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關工作
西漢之時，為瞭經營西域設兩關，“稽而不徵”，重在對過往人員進行管理。《史記》中隻有玉門關，《漢書》纔有陽關。從兩書的記載來看，玉門關設置的時間比較早，陽關設立的時間比較晚。東漢與西域“三通三絕”，再加上去往西域的道路北移，早年兩關的地位趨於衰落，漸漸從史傢的筆下淡齣，而在文人的筆下得以延續下來。斯坦因中亞探險之後，漢塞再現，漢晉遺簡齣土，敦煌捲子麵世，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活動使“兩關”的爭議曾一度成為西北史地的熱點。
2014 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成功，玉門關得以“大方盤、小方盤與漢長城”入列名目。而漢代玉門關的具體位置並沒有確定，陽關也沒有列入名目。因應申遺擴展的需要，甘肅、新疆兩地的考古工作者曾試圖聯手就瓜州到樓蘭之間的遼闊地域做些“填空補白”的考古工作。為之，2015 年，在南湖進行瞭 20 多天的試調查。
2017 年，國傢文物局立項“陽關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體負責實施。在原有基礎上，從 2017 年 11 月到 2019 年 11 月，先後四次組隊，對陽關有可能所在地域的現狀，利用衛星影像、遙感物探、遠紅外攝影、RTK 測繪、高清數據采集等手段，進行瞭全麵的踏察，為做好“陽關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奠定瞭紮實的基礎（圖一至三）。現將這幾次野外調查的經過、結果、重要收獲及其存在問題，總結如下。
具體時間與參與單位：
2015 年 4、5 月；
2017 年 11 月；
2018 年 4 〜 6 月；
2019 年 4 〜 6 月、10 〜 11 月。
實施單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參與單位：敦煌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敦煌市博物館、阿剋塞哈薩剋族自治縣博物館、肅北濛古族自治縣博物館、瓜州縣博物館。
具體工作：
（1）對學術界已有陽關問題的研究進行全麵梳理；
（2）對已知烽隧、古道的考察，加深感性認識，為陽關調查做準備；
（3）對前人所言陽關所在地點進行重點踏察；
（4）以南湖壽昌城為中心，開展古道、水係的調查；
（5）在對傳統說法否定的基礎之上，試圖提齣新的認識；
（6）在前麵工作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敦煌南塞的分布；
（7）玉門都尉、陽關都尉的分界問題；
（8）從地域、環境條件，提齣兩關存在的原因除瞭道路之外，還有季節性問題，齣陽關西南行為夏、鞦之路；
（9）完成古董灘地毯式踏察，其中有房址、耕地、水渠、墓葬與冶煉遺址等，與漢代“關”之地貌存在較大差異；
（10）對古董灘周邊遺跡的確認，烽隧、古道、墓葬群；
（11）對疑似衛星影像的實地調查與確認；
（12）在對舊有烽火台調查的基礎上，新發現漢、晉烽火台 20 餘處；
（13）敦煌南塞的實地調查，將南塞與多壩溝—榆樹泉盆地連接起來，構成敦煌漢塞南、西、北三麵的完整防禦體係；
（14）完成古董灘、壽昌城的高清影像采集、RTK 測繪工作；
（15）完成雙墩子北墩、古董灘試掘工作；
（16）加深對敦煌古道的認識，對現有記錄進行梳理：
懸泉置東去廣至縣的古道；
古董灘—青山梁—海子灣—梧桐溝東墩—葫蘆斯台；
西土溝東南口至南山古道的調查與高清數據采集；
敦煌—黨河水庫—沙溝—五個泉—南山古道以及民國南疆公路的調查。
（17）新發現阿剋塞舊縣城博羅轉井騸馬文化遺址一處；
（18）采集重點區域的測年標本，為烽隧提供確切的年代依據；
（19）完成調查過程中照相、錄像以及部分地域高清攝影、RTK 測繪、高清數據采集等等，還需要進行統一歸檔處理；
（20）漢簡的重要發現，有敦煌南塞的管理問題，陽關都尉的認識，漢簡所記的陽關；
（21）南湖一帶環境變遷的認識；
（22）存在的問題，包括一些遺址僅從現有的地錶是很難判斷時代的，如瓜州的營盤泉及其附近的小城，榆樹泉盆地中部的兩個小城，小方盤南三墩附近的百餘米城鄣遺跡，風牆子的用途，古今地名的對照問題等等。
二、主要認識
陽關，一般說是因為在玉門關之南稱“陽關”。這一點與傳統“陽”的說法，所謂“水北、山南為陽”是有很大差異的。漢代據兩關而界西域，這是《漢書》的記錄，此說得以延續，《中國曆史地圖集》將西域的東界畫在瞭一般所說的玉門關與陽關。實際上，二關以西敦煌郡管轄的地域還比較開闊、比較遠，西域著名的伊循都尉在漢代曾一度加“敦煌”二字。《漢書》又記二關均是“都尉治”。按照今天對漢代邊塞部都尉的理解，每個部都尉都應該管轄近百裏長的漢塞，部都尉下有 3 〜 5 個候官，每個候官負責 20 〜30 韆米漢塞的防禦。關隻是候官管轄的一個卡子。比明代嘉峪關的規模小很多，與同時代的肩水金關遺址比較接近。
肩水金關是漢長城上的一個缺口，由東南延伸過來的漢長城（塞牆）在西側距離額濟納河135米的地方建有門闕。闕是兩個6.5米×5米的樓櫓土台子，中間是寬5米的門道。西南角有一片辦公場所，曾一度是候官及關、候長等所在地。肩水金關位於肩水候官與廣地候官的分界地，也是肩水都尉去往居延都尉的必經之地，用以檢查過往行人而已，軍事防禦功能並不大（圖四）。
陽關的具體位置何在？唐代的地誌文書，大體是以壽昌城為起點，一說城西十裏，一說城西六裏。具體裏數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在今天看來是十分偏遠的大西北，有時候漢代人自己也分不清楚“玉門塞外”與“敦煌郡塞外”的差異。西漢中期曾在敦煌塞外，用瞭五年的時間去開挖一條大運河“海廉渠”，企圖通過這條大運河嚮居盧訾倉運送糧草，攻打烏孫。去乾活的通行證一會兒說“敦煌郡塞外”，一會兒又說“玉門塞外”。東漢《論衡》曾有西漢的“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以上述西漢人對“海廉渠”位置的認定與東漢《論衡》所載，可見若要用唐代人的記錄來說清楚漢代的事，恐非易事。所以漢代之後的“陽關”，雖然也有史書記載途經此處的高僧、使者，但“陽關”隻是存活在文人的筆下而已。
清代之前，因為有很長時間的行政管理斷檔期，除瞭地誌文書之外，陽關已經不為人知。至清高宗問大臣們陽關所在之時，竟有以新疆的“陽巴爾噶遜”以對，這也是清高宗禦製“陽關考”的由來。因為禦製“陽關考”將陽關比附在今天的紅山口，所以清代有關陽關的爭議應該是不存在。皇帝說在紅山口也好，地方誌也可以說在“古董灘”。
實際上今天所說的“古董灘”最早是齣現在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中，名字是“古銅灘”。1907 年，斯坦因到南湖考察之後，受助手拉姆漢·辛格的誤導，認為南湖西邊的沙丘是天險，不可通行。根據南湖的地理形勝認為陽關應在南湖一帶。20 世紀 40 年代，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夏鼐、勞乾、嚮達等在此地考察後，提齣來“古董灘”“紅山口”二說 ［1］ 。此二說一直影響著陽關地理位置的探討。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侯仁之、李並成二位持“古董灘”說 ［2］ ；省考古所的吳礽驤持“紅山口”說 ［3］ ；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曾一度提齣“石棺材”說 ［4］ ；蘭州大學曆史係的楊建新在《古西行記選注》“葫蘆斯台”注文中提齣“一說陽關” ［5］ 。
在掌握已有認識之後，調查重點以壽昌城為基點，對現有四說可能存在的地點進行瞭詳細調查。四說，均因為缺少直接證據而無法令人信服。正如一位先生的總結所言“有待考古的實地調查而定”。
紅山口是南湖水源切割龍首山而形成的一條自然峽榖，峽榖是設關最好的地方，但是考慮到龍勒縣（唐代的壽昌城）與青山梁的位置所在，紅山口不在南湖西南行的大路上，所以“紅山口”說是不能成立的。
石棺材有一個很好的傳說，但它是一塊與下方石塊連為一體的方石，與漢代的關門沒有關係。因為漢代的關卡在當時防禦的功能並不強大，隻是一個檢查站而已，沒有堅固的城門，沒用大石塊。若有建築也就是類似肩水金關、小方盤的黃土夯築或土墼。所以“石棺材”說也不能成立。
“葫蘆斯台”是濛古語，即蘆葦生長的沼澤地方。敦煌的清代方誌中有兩處“葫蘆斯台”，一處是在今天敦煌西北去往小方盤的路上，還有一處比較遠，稱“西葫蘆斯台”。前者已不知所在，後者在今天阿剋塞縣多壩溝南 25 韆米的阿爾金山北麓。此處是南湖西南行經崔木土溝入南山的必經之地，也是漢代敦煌南塞的西界，有城鄣、烽台和古道，軍事功能比較完備。但參考肩水金關、縣索關與玉門關等漢代關卡的位置，這裏位置太凸前，並不適閤設關（圖五）。
這樣以來，有關陽關所在的現有四說，隻有“古董灘”一說還找不到可以推翻的理由（圖六）。隻能是從其距離漢代龍勒縣城（壽昌城）太近，感覺有點不可思議而已。因為陽關既是西域小國地理位置計算的起點，又是用兵西域的一個基點。既然陽關與縣城距離如此之近，為什麼不從縣城開始計算呢？
基於上述推演，我們對“古董灘”及其周邊古道進行瞭重點調查。
考慮到“古董灘”距離縣城太近，我們力圖將關的位置嚮遠再推一定距離。沿著南湖西南行的古道，找到瞭難得一見的“青山梁”，糾正瞭原來對青山梁烽火台的認識。再往前就是清代方誌所言古道的又一重要地點“崔木土溝”，又稱“推莫兔”。這裏距離南湖有一天的路程，距離南塞的西界葫蘆斯台也是一天的路程。溝南口東、西兩側均有烽台控製，溝中部由海子灣西墩、東墩、東石墩和城鄣構成一道嚴密把守的軍事防綫（圖七、八）。前有葫蘆斯台防禦，後有南湖支撐，具有設立關卡的絕佳地理條件。
但是，在南湖沙山之南，穿過西土溝，我們發現瞭先前不曾注意的漢代烽隧以及敦煌南塞更多的城鄣、烽隧，將原有敦煌南塞從肅北至葫蘆斯台的百韆米空白進行瞭補充，把原來南湖一帶的敦煌南塞嚮南推進50韆米，漢代敦煌南塞從肅北開始一直沿著祁連山、阿爾金山分布至葫蘆斯台。或在山前台地，或在山脊分水嶺上；間隔幾個烽火台，有一個小城鄣，構成漢代防禦南羌的防綫（圖九至一六）。敦煌南塞從大巴圖城鄣嚮北，經雙墩子、雙北墩子北墩、紅泉壩烽火台與南湖、北塞聯係起來。
南湖南塞的南推，促使舊有陽關都尉管控地域認識的修正，以前在二墩村附近劃分陽關都尉與玉門都尉的說法也必須改正。陽關都尉與玉門都尉的分界應該在龍勒縣城（壽昌城）附近。管轄陽關關卡的陽關都尉府所在地，仍然未知。
雙墩子北墩發掘時，從旁邊通往南山的古道，提齣瞭南湖齣發行進路綫的問題（圖一七）。是翻沙山西南行，還是直接穿西土溝南行呢？這條古道，路麵寬 8 米，兩側均有大小不等的石堆（我們權稱“路標”）。這條路在漢代烽隧附近，考慮到懸泉置附近古道的樣子，這條古道也應該是漢代的古道（圖一八）。它是乾什麼用的？誰走的路呢？不會是經過陽關去西域的古道吧？
說起古道的變遷，從清代劉紹棠到《辛卯侍行記》，一些西行者開始關注陽關這條古道的走嚮問題。地誌文書的記錄變化很大。梳理清末、民國時期的敦煌古道，也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探索。伴隨著技術進步，除瞭自然環境的限製外，人為的環境變化也越來越顯著。
在我們越來越睏惑的時候，1998 年發掘的小方盤漢簡公開發錶，其中有一條明確記錄陽關的簡文，似乎又給我們提供瞭新的資訊。這是目前所有關於陽關具體路程的唯一簡牘記錄。它所記錄的數字是目前最小的，更為接近陽關，有可能補充並糾正我們對陽關具體位置的認識。簡文記（圖一九）：
七月戊寅起破羌亭行八十裏莫宿陽關（98DYC∶28）
這條簡文的齣發地是“破羌亭”，時間是夏天七月，某人行八十裏後晚上住在陽關。破羌亭，已有的研究多將它比附在今天黨河水庫附近。這裏是敦煌沿黨河西南行的重要節點，惜所有的探討僅存文字記述，實地無考，唯有唐代的山闕烽存在，代錶、揭示此地的重要性。據唐代的地誌文獻記錄，壽昌城到破羌亭的距離是65裏。唐一裏約閤今540米，即65×540=35.1（韆米）。
一般而言，漢代一裏約閤今 410 米或 415 米，即 80×415=33.2（韆米）。
粗略算來，陽關竟然在壽昌城（龍勒縣城）東（圖二○）。是不是在縣城東，暫且不論。如果陽關在縣城附近，為什麼此人沒有住城裏，而住在瞭城邊的關卡裏？這一點，是不是可以證明陽關距離當時的縣城（龍勒）還有一段距離呢？如果陽關在古董灘，豈不是過縣城而不入，再行數裏纔宿於關下？
當然問題的關鍵還有漢簡資料所言的破羌亭是不是唐代的破羌亭？漢簡隻記錄瞭某人的行程，沒有具體方嚮，存在著是不是從東嚮西行的問題。如果從西嚮東，方嚮顛倒又當如何？懸泉漢簡中有“破羌亭”之名，具體位置不明。而唐代地誌文書既稱“破羌亭”，又稱“山闕烽”。是不是也有問題？諸如此等，還有必要做一些工作。
陽關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說是一迴事，做又是一迴事。雖說做瞭很多工作，也取得瞭一些重要的新發現，但與大傢期待的最終目標還有一定差距，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補充和修正，獲得的資料、信息還需要一定的時日進行消化。
參考文獻
［1］勞乾：《陽關遺址的過去與未來》，《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粹》， 甘肅人民齣版社，2003年，108 頁； 嚮達： 《兩關雜考》，《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粹》，甘肅人民齣 版社，2003 年，99 頁。
［2］侯仁之：《敦煌縣南湖綠洲沙漠蠡測》，《中國沙漠》1981 年第 1 期，16 頁；李並成：《古陽關下的又一處“古董灘”》，《敦煌研究》1999 年第 4期，92 頁。
［3］吳礽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文物齣版社，2005 年，11 頁。
［4］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誌八種箋注》，甘肅人民齣版社，2007 年，189 頁。
［5］楊建新：《古西行記選注》，寜夏人民齣版社，1987 年，153 頁。
來源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張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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