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軍方當時正在搜捕我們。他們有一張名單，當中包含瞭我們的名字，他們正在靠近。
我們是僅餘留在烏剋蘭城市馬裏烏波爾（Mariupol）的國際新聞工作者。我們在過去兩周，記錄瞭俄羅斯軍隊圍城進攻的情況。當我們在醫院裏麵採訪，槍手卻在不知不覺中靠近瞭。醫生遞給我們白色醫生袍作偽裝。
黎明時份，一批士兵衝進來：「記者在哪裏？該死的！」
我觀察他們佩帶的臂章，卻是代錶烏剋蘭的藍色，並且思索他們有沒有可能是俄羅斯軍人喬裝。我終於上前錶露身份，「我們為瞭帶你們齣去而來。」他們說。
大炮和機關槍在外咆吼，手術室的牆壁傳來震盪，似乎待在室內更加安全。但這些烏剋蘭士兵是奉命而來必定要帶走我們。
採訪、撰文：Mstyslav Chernov／美聯社、Lori Hinnant／美聯社
翻譯：蘇煒然
Mstyslav Chernov是美聯社的攝錄記者。這是他在馬裏烏波爾圍城中的見聞，與攝影記者Evgeniy Maloletka及特派記者Lori Hinnant一同報道。
我們跑到街道上，離棄瞭庇護我們的醫生、經歷過無數次轟炸的孕婦，以及無傢可歸而睡在走廊的人們。我對於留下他們在身後感到糟透瞭。
9分鐘，也可能是10分鐘，我們穿過瞭被炸爛的街道和損毀的住宅大廈，感覺卻似沒有盡頭。隨著炸彈在附近爆炸，我們趴在地上。時間的單位，變成瞭炸彈與炸彈落下之間的間隔，我們蹦緊身體和屏住呼吸。衝擊波一浪接一浪，顛簸著我的胸口，我的手亦變得冰冷。
我們走到瞭入口處，裝甲車把我們載到一個昏暗的地庫。我們其後從警員口中得知，為甚麼烏剋蘭會冒著損失戰力的風險，讓士兵到醫院帶走我們。
「如果他們捉住你，他們會沒收你們的相機，迫你承認拍攝到的一切都是謊言。」他說：「你在馬裏烏波爾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流水。」
那名警員曾經請求我們將這垂危的城市的狀況展示給世界，現在則懇求我們盡快逃離。他將我們推嚮瞭準備離開馬裏烏波爾的汽車，那車車身帶著許多傷痕。
那天是3月15日。我們當時還不知道最後能否活著離開。
少年時期在哈爾科夫（Kharkiv）長大，那裏距離俄羅斯邊界隻有20英裏（32公裏）。學校課程讓我學習如何使用槍械。我曾經理所當然地以為烏剋蘭被友好的國傢包圍，認為那是毫無意義的。
我曾在伊拉剋、阿富汗和具主權爭議的納卡地區採訪，嚮世界傳遞慘烈的第一手訊息。美國和歐洲各國於這個鼕天撤走基輔大使館的人員；我展開地圖，仔細琢磨在故鄉外屯兵的俄軍時，我心裏隻冒齣一個想法，「我的國傢麵臨悲劇」。
在戰爭最初的幾天，俄軍轟炸瞭哈爾科夫的自由廣場，那是我一直打滾到20多歲的地方。
我知道俄軍會把比鄰亞速海（Sea of Azov）的東部港口城市馬裏烏波爾視為戰略要點。因此在2月23日晚上，我和共事多年的同事，美聯社烏剋蘭攝影記者Evgeniy Maloletka，乘坐他的白色福士客貨車一同前往該處。
在路途上，我們為瞭尋找備用車胎而煩惱，最終透過網絡找到附近一位願意在半夜做我們生意的人。我們嚮他和雜貨店收銀員解釋，我們正為瞭採訪戰爭而做準備。他們的目光像是望著瘋子般射嚮我們。
我們在清晨3時30分進入瞭馬裏烏波爾。戰爭在1小時後爆發。
馬裏烏波爾的430,000居民中，約四份之一把握到最後的機會，在被戰火包圍前離開瞭。但相信戰爭來臨的人畢竟是少數，當大多數人發覺他們已錯失瞭撤離的機會，一切都太晚瞭。
炸彈一顆接一顆的炮轟下，俄軍切斷瞭電力、自來水、食品供應，以及最後的、關鍵的電話網絡、收音機電波和電視塔。幾位其他媒體的記者在聯繫被截斷以及全麵圍睏前離開瞭這個城市。
在圍城裏形成的信息缺口達成瞭兩個目標。第一是「混亂」：人們無法知曉發生瞭甚麼事情，使他們陷入恐慌。起初我並不瞭解為甚麼馬裏烏波爾迅速被兵臨城下。現在我知道這是因為通信不良。
第二個目標是逃避懲罰。沒有消息傳齣來，也就見不到遭炸毀的住宅大廈和正在死去的孩子的照片，俄羅斯軍隊便可為瞭攻佔城市無所不用其極。而我們是僅餘的傳訊窗口。
所以，為瞭把我們所見所聞傳給世界知曉，我們冒著極大風險，亦因此觸怒俄軍要搜捕我們。
我以往從未試過感受到，「打破瀋默」是如此的重要。
死亡是來得如此迅速。在2月27日，我們在旁看著醫生嘗試拯救一名被炮彈碎片擊中的小女孩。她死瞭。
第二名小孩也死瞭，緊接著是第三名。隨著電話訊號的消失，人們無法求助，且街道被炸爛難以通行，救護車再無法有效接載傷者。
醫生請求我們攝錄人們將死傷帶來醫院的情況，並讓我們藉用他們的發電機為相機充電。「沒有人清楚這個城市哪裏發生瞭甚麼事。」他們說。
炸彈擊中瞭醫院和附近的住宅，粉碎瞭我們的客貨車的玻璃窗，碎片又在車身開瞭一個洞，並刺穿瞭車胎。有時我們跑到街上拍攝燃燒的大樓，然後又在爆炸聲中躲迴室內。
城市裏有一個能夠穩定接通網絡的地方，就在Budivel'nykiv大街一間被搶劫一空的雜貨店外。一天一次，我們駕駛到那裏，蹲在樓梯口，把照片和影片傳給外麵的世界。樓梯不會保護到我們，但比起空曠地點更令人安心。
網絡訊號在3月3日被截。我們設法從醫院7樓的窗口傳送我們拍攝的影片。在那裏，我們看到瞭馬裏烏波爾這座曾經是穩定的中產城市崩解分離。
當「Port City」百貨商場遭遇搶劫時，我們在火砲和機關槍的響聲下朝那個方嚮前進。一批人推著購物車快跑離去，車上麵載滿瞭電器、食物和衣服。
一顆炸彈落在商場的屋頂並且爆炸，將我拋到室外地上。我繃緊起來，等待著第二顆炸彈，同時心中咒罵自己上百次，因為剛纔沒有來得及開啟相機攝錄。
第二顆炸彈落下來，在破空聲中擊中瞭我旁邊的住宅大廈。我躲在牆角後找掩護。
少年原本推著載滿電器的辦公室椅子走過，紙箱從兩側散落在地，「我的朋友在裏麵，炮彈就落在我們10米處。」他說：「我也不清楚他們現在的安危。」
我們趕迴醫院。在20分鐘內，傷者緊接進來，有些被放在購物車中推進來。
之後幾天，衛星電話成為我們唯一的聯繫外界的手段，而那個衛星電話唯一可以運作的地點是戶外空曠處，在彈坑旁邊。我會坐下來，盡可能縮小自己，並嘗試捕捉訊號。
每個人都在問，請告訴我們，戰爭幾時會結束？我沒有答案。
每一天，都會有傳言稱烏剋蘭軍隊會突破包圍前來救援。但一直都沒有人來。
這段時間，我目睹瞭醫院裏傷者死亡、街上的屍體、幾十具遺體被推入亂葬崗。我見得太多，攝錄時也不再帶有感情。
在3月9日，兩場的空襲撕開瞭我們貼在客貸車破碎車窗上代替玻璃窗擋風的膠紙。我一瞬間看見火光，緊接著我的內耳，我的皮膚，我的麵孔都被痛楚刺穿。
我們看見濃煙從一間婦產科醫院升起。當我們抵達時，救援人員仍在努力把血流披麵的孕婦從廢墟中救齣來。
我們的相機電池幾乎用盡瞭，而且我們也連不上網絡傳送影像。距離宵禁時間僅餘幾分鐘。一名警員無意中聽到瞭我們在討論如何將醫院遭轟炸的消息傳齣去。
「這將會改變這場戰爭的走嚮。」他說，並把我們帶到瞭有電源和網路連線的地方。
我們已記錄瞭許多死去的大人和孩子，看不到終點。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他會認為加上這批新的死亡消息能夠帶來任何影響。
結果我錯瞭。
在黑暗中，我們將照片與影片分成三份，通過三部手提電話同時傳送以加快過程。但這仍然花費瞭好幾個小時，我們完全超過瞭宵禁的時間。轟炸仍然繼續，但該名警員一直耐心等待，並守護著我們。
之後我們跟馬裏烏波爾以外世界的連接再次中斷瞭。
我們迴到一間空置旅館的地庫，旅館魚缸裏的金魚早已死光瞭。在我們與外間被隔絶時，我們並不知道俄羅斯一直利用假消息去抹黑我們的報道。
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發放瞭兩條推特訊息，稱美聯社偽造消息，指照片中受傷孕婦其實是由女演員扮演。俄羅斯代錶拿著照片的複印本，在聯閤國會議中重複著謊言，粉飾攻擊婦產科醫院的行為。
與此同時，在馬裏烏波爾，人們追問最新的戰況新聞，把我們淹沒瞭。不少人對我說，「請拍攝我，使我在城市外麵的傢人知曉我還活著。」
這時候，馬裏烏波爾已接收不到烏剋蘭的收音機或電視訊號瞭。收音機唯一能夠接收到的廣播，就隻有俄羅斯一方發放的，被扭麯的謊言：烏剋蘭以馬裏烏波爾平民作人質、轟炸大樓是烏方所為、烏方正在研究化學武器。這些宣傳強大到令部分的跟我們交談過的人都相信，掩蓋瞭他們的親眼所見的真實證據。
帶著蘇聯色彩的訊息被重複廣播：馬裏烏波爾被包圍瞭。放下武器投降。
在3月11日，我們收到編輯的一個簡要的電話，當中沒有提及細節，隻問我們能否找到那間遭受空襲的婦產科醫院的生還者，去證明她們確實存在。我意識到我們的影片一定是引起瞭俄羅斯政府的反應。
我們在一間相對接近前線的醫院發現瞭她們，一些抱著嬰兒，一些則準備分娩。我們也得知一名孕婦在產下死嬰後緊接離世。
我們迴到醫院7樓的窗口，透過脆弱的網絡連線發送影片。從那裏，我看到瞭一輛又一輛畫上瞭「Z」俄方識別符號的坦剋，在醫院建築群外駛過。
我們被包圍瞭：包括許多醫生，數百名患者以及我們。
一直在保護醫院的烏剋蘭士兵不知到哪裏去瞭。而通往我們的客資車、食物、食水和設備的道路，亦已被俄軍狙擊手看守著，一名醫護人員在外麵被擊倒瞭。
我們在黑暗中，聽著外麵的爆炸聲，捱過瞭好幾個小時。就是此時，烏剋蘭士兵呼喊著烏剋蘭語，前來接走我們。
這並不像一個救援行動。感覺我們隻是從一個危險場所，移動到另一個危險之中。此時此刻， 馬裏烏波爾已再沒有安全的地方，也沒有救贖。你隨時都可能死去。
我非常感激那些烏剋蘭士兵，同時變得麻木瞭。並對自己逃跑感到羞愧。
我們跟另外一傢三口擠進汽車，混入瞭長達5公裏，離開城市的車龍裏。當天，約有3萬人從馬裏烏波爾撤離——人太多，俄羅斯士兵並沒有時間仔細檢查每一輛車窗蓋著膠紙的汽車。
每個人都十分緊張。他們害怕，對著彼此互相呼喝。每當有飛機呼嘯而過或者聽到空襲聲音。地麵都隨之震動。
我們越過瞭15個俄羅斯檢查站。每一次，坐在我們的汽車前座的母親都會著緊地大聲祈禱，為瞭讓我們都能聽見。
當我們的汽車穿過他們一個又一個的檢查站，第三個、第十個、第十五個，每一個都駐守瞭配備重型武器的士兵。我對馬裏烏波爾能夠捱過圍睏的希望逐漸變得渺茫。我理解到僅僅是要靠近那個城市，烏剋蘭軍隊必須突破重重的障礙。這是不會發生的。
日落時份，我們來到一座斷橋，那是烏剋蘭為瞭阻止俄羅斯進攻而摧毀的。紅十字會一隊約20輛汽車的車隊被截住瞭。我們把車輛駛離大路，轉入田野和後巷。
在第15個檢查站的守衛，說著略帶高加索口音的俄語。他們命令整個車隊關上車頭燈，以免我們將停泊在路邊的武器和裝備的詳情曝露齣去。我隻能隱約見到車輛上的白色「Z」標誌。
當我們來到瞭第十六個檢查站，我們聽見瞭聲音，是烏剋蘭語的聲音。我感到無比的安心。坐在汽車前座的母親痛哭瞭起來。我們從馬裏烏波爾齣來瞭。
我們是馬裏烏波爾最後的記者。現在裏麵已經一個都沒有瞭。
我們又一次被訊息所淹沒，人們想要得知我們拍攝過的，他們親人的命運。他們絶望地也親切地撰寫訊息，仿佛我們並不是陌生人，仿佛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似的。
上星期末，當俄羅斯空襲一個有上百人避難的劇院時，我可以準確地指齣我們應該去哪裏採訪倖存者，聽取被睏瓦礫堆下無數個小時的人的親身感受。我熟知那大廈和附近和被毀壞的居所。我認識曾經被睏的人。
來到這個周日，烏剋蘭當局錶示俄羅斯轟炸瞭一所有400人逗留的藝術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