻是因為沒有人支持所以纔拖延到現在。他的想法和李明睿一樣，但是如果大臣們不同意怎麼辦？這是大事，因此崇禎讓李明睿保密，萬萬不可泄露齣去，否則治他的罪。

這與之前的陳新甲與清軍議和的情形一模一樣。陳新甲議和是崇禎皇帝指使的，但是議和的消息泄露瞭，崇禎就殺掉陳新甲，然後跟大臣們說議和的事是陳新甲背著自己乾的，以此來推卸責任。李明睿現在也麵臨與陳新甲相似的處境，非常危險。

崇禎像

雖然崇禎皇帝知道待在北京隻有死路一條，非常想南遷，但是又不願背上罵名，要將南遷的責任推給臣下，推給提齣建議的人。

崇禎皇帝還詳細問瞭南遷的具體方法，李明睿建議可以僞稱到麯阜朝聖，然後快馬加鞭南下，二十天內即可過黃河、淮河，到達安全的淮安地界（明朝時期，黃河不是從現在的山東入渤海，而是奪瞭淮河中下遊的水道，從江蘇北部入黃海，所以黃河與淮河是一體的）。

此時明朝在南方還有五支主要軍隊，由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高傑、左良玉這五位總兵率領，前四人駐紮在江淮流域，四地閤稱為“江淮四鎮”，左良玉駐紮在武昌一帶。當時明軍號稱還有四五十萬人，當然這個數字是假的，毫無意義，不過幾萬能打仗的兵士起碼還是有的。如果崇禎皇帝順利遷往南京，依托黃河、淮河、長江天塹進行抵抗，未嘗不是一條生路。但能否就此挽救明朝的國運還是個未知數。有人認為，崇禎皇帝一旦南遷，明朝就能中興。我認為還真是未必，但起碼比在北京坐以待斃強。

由於崇禎皇帝的猶疑不定，南遷計劃一拖再拖，直到李自成攻下山西，馬上就要兵臨北京城下瞭。李邦華、李明睿再次上奏疏，提齣瞭另一個南遷方案，即太子去南京、皇帝守北京，這樣起碼在北京被攻下後，還有一個無可爭議的閤法繼承人在安全地帶，免得明朝齣現群龍無首的狀況。但很不幸，這個方案最終也未能落實，導緻瞭一年後南明小王朝群龍無首、相互傾軋的混亂局麵。

南遷方案之所以沒有被落實，跟崇禎皇帝的“摳門”“小氣”的性格有關。因為當時已經沒有多餘的軍隊護送太子南下，必須徵召新兵，而徵召新兵就要花錢。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不僅無法徵募新兵，而且南下途中也無法犒賞將士，勢必會有很多麻煩。李明睿提齣，因為國庫緊張，費用應由皇帝的內庫（皇帝私人的小金庫）齣。

但是，崇禎皇帝堅持認為應由戶部開列一個特殊的支齣項。在這一點上，兩人産生瞭分歧。李明睿認為如果動用國庫中僅剩的儲備，北邊防綫將受到緻命傷害；而如果抽調北京城防軍隊或者邊防軍，就等於放棄北方和中原，南下之行無異於逃跑。李明睿請皇帝為宗廟社稷考慮，趕緊下決斷，不要臨渴掘井。崇禎皇帝低頭不語，最後也沒拿定主意。

時間一天天過去，李自成一天天逼近北京。李明睿公開上疏要求南遷，這一次他換瞭個說法，叫作皇帝“親徵”，留下太子鎮守北京。其實，皇帝“親徵”應該嚮北徵清軍，或者嚮西徵李自成，怎麼嚮南“親徵”呢？當然這隻是讓人聽上去好聽一點兒，就像宋欽宗被金人俘獲去黑龍江，叫作“北狩”一樣。

但是，這一次受到瞭首輔陳演的堅決反對。陳演將李明睿的奏疏透露給瞭兵科給事中光時亨，讓他齣來公開反對。於是，光時亨稱南遷是邪說，不斬李明睿不能安人心。李明睿因為受到皇帝警告，不好為自己辯護，所以他不能像陳新甲一樣，說南遷的主意皇帝也同意。崇禎皇帝當然知道誰是誰非，但他為瞭麵子不肯公開自己的意願，隻好責罵光時亨是泄私憤，說邪說這麼多，他為什麼隻攻李明睿一人。雖然崇禎皇帝這次算是有點兒良心，沒有把李明睿像陳新甲那樣殺掉，但他還是不敢公開自己南遷的意願，於是南遷計劃又一次擱置。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邦華與李明睿又分彆提齣瞭兩個南遷方案，李邦華提齣太子南遷、皇帝留守，李明睿提齣皇帝南遷、太子留守。沒想到，迫於輿論壓力的崇禎皇帝突然態度大變，公開宣稱：

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於此土，若賊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先經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誌決矣。

言下之意是，老祖宗們好不容易纔在北京定都，現在李自成等“流寇”來瞭，如果輕易地就把祖宗基業丟掉，怎麼對得起祖宗、對得起百姓？況且如果他一個人跑瞭，那宗廟社稷怎麼辦？十二陵怎麼辦？京城老百姓怎麼辦？盡管現在“逆賊”猖獗，但仰仗天地祖宗保佑和各位大臣的輔佐，相信事情不會太糟糕的。

崇禎皇帝還定瞭個高調：如果實在不行瞭，自己作為國君為社稷而死，也是正義所在，理所當然，所以他已經下定決心，實在不行情願死在北京。這樣的高調一齣，其他人根本沒法反對。

崇禎皇帝此言一齣，有大臣又提齣，讓太子去南京監軍，但也遭到瞭反對。崇禎皇帝說，自己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太子）孩子傢，做得瞭什麼事？大傢還是商討一下戰守之策，其他話就不要再說瞭。

崇禎皇帝對南遷的態度為什麼突然轉變，行為乖張？親曆者吳偉業分析瞭崇禎皇帝的心態：

上意非不欲南（遷），自慚播越，恐遺恨於萬世，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許。諸大臣材不足以定遷，而賊鋒飄忽，即欲遣太子兩王，禁軍非唐羽林、神策者比，萬一賊以勁騎疾追，即中道潰散，其誰禦之？

意思是說崇禎皇帝在內心裏不是不想南遷，但是怕遭罵名，怕被人指責他逃跑，怕遺臭萬年，所以他需要大臣們舉國請求，需要大傢三番五次地集體跪在地上請求他南遷，他纔會“被迫”答應――南遷是被大傢逼的，將南遷或者逃跑的罪名安在群臣頭上。

其實崇禎皇帝還擔心大臣們沒能力保衛他的安全。明朝禁衛軍不比唐朝的禦林軍和神策軍，如果南遷路上遇到農民起義軍追擊，恐怕難以抵禦，弄不好皇帝、太子和皇子們都要被俘。

當然，吳偉業的解釋並不是全部原因。

人是非常復雜的，崇禎皇帝錶麵上堅決反對南遷，但內心又極度渴望南遷。 他一麵說“國君死社稷”，顯得非常忠烈；另一麵還做著南遷的準備，派給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師兵馬狀況，想知道自己一旦跑到南京，南京城能不能守衛得住。他又密旨令天津巡撫馮元�r準備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準備走海路。其實走陸路可能會被農民起義軍追上，走海路確實更安全。馮元�r不斷敦促崇禎皇帝立即南遷，認為北京不可能守住；他願率勁旅五韆馳赴通州，恭候聖駕，由海道到南京，並派其子馮愷章進京敦請。但此時已是三月初七，李自成馬上就兵圍北京瞭。

崇禎心裏想南遷，但不敢公開承認，主要是因為南遷遭到內閣首輔陳演的堅決反對。對此，崇禎皇帝很惱火，召見內閣輔臣時，唯獨不召見陳演。陳演對此深感不安，於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辭職。在罷免他的前一天，崇禎皇帝對陳演說瞭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意在怪罪陳演。

繼任內閣首輔魏藻德也堅決反對南遷，但他比陳演油滑。崇禎皇帝讓魏藻德錶態要不要南遷，他始終一言不發。魏藻德深知崇禎皇帝的心思和行事風格，堅決不當替罪羊，所以始終不錶態。

三月初三，大學士李建泰再次奏請南遷，並錶示自己願意護送太子先行。次日，崇禎皇帝召見大臣說，李建泰勸其南遷，可他作為國君是要死守社稷的，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再次讓大臣們錶態。大學士範景文、都禦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等錶示贊同，並請求先護送太子去南京。結果遭到光時亨的激烈反對，光時亨說瞭一段極為惡毒的誅心之語。他說：“你們帶太子跑到南京去，心裏到底想乾什麼？你們不就是想模仿唐肅宗在靈武稱帝的舊例嗎？當今皇帝不就變成唐玄宗瞭嗎？你們擁戴太子，有瞭擁立之功，既可以保富貴，又到瞭安全的江南，你們難道要皇帝一個人在北京死社稷嗎？”

此語正中一嚮多疑的崇禎皇帝的心思。光時亨此語一齣，沒人再敢說“南遷”二字。在極度尷尬的沉默中，崇禎皇帝又問大臣們怎麼守衛北京，諸臣一片沉默。

於是崇禎皇帝恨透瞭這幫大臣，深深嘆息，說瞭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意思是他不是亡國之君，他做得很好，自己光明磊落，能力超群，責任心強；是臣子們不好好乾，所以纔導緻國傢滅亡。 崇禎皇帝至死不悟，是自己和戰不定、爭功諉過，對臣下極為涼薄的行為早已經讓臣下絕望透頂。 明末一批最忠勇、最能乾的大臣、統帥、將領，被他一批批地逼嚮遼東戰場，不是戰死就是被殺。到此時，他還將責任全部推卸給下屬，沒一點兒擔當。真是至死不悟、不悟至死。這種領導作風，與關外的對手皇太極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三朝野紀》的記載

至此，命運已經注定、心灰意冷的內閣及六部大臣開始怠工。在京等瞭七天的馮愷章痛哭離京。

但就在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之時，崇禎皇帝又有“神來之筆”，突然又動瞭南遷的念頭。於是他就去問姐夫、駙馬鞏永固，說能否招募人馬護衛南遷。鞏永固早就勸他南遷，但被他大義凜然地拒絕瞭。現在鞏永固告訴他，為時已晚，自己已經做好瞭全傢自殺殉國的準備。

幾個月的寶貴時間就這麼耗完瞭，崇禎皇帝心裏恨透瞭那幫故意架著他的大臣，但此時已毫無辦法，隻能坐睏危城。

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在崇禎皇帝身上應驗瞭。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自成攻進北京後，堅決反對南遷的光時亨立刻投降，而堅決主張南遷的李邦華自殺身亡。

三、甲申之變

明末農民起義四起有幾個原因：一是連年災荒；二是“三餉”層層加派；三是裁撤邊軍、驛卒，士兵因為缺餉而逃散；四是清軍不斷入塞，明軍精銳多次北上勤王，最能乾的統帥、將領與軍隊被清軍消滅殆盡。

洪承疇、孫傳庭圍剿農民起義大獲全勝之際，清軍入塞，二人率領精銳的陝西軍北上勤王。盧象升戰死殉國後，孫傳庭被任命督天下勤王兵馬，但他反對調陝西兵北上，擔心所部一旦北上，長時間迴不來，農民軍的勢力在陝西又將增強。孫傳庭因此被多次訓斥處分，氣得耳朵都聾瞭，還被崇禎皇帝認為是裝聾，把他關到牢裏。

崇禎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率軍包圍中原重鎮開封。崇禎皇帝迫不得已放齣孫傳庭，讓他帶兵圍剿。但今非昔比，當年孫傳庭率領的精銳陝西兵已遠在關外鬆錦戰場，新招募的軍隊不是李自成的對手，而且士兵根本沒有糧食給養，不得已采青柿為食。明軍在大雨中又凍又餓，結果大敗，時人稱此戰為“柿園之役”。

第二年，崇禎皇帝逼迫孫傳庭率領未經訓練的士兵齣戰，孫傳庭頓足嘆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 意思就是說，能怎麼辦啊？他當然知道這次肯定是有去無迴瞭，帶領這支還沒訓練好的隊伍打李自成純粹是找死，但是他怎麼能再次忍受獄吏的羞辱呢？果不其然，軍隊被全殲，孫傳庭衝入敵陣戰死。為什麼慷慨赴死？原因很簡單，打瞭敗仗，按崇禎皇帝的脾氣以及之前對孫傳庭的態度，肯定是斬首。戰後因為找不到孫傳庭的屍體，崇禎皇帝竟然懷疑他逃跑，不給撫恤。其部下看到這種情景心都涼透瞭。四年前盧象升也是這樣，盡管找到瞭盧象升的屍體，但崇禎皇帝認為他不一定是戰死的，所以要查驗屍體，看看有沒有作假，而這一查就查瞭八個月。此種種事件錶明，崇禎皇帝為人太過涼薄，寒瞭眾將領的心。至此，明朝在中原最後一支能打仗的軍隊，就這樣被消滅瞭。

李自成率軍越過黃河攻打山西，除瞭在代州、寜武關遭到周遇吉的頑強抵抗之外，其他各地明軍紛紛投降，甚至九邊中的大同、宣府的邊軍也投降瞭，通嚮北京的道路暢通無阻。

早在太原陷落時，崇禎皇帝就想將吳三桂的關寜軍調到北京勤王，這是他僅有的一張牌瞭。為此，他於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召見瞭吳三桂的父親、前總兵吳襄，兩人的一段談話，暴露瞭很多明末軍隊的駭人真相。

吳襄放大話說，李自成現在號稱有百萬大軍，實際不過數萬人，而且都是中原的烏閤之眾，從未與邊軍交戰過；隻要他兒子齣戰，立刻就可以擒拿李自成。

崇禎皇帝詢問吳三桂有多少兵，吳襄說名單上有八萬，其實隻有三萬。事實再一次證明，明朝的名冊、統計冊完全不算數，土地冊是假的，人口冊是假的，軍隊編製也是假的。

而且，即使三萬實數中，也隻有三韆人有戰鬥力。吳襄說，這三韆人可不是一般的士兵，他們簡直就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平時供給他們“細酒肥羊、紈羅��綺”，吃好喝好穿好，所以這三韆人肯死戰。

當時明朝的軍隊戰鬥力極差，加上給養匱乏，裝備又差，訓練不足，一切都很差。但是這些總兵打仗時候要保命，就養瞭一批親兵，給他們數十倍的薪水、最好的裝備和給養。真正能打的也隻有這些少數由主將重金豢養的親兵。所以， 彆看明朝動不動就齣動十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軍隊，但真正能打的可能隻有幾韆人。

崇禎皇帝繼續問這三韆人調過來需要多少軍餉，吳襄開口就要一百萬兩銀子。崇禎皇帝大驚。吳襄解釋道，這三韆人在關外遼西走廊都有價值數百金的土地、莊園，現在讓他們把自己的財産全部扔瞭入關，總要把他們安頓好吧？財産損失總要設法彌補吧？還有依附在他們土地、莊園的人口就更多瞭，也要安頓好，所以一百萬兩銀子恐怕還不夠呢。

崇禎皇帝聽罷心都涼瞭，隻好如實相告，內庫銀兩隻有七萬金，其他金銀珠寶加起來有二三十萬兩，國庫更不用說瞭，隻有白銀八萬兩瞭。

為什麼調關外的軍隊入關如此睏難？當年袁崇煥以“遼人守遼”的政策，打造瞭一支關寜精兵。有恒産者有恒心，為瞭保衛財産和傢園，他們與清軍作戰時意誌頑強，但也産生瞭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士兵擁有關外的土地、房屋這類不動産，所以讓他們拋棄關外財産入關勤王，代價極為高昂。

崇禎皇帝不敢公開放棄山海關外的國土，又一次召集眾臣商討對策，結果遭到瞭以首輔陳演為首的眾多大臣的堅決反對：放棄國土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怎麼能放棄祖宗多年打下的領土呢？此為不忠不孝！這頂大帽子扣下來，就沒人敢承擔責任瞭，包括崇禎皇帝本人。

在一貫的推諉扯皮中，明朝耽誤瞭調兵時間，直至三月初六，崇禎皇帝纔命令吳三桂放棄寜遠，入關勤王。同時命令唐通、劉澤清勤王。劉澤清拒絕執行命令，他知道明朝已經沒希望瞭，也不願為崇禎皇帝賣命，於是劉澤清部到達臨清大肆搶劫後南逃。

吳三桂接到命令後，放棄瞭寜遠關外的國土，不僅率兵入關，還把包括後勤、給養以及整個遼西走廊的老百姓全部遷來。接到崇禎皇帝命令十天後，也就是三月十六日，五十萬人到達瞭山海關。

此時李自成已經兵臨北京城下瞭。

李自成為什麼來得這麼快呢？從宣府（今河北省張傢口市宣化區）到北京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關口――居庸關，可謂天險。北有八達嶺長城，中有上關城，南有南口，居庸關縱深防禦體係牢固，冷兵器時代攻剋不易，但守關的唐通不戰而降，李自成軍順利入關，占領昌平。

三月十六日晚，李自成兵鋒直逼北京城的平則門。三月十七日，崇禎皇帝舉行朝會，群臣亂哄哄地提齣各種建議，諸如要堅決守衛、要打巷戰等，其實完全無濟於事。絕望的崇禎皇帝在案上寫下“文臣人人可殺”，怨天怨地怨人，就是摘清瞭自己，但已經到瞭這般田地，又有何用？

三月十八日，明朝絕望的情勢似乎有瞭轉機，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監杜勛入城，準備和談。李自成為什麼想和談呢？因為北京城非常堅固，城牆也非常高大，想打下來很不容易。當年土木堡之變，瓦剌兵沒有打下北京；俺答汗在嘉靖年間圍住北京，也沒有打下來；清軍也曾多次包圍北京，但並未攻入。

李自成提齣的和談條件是：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一百萬兩，陝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農民起義軍，抗擊清兵，保衛遼東。

此時崇禎皇帝已經沒什麼籌碼可言瞭，但他不願一個人承擔賣國和縱容農民軍的罪名，於是問首輔魏藻德：“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老江湖魏藻德一言不發；崇禎再次問：“此議何如？” 魏藻德仍舊不說話，隻是鞠躬低頭，拒絕分擔責任。崇禎皇帝氣得一把推倒龍椅，魏藻德慌忙退齣。於是談判告吹，明朝就這樣失去瞭最後的機會。

北京城肯定守不住，城裏的人個個心知肚明，許多官員都做好瞭改朝換代的準備。明朝的京營禁旅早就腐敗不堪，隻是徒費軍餉。王世德在《崇禎遺錄》中記載，京營官軍的“詭寄”現象十分普遍，當兵的名額甲賣給乙、乙賣給丙，都不知道轉瞭多少手，最後承擔兵役的都是市井無賴之徒，根本未經任何訓練，也沒有任何紀律。而且北京城特彆大，幾十公裏長的城牆，一個士兵要守十米長。守軍也不聽命令，不想站在城頭，就躺在城牆裏麵。民心、官心、軍心渙散如此，明朝大勢已去。

談判不成，李自成隨即下令攻城，但很快多個城門就從內部打開瞭。其中最有名的是彰義門（又稱廣寜門，今廣安門），它首先被守衛太監曹化淳打開，但曹化淳後來力辯自己當時並不在北京。外城打開後，夜裏內城阜成門、德勝門等也被打開，至此北京城完全失陷。此時正好沙塵暴起，遮天蔽日，再加冰雹、雷電四起，一派黑雲壓城之象。

崇禎皇帝見大勢已去，逼迫皇後、妃嬪自殺，砍傷女兒長平公主，哀嘆：“爾何生我傢！” 命三個兒子化裝潛逃，自己也想化裝齣城逃跑，結果守門軍人不知是皇帝而沒有放行。

天色已亮，崇禎皇帝來到前殿，鳴鍾召集百官，都沒有一個人前來。崇禎皇帝徹底絕望瞭，登上瞭萬歲山（現在的景山）的壽皇亭，和他的太監王承恩相對上吊自殺。

他死前還在自己的衣服上寫瞭幾句話：

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乾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已經死到臨頭瞭，他還在責怪大臣害瞭自己。崇禎皇帝認為死後無顔見列祖列宗，所以要求不戴皇帝的冠冕，把頭發蓋在他的臉上。還說屍體任憑賊寇分裂，但請不要殺害百姓，又寫瞭一句“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讓百官趕緊去找太子。

人雖然有天分差彆，但作為皇帝，如果缺乏必要的皇帝教育，則是個大問題。硃由檢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皇帝，因此也沒有受過係統完整的皇位繼承人的教育和訓練。年少突然即位，接手瞭一個如此復雜、睏難的爛攤子，確實力不從心，能力與品質兩方麵都承擔不瞭一個國傢最高領導人的角色，何況在這種亂世。他本人也確實有很大的問題，性格扭麯乖張，患得患失，遊移不定，猜忌心極重，對臣下極為刻薄暴虐，殘殺袁崇煥，逼死盧象升、孫傳庭；他一方麵推卸責任，頻繁更換和殺戮大臣，一方麵又不斷抱怨臣下有負君恩，總之都是彆人對不起他。

在崇禎皇帝統治明朝的十七年中，內閣首輔換瞭二十人，大學士多達五十人，刑部尚書十七人，殺總督七人、巡撫十一人。

崇禎皇帝是個徹頭徹尾的悲劇人物，對政權、對國傢民族而言都是一個悲劇。

崇禎上吊那天，李自成在明朝首輔大學士魏藻德和三百名宮廷宦官的陪同下，經承天門（今天安門），箭射匾額後入宮。魏藻德的做法正應瞭孟子那句話：“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北京城陷，有四十多名明朝官員自殺身亡，但有一韆兩百多名官員投降，急於在新皇帝手下謀求官職。自殺身亡者以中老年人居多，高級官員居多；而很多投降者是進入仕途不久，還想更進一步，在新朝大展宏圖的人。

崇禎皇帝的三個兒子化裝逃跑，結果被太監抓住獻給瞭李自成。崇禎皇帝的遺體在三天後纔被發現。李自成將他和周皇後的棺材放在東華門，明朝的文武百官從崇禎皇帝的棺材前走過，看都不看一眼。（ 作者丨侯楊方 編輯丨吳酉仁）

本文節選自 《徵戰：大清帝國的崛起》 ，侯楊方著，天喜文化齣品，天地齣版社2022年齣版。已獲授權。略有刪節。標題係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 侯楊方 ，曆史學者，復旦大學教授，著有《中國人口史》（1910―1953年捲）、《盛世啓示錄》、《盛世・西漢》、《盛世・康乾》、《清朝地圖集》（多捲本）、《重返帕米爾: 追尋玄奘與絲綢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