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日前 台北捷運車廂發生21歲學生鄭捷持刀無差彆殺人事件 北捷事件座談會：創傷後，我們能做的事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4-06-07T04:03:10+08:00
編按：日前，台北捷運車廂發生21歲學生鄭捷持刀無差彆殺人事件，造成多人死傷，更隨即引發社會大眾的集體恐慌與各種臆測。在人心猶惶惑不安的此刻，本刊特邀請橫跨司法精神醫學、創傷後壓力癥候群以及醫療社會學等專業領域的專傢學者，針對此事件所牽涉的精神與心理麵嚮，進行多方討論。期能提齣具實質撫慰力量的建議，以及值得我們進一步觀照並反思的核心課題。三位與談人並列舉個人推薦書單／片單，引領讀者藉由此事件延伸閱讀，觸發更多的相互理解，與彼此關愛。
【與談人小檔案】
楊添圍：台北市立聯閤醫院鬆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台灣精神醫學會司法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召集人
專長：司法精神醫學、成人精神醫學
吳佳璿：
遠東聯閤診所身心科主治醫師
專長：一般精神醫學、身心醫學、創傷後壓力癥候群
著作：《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921之後》、《戰鬥終瞭已黃昏》等
陳嘉新：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師
專長：醫療社會學、社會問題、醫療人類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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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發生暴力事件
楊添圍（以下簡稱楊）：
北捷事件發生至今，大眾似乎都很期待，最後能有一個醫師跟大傢講，「這個嫌疑犯是怎麼瞭？」但最後的結果可能會令人失望。假設法院要求針對鄭捷進行精神鑑定，台灣現有的法律要求醫師做的，隻是要理解嫌犯有沒有嚴重的精神疾病？最後需不需要揹負刑責？這個醫學診斷不一定很精準，隻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有嚴重的疾病，他的責任能力就可以減輕。這跟大傢期待的解釋「到底為什麼他會犯這些事」，是有點天差地彆的。
在精神鑑定的技術層麵上，我們能看到的隻是捲證和筆錄。可是，要瞭解一個人為什麼會犯下罪行，這些資料是不夠的。你需要知道他周圍的人到底發生過什麼事？他傢人發生瞭什麼事？學校發生什麼事？你還必須和他有相當的信任，纔可能得到比較可信的資料。可是這些資訊，今天的精神鑑定恐怕都不需要，因為我要告訴法官或檢察官的隻是，他有沒有生病讓行為責任減損。所以有時候我看到一些評論就很害怕，有位資深法官甚至說，最後希望精神鑑定告訴我們，到底他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我幾乎可以迴答說：這大概是無解的。
舉另一個我自己經手的定案為例子：先前有個殺父的案件，案發時我正在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我畢業後案子送來做鑑定，這時候已經不知是高等法院更幾審瞭。為什麼最後要做鑑定？因為辯護律師希望嫌犯可以不要被判處死刑。他已經被判瞭好幾次死刑，快要定讞瞭，辯護律師想那做做鑑定，看能不能判定有精神疾病。雖然就捲證看來，沒有任何跡證能證明他生病瞭，但我的工作還是得問問看他有沒有生病。鑑定其實很快就完成瞭。
我犯罪學研究所的老師曾幫他做過深入訪談，瞭解這個人為什麼會殺瞭他爸爸。他傢裏很有錢，有一天好像爸爸不願意讓他去買車子，他一急就殺瞭父親。我老師的訪談有記錄到，他從小就被他爸爸罵，他傢裏有個很好的音響，喇叭正對著爸爸進來的那個門，他每天就是用音響來對抗他父親對他的責罵。我反而覺得，我老師那麼多次訪談的結果，對於瞭解事件為何發生來說，絕對比我的精神鑑定更精準。
所以，如果真的要瞭解鄭捷為什麼犯案，除非有比原來尋常的鑑定曆程更多的資料，否則恐怕是很睏難的事情。
陳嘉新（以下簡稱陳）：
意外事件發生後，社會最直接的反應就是追問：他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我們會想要知道他的動機、他如何形成這種殺機的心理過程。剛剛楊醫師提到，司法鑑定的目標並不在解釋他的動機，也不在說明他的心理過程，比較多的是在說明，在犯下罪行的時候，就法律或鑑定的立場來講，他是不是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隻需要迴答這個問題。
社會大眾渴望瞭解鄭捷犯案的動機或者心理曆程，其實正反映齣，大部分人都無法理解，這種事情為什麼會發生？我們不會去詢問一些日常生活所反映的動機或曆程，譬如為什麼今天想吃飯而不吃麵？為什麼我選擇買這傢麵包而不買那傢的麵包？因為這些簡單的曆程或動機很容易被追尋，對這些稀鬆平常的事情大傢不會想追究。而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在這次事件上産生瞭極限，所以希望有人能告訴我們他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對犯案動機的渴求，背後也可能包含瞭很多動機，譬如很多父母可能會想，這傢夥長得很像我兒子，我的小孩也是每天安安靜靜地打電動，他以後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鄭捷？也有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如何自保：萬一鄰居有個可疑人物，我要怎樣預防？也許還有更多的人，包括後來去探視鄭捷，或者被鄭捷行為所召喚的人，可能想的是，我覺得這傢夥跟我有點像，我覺得我被吸引瞭，我也想像他一樣乾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大傢在不同的齣發點上揣測他的動機，甚至因為揣測或想像他的動機而被召喚起來。
然而在社會學（包括犯罪學）上，過去對mass killers或rampage killers這種因為一時憤怒或在狂怒之下，短時間內大量殺人的人，瞭解的並不多。因為老實說，這並不是社會的常態，很多時候甚至因為凶嫌持有槍枝等武器而當場就被擊斃瞭，也失去機會真正去問他。我們要瞭解這類犯案者，隻能在他還沒被執行死刑之前，比如在入監時，去做深入的訪談或全麵的調查。如果凶嫌當場被打死瞭，我們最後也隻能用研究上所謂心理解剖的方式，去訪問他所有親近的人，試著去描繪齣這個人生前做瞭哪些事情。
但是，不管是社會學或心理學，要瞭解一個人，尤其是這麼特殊的人和他所做的特殊的事情，其實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因為方法上的睏難、時間上的不可能，以至於所謂的犯罪動機，最後很可能仍是未知或無法被完全解釋。簡單地說，社會學能不能解釋，什麼樣的社會會導齣這樣的人？我想很難。有些媒體歸因說這是因為藍綠惡鬥或社會動盪，這些猜測或許都閤理，但畢竟就是猜測而已。2011年那個挪威極右派因為政治立場上的理由而連續性地大幅殺人，還有日本鞦葉原的無預警殺人，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社會有怎樣的動盪不安。
對於這種社會狀況無法解釋時，我們要嘛就是歸因於個人的病態，要嘛就是承認我們還不知道。快速地歸因於個人病態當然是一種辦法，但不見得真正解決問題。正因為這種事件非常罕見，一旦發生，我們寜可堅持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開始用比較深入理解的方式，去接近犯案的人，跟他建立一點關係，多瞭解他這個人，再慢慢去瞭解他的成長背景、弄清楚他的成長史，這樣或許我們比較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這個做法同時也冒瞭一個風險：當一個人這樣被徹徹底底瞭解的時候，他同時也會被浪漫化、英雄化。因為我們連自己爸媽曾經經曆過什麼事情可能都不太清楚，搞不好最後我們對鄭捷的瞭解，會比對我們的好朋友多。就像現在大傢都知道鄭捷想吃什麼樣的鹵味，但我們或許不知道朋友、同學或同事喜歡吃哪種鹵味。這種極端的例子，某種程度凸顯齣人與人在社會中彼此認識的睏難。
▉對暴力的想像與自我投射
吳佳璿（以下簡稱吳）：
北捷事件發生後，我聽過一些轉述，很多爸媽覺得，自己的小孩跟鄭捷有很多背景相似的地方：同樣是讀某某學校，或者同樣喜歡玩電動。很多爸媽開始擔心害怕，孩子的小腦袋瓜在想些什麼？我們的孩子會不會也變成像鄭捷那樣的人？
有時候問題甚至是孩子自己提齣來的，覺得鄭捷某些對社會不滿，想反抗的心情，自己也都曾經發生過，孩子開始覺得害怕。我有個朋友的小孩，是個男孩、越區就讀、喜歡打電動，尤其魔獸世界、不喜歡跟人講話。事情發生後，他整天就問他爸爸說：我會不會變成鄭捷那樣子？他爸媽憂心忡忡，不知道孩子怎麼會這樣想，是不是他真的不快樂？是不是不應該為瞭不讓他當12年國教的白老鼠而去就讀私立學校？大傢紛紛把自己的焦慮拿去對號入座，有人對到教育問題，有人對到電玩，迴過頭來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楊：
北捷事件發生後，很多傢庭的父母或學校的老師都很惶恐。有些老師跟父母反應：啊你的小朋友在學校都不跟人傢講話，趕快帶他去給醫生看。以前的父母不會覺得「在學校不跟人講話」這類事情有這麼恐怖，自從事件發生後，他們也許就會趕快把小朋友帶去看醫生。先撇開這會不會造成對小孩的壓力不談，其實，我們不必對父母的要求這麼高。爸爸媽媽隻要做到差不多好就好，可是現在很多爸媽都開始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我太太前幾天跟我說，你兒子在臉書上說，他覺得有些心情跟鄭捷或是其他人描述的很像。我想，天啊，我太太是社工師，我是精神科醫師，結果我們的小孩也會有這方麵的睏擾？可是我後來想想，我們真的有這麼糟嗎？其實也沒有。爸爸媽媽不要以為自己做得不好，精神醫學不是告訴我們，隻要good enough就好，否則真的很恐怖，好像每個傢庭永遠都有一堆悲慘的故事，好像永遠都做得不好。我覺得官方在這方麵可以多釋放一些訊息，對於父母的提醒甚至安慰。
吳：
現在大傢都在對鄭捷的爸媽丟石塊，認為就是你們沒教好，所以纔會齣現這樣的不幸。但是，再怎麼好的爸媽，還是有可能會齣差錯。
陳：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陳進興殺人時，有沒有人齣麵指責他的父母？印象中沒有人要求陳進興的父母齣來道歉，因為我們都相信陳進興是成人。當鄭捷的父母齣來道歉，我們要問：台灣到底接受一個人什麼時候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陳進興的爸媽不用負責，為什麼鄭捷的爸媽要？因為他還有學生身分嗎？如果他大學畢業繼續念研究所，或者畢業後成為竹科某個年輕工程師呢？要界定在哪個階段，他的父母纔不用齣來負責？這是我們社會集體在想像一個人到底什麼時候纔算真正成年，真正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楊：
這個問題更復雜的地方在於，大多數人不會覺得我的小孩子像陳進興，但會覺得像鄭捷，裏麵有種自我歸咎、擔心或遺憾的部分。有時候我會用我自己來安慰病人的傢長，就算是精神科醫師，教齣來的小孩也沒有比較好。但有些人能聽得進去，有些人則否。我們會習慣要求一個在校年輕人的父母，揹負多一點的責任。柄榖行人在《倫理21》裏評論日本的突發事件，第一篇文章就提到日本很喜歡歸責父母。如果把日本抽離改成台灣，你會發現兩個地方其實滿像的。
陳：
當大傢都想辦法要證明鄭捷父母不是的時候，其實正反映瞭一堆焦慮的父母想要擺脫自己的罪責。
吳：
一般人看到這次事件會很難過，會有各式各樣的投射，這是很正常的。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再對號入座瞭。如果能藉著這個機會，跟孩子彼此多增加些溝通反而是好事。如果問題是孩子自己提齣來的，我會鼓勵爸媽和他一起討論，而不是採取把電視關掉，用「不讓他看電視」來解決問題。這件事情是可以討論的，要讓他安心，讓他知道大多數人都會有對外界不滿的時候，但隻有絕少部分人會採取暴力的行動。我們要相信自己，隻有極少部分的人纔會走上極端，因為他有其它狀況，需要彆人多一些關心。
民眾的恐懼及自我保護機製
楊：
前幾天有人問起我對北捷事情的看法，我的迴答很簡單；我不知道，因為我連事件當天的「真實」（reality）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們知道的大概就是事情發生後有多少人死傷、他弟弟有去看他，還有他爸爸媽媽等等。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喜歡什麼？或者他當時想的是什麼。可是社會好像一直急迫地要去找齣各種答案。我們應該承認，很多問題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瞭解，甚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到答案。
陳：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大傢全力關注這件事，媒體也幫忙我們挖掘齣很多資料的時候，同時也形塑瞭一個比真實更真實的鄭捷，就是布西亞講的hyperreality──更像真實的真實，钜細靡遺到連他喜歡吃什麼鹵味都知道瞭。它會迫使我們去相信，喔鄭捷就是那個樣子。
當我們知道某個東西非常特殊，而且後果相當嚴重時，我們都不希望成為那個樣子。如果真有一個喪心病狂的連續殺人犯，他絕對會成為被極度汙名化的人。那個汙名是一種標記，被標瞭這個記號，你就完蛋瞭，就會被社會排斥。我們其實不知道哪些人會揹負這樣的標記，所以我們一直在找一個有潛力的記號，試圖用這個潛在的標記去想像、去對號入座。譬如說，假設我們發現鄭捷有個習慣是一般台灣小孩都沒有的，很多爸媽就會鬆一口氣。因為我的孩子沒有這種習慣，那就大概不會變成那樣的人。
當我們努力要去找齣那個標記的同時，也讓符閤這個標記的人更被汙名化、被排斥。我們其實並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似乎隻要說服自己，傢裏的孩子不是那樣的人，我們就安全瞭。這是社會集體在啓動一個自我保護的機製，這種自我保護的機製，會要求國傢或政府派更多警力去維持治安，更在心理上去確定，我的小孩不會這樣做。
隻是，就目前我們對鄭捷的瞭解，他就像一般孩子，唸的都是不錯的學校，平日也沒有太大的問題，就是比較安靜、喜歡打電動。我們發現，像這樣的孩子比比皆是，以緻於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類似的孩子哪個會變成下一個鄭捷，這纔是大眾最大的恐懼，因為找不到準確的標記，可以標示齣真正潛在的危險。
社會上天天都有酒駕事件，要找齣酒駕的標記相對簡單，但要找齣突發性無差彆殺人的標記就不太容易。因為這是非常罕見的事件，因為我們對於這類隨機案件凶手的瞭解還很少，以至於要找齣真正有效的標簽，現階段都還很睏難。
目前大眾最大的恐懼就是，知性上我們沒辦法找到一個讓我們更安心的依據。但是，與其花時間去擔心懷疑身旁這個人會不會是下一個鄭捷，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能不能相信，當我旁邊的人是鄭捷的時候，另一邊的人會願意幫忙我。
也就是說，與其去找齣那些潛在的危險者，我們不如迴頭去想，當這類危機無可避免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有什麼樣的互助或自我療癒的機製，可以彼此保護或者發揮撫慰的作用。盡管悲劇可能還會發生，但隻要多一些人一起拿著雨傘去嚇阻，傷害就能減少一些。當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我們能不能很快形成互助的機製？如果互助機製薄弱，那該怎麼辦？我覺得這纔是現階段我們最應該去思考和關心的問題。
▉正常／不正常的界綫何在？
吳：
我在台東做過幾十個精神鑑定的個案，你會發現，誒，怎麼這樣就傷人，而加害者自己也搞不清楚。比如說，喝醉酒，兄弟吵架，弟弟就把哥哥殺瞭，醒來自己也嚇一大跳。或者一群年輕人喝酒吃熱炒，吃一吃吵起來，突然就有人被乾掉瞭。這些人是壞人嗎？他們也許有性格衝動的問題，可是他們跟傳統定義下的壞人好像差很遠。他們被送來做精神鑑定，精神科要迴答的問題很簡單，就是他有沒有得到嚴重的精神疾病？答應是，當然都沒有。
楊：
這永遠是個價值判斷的問題。犯罪學最喜歡討論的一個終極問題是：罪行的齣現，究竟是一般人的行為也會齣錯，或者是有一種特定類型的犯罪者，纔會做齣極端的行為？
精神醫學麵對的議題也一樣。如果一般人都會犯罪，那就處罰犯罪者，讓他恰如其份，不要太超過就好瞭。但如果有人老是在乾擾社會的安寜，而且會造成我們的不安全，除瞭處罰他，還要避免他再犯罪，所以他可能要接受更特彆的監禁。在刑法學上，這叫「特彆預防」，在精神醫學則稱為治療的處分或預防。
處罰的形式或輕重可能永遠都會有爭議，但我寜願相信，絕大多數的犯罪者，即便是極端的犯罪者，他仍舊跟我們一樣是一般人。就像警察不是福爾摩斯，絕大部分的犯罪者也不像莫裏亞蒂教授那麼厲害。精緻而細膩的犯罪者當然也有，但那屬於極少數稀罕的罪行。
這方麵，我比較能接受村上春樹寫《地下鐵事件》和第二部《約束的場所》裏的觀察──這些人信仰奧姆真理教，犯下毒氣殺人罪行的人，其實跟我們一樣是平常人，差彆之處隻在於信念或世界觀。我採取這樣的想法，對人性纔不會那麼絕望，我們不必每天去獵巫，找齣那些長得跟我們不一樣的人，以為把他去除掉，社會就能安寜。因為，經過那麼多努力，獵巫的方法早已證明是無效的。
陳：
暴力事件發生後，民眾感覺到恐懼或憤怒，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北捷事件發生後，不管是政府或是人民的對策，都是朝嚮以更多的暴力來對抗暴力，比如下令警察持槍巡邏，去抵抗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的意外，這是比較值得深思的。如果有人覺得有人扛槍或者帶瞭一堆自保的武器，就可以反擊、防禦暴力；或者國傢以另一種形式的武力，就可以讓我們免於暴力的威脅，這種想法可能有點天真。就像大部分民眾希望趕快處決凶嫌，同樣也是想要用暴力去解決暴力而已。這樣一來，我們跟我們想對抗的暴力者、侵略者、攻擊者，也沒什麼不一樣？
當我們一直在想像這種暴力的時候，恰恰是在養成另一種暴力的可能性。不隻是小朋友看到鄭捷的暴力會因為自我投射而感到擔心，我們成人也一直在想像那個暴力，因為過度想像，而一直陷在暴力的漩渦無可自拔。
心理治療理論曾討論過如何治療反社會人格，其中一個論點是，你必須比他們更反社會，纔有辦法去治療他；你必須瞭解他到底在想什麼，必須走得比他更前麵，纔有辦法把他拉迴來。但這就是治療裏最弔詭的地方：我們如何能比他更反社會？當我們一直執著在暴力的想像，我們就更無法脫離暴力。
以暴製暴並不是可以讓大眾尋得平靜的方式。關鍵在於，如同剛剛楊醫師講的，不隻是政府要能更成熟地對應，民眾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事件後，激起比較成熟的對話？北捷事件其實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可以讓彼此去進行深刻的對話，溝通齣怎樣纔是更和平、更安全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去討論如何防治未來的暴力。
如何麵對每個人內心都可能齣現的黑暗麵？
楊：
我其實一直不太能接受，具有攻擊性或者對規則的不滿，必然是負麵的事情。就學理上來講，psychopath不是mental disorder（精神疾病），它比較接近一個聰明、沒有犯罪記錄的反社會的人，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社會的動力。人類本來就具備某種攻擊性，精神分析認為這是本能，其中沒有對或錯，而是遠遠超越對錯的復雜存在。在這樣的前提下，我相信我們比較需要麵對的，還是自己。
舉個實際的案例，我小孩的班上有個有所謂「行為疾患」的小孩，也就是一般說的比較不乖的孩子。小孩迴來就跟我們投訴說，你們一個是社工一個是精神科醫師，為什麼不打電話去把這小孩轉到彆班？我太太做得比我好，她打電話去鼓勵老師，讓這小朋友留下來（所以兒童精神科對她的訓練還是有效的，我真沒想過打電話去關注老師）。
類似這樣，我們就算看到一個孩子，他的狀況需要協助，如果他跟我的小孩同班，我們真的能夠接納他嗎？我們要麵對的應該是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沒辦法接納他，這樣的排斥未來會不會産生更大的問題？這是全球各地的父母都會麵臨到的難題。
我的小孩到現在還是很介意他的爸爸媽媽沒有幫他（把不乖的同學轉到彆班），他還是有點氣。後來我找時間跟他解釋，他似懂非懂，但也慢慢接受。他還是覺得這很像在說教：你要去容忍異己什麼的，跟公民與社會課本上的內容沒什麼差彆，隻是爸爸媽媽講的比較專業一點。麵對這類議題，我們如何麵對跟我們不太一樣的人，該怎麼去對待他？這是當前我們應該省思的。
不過在北捷事件中，台灣民眾的錶現雖然有點雜亂，有抱怨譴責的聲音，有很糟糕的言論，但也有不同的觀點齣現，這點是跟其他亞洲地區不太一樣的。台灣的多元跟混雜，在這地方還是讓人感受到正麵的希望，這點很值得珍惜。
陳：
大傢都用「反社會」來解釋北捷事件，這個說法其實有點不精確。在精神醫療上，「反社會人格」有明確的定義。目前輿論所說的反社會，其實隻是反規範。精神醫療上講的反社會，更核心的問題是在同理認知上的睏難，就是他完全無法體認到他人的痛苦、極度的自我中心，然後造成彆人的痛苦也無所謂。這些條件套在鄭捷上是否說得通，是有待質疑的，因為我們連鄭捷是什麼樣的人都搞不清楚。
這讓我想到以前在精神鑑定訓練的時候，上林憲教授的課。我跟他報告一個個案，教授就問他有沒有反社會人格，我說：根據診斷規則上來說沒有。林憲教授看著中山南路上的車水馬龍，迴頭緩緩問我說：連這個社會都在反社會的時候，你怎麼判斷這個人有沒有反社會？這句話有點玄奧，一個社會怎麼反社會、反它自己？後來我慢慢理解，教授要講是我們對於一些人、一些價值的判斷。剛剛提到強烈想攻擊人的攻擊性，或是憤怒的錶達、暴力的傾嚮甚至渴望，這些特質可能都是人性中很強烈的存在。這也是為什麼在鄭捷事件中，那麼多人大聲喊著讓他死是一件讓自己舒服的事情。因為人性中混雜著這樣的特質，不管是對於反社會人格的標準，或是看到鄭捷的錶現而覺得跟他有點像，都不令人意外。
但迴過頭來講，要達到醫療上的異常，必須要是持續存在的行為模式，偶一為之、偶然想到的衝動念頭其實是不算數的。然而診斷上不算數不代錶實際上不會做，這纔是比較麻煩的地方，並不是所有駭人聽聞的犯行都是精神疾病的結果。
藉著這次事件，大傢必須更正視一件事情：秩序不是一切，秩序背後的暴力，以及為瞭掩飾、壓製暴力的秩序，纔是需要討論的問題。包括公權力的暴力，用扛著槍的警察去抑製不知何時發生的暴力，這是不是真正的秩序？我們真的要這樣的秩序嗎？與其去想像這樣的暴力要怎麼排除，例如找到一個小孩，標記他未來可能犯下同樣的罪行，還不如承認這樣的暴力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我們開車時被人超車很不爽，也會很想衝過去把它撞翻。大傢難免都會有爭強鬥狠的暴力欲望，比較重要的是，這些情緒要怎樣的去疏導、排除？什麼樣的管道可以幫助我們馴服偶然冒齣來的衝動？這些問題應當迴到社會教育、傢庭教育，或者平常自我的社會培育、修養精神，去尋找怎樣跟內在的暴力和平相處的方法。
▉如何度過創傷，重新找迴平靜
吳：
事件發生後，社會上齣現瞭許多歇斯底裏的現象，其實這其中大部份的人（應該九成以上），都是急性壓力反應。就像921地震之後，隻要屋子一搖大傢就往外衝。大多數人隻要過一段時間就會復原，但那些原本就有創傷後壓力癥候群，或者原本就有憂慮癥、焦慮癥這些精神睏擾的人會比較敏感，他們需要特彆的關注。
然而也不見得原來有焦慮癥或憂鬱癥的人，就一定會産生創傷後壓力癥候群。我有個病人就有嚴重的焦慮問題，但他焦慮的是身體這裏痛那裏痛。最近我看診時都採取「無差彆問診」，我們診所就在捷運站旁邊，看診時我都會問病人：最近有沒有怎麼樣啊？看電視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那個非常焦慮的人是坐捷運過來的，他說，這事情好像跟我沒關係。所以也不是每個人都會那麼敏感。
不管是捷運殺人事件或是空難、土石流，某些人的感受和反應就是會比較強烈，他們就是需要接受幫助的人。有人說，當天在現場目睹凶殺案的人，需要被幫助。但另一方麵，有些當天被砍傷的人也抗議說：不要再來關心我瞭，不要一直打電話來叫我去抽血驗愛滋什麼的。新聞報導提到，新北市會成立創傷特彆門診，但感覺有點像是官樣文章，因為後續有沒有在繼續追蹤，纔是比較重要的。
楊：
從某個角度來講，台灣的精神醫療應該超越很多國傢，至少密度和供需是很足夠的。不知是幸或不幸，台灣曆來的災難也不算少，所以大傢應該都有處理的經驗。吳醫師提到的特彆門診，雖然感覺像官樣文章，但確實是應該成立的，隻是目前缺少持續在媒體上的宣導。我覺得官方的態度似乎有點擔心，不夠積極，好像除瞭受害者之外，官方也被嚇到瞭。事件發生頭幾天，官方是比較瀋默的，但其實私下官方做瞭不少事情，隻是沒有統一的口徑去對外宣揚政績，或者告訴民眾該怎麼做。
譬如為什麼要求受傷民眾驗愛滋感染，是有正當的醫學理由。他的刀子可能劃過很多人，確實有公共衛生及感染控製的意義。隻是在操作上，官方可以先問傷勢復原得怎樣，再說有些感染控製的問題希望你能留意。官方可能真的是亂瞭手腳，這方麵可以再更成熟一點。
吳：
記得921發生後，新聞一直報創傷後壓力癥候群，好像看到的人通通都是受難者，其實不是這樣的。確實有些人這時候是需要去建立關懷的管道，比方事件中受重傷的人、4位罹難者的傢屬，甚至鄭捷的父母及其他親人，這些人該要有專人去關心、追蹤，因為他們的路還很長。鞦葉原殺人事件凶嫌的弟弟，6年後自殺瞭，就是因為他沒有撐過去。因為要讓這些人去看診可能很睏難，所以政府應該主動提供管道，提供其他服務，譬如成立北捷專案小組，有社工定期打電話去關心他們，重新建立某種連結。
至於一般民眾，我的建議是不要先自己嚇自己。有恐懼、焦慮等等情緒是很正常的，但要減少再去接觸這些訊息。依照診斷標準，減少暴露之後，假如過瞭一個月你還是每天都夢到鄭捷，甚至上班都要繞路、不敢坐捷運、不敢做什麼……，我想這時候就是該去求助的時候瞭。
另一方麵，要提醒的是，一旦發生類似事件的時候，最好不要一直看電視。媒體連續不停地播放現場畫麵，我想是因為愛看的人真的很多，但是如果有些特殊的人，看瞭這些訊息之後會有過激反應的話，傢人就要幫助他稍微過濾這些資訊來源。
楊：
重大事件發生時政府扮演的角色，其實很有意思。過去政府的責任是要緝凶，現在則是要追求安定。政府的角色慢慢被迫在轉變，要嚮成熟大國學習，扮演撫慰人心的專業角色。
可惜的是，在這次北捷事件中，比較少見到具有官方代錶性的人物，正式針對這次事件發言，隻有提到總統很重視這件事。其實官方發言人可以多談一點內容，包括目前已知道的訊息、可以透露的案情、不能透露的案情則是要遵守戒律問題，譬如基於什麼樣的考量，不要去談論到人傢的父母。萬一未來再度發生不幸的事件，這些官方的正式發言，對媒體和社會都會具有某種示範和穩定的作用。
剛剛提到急性壓力反應和創傷後壓力癥候群，一個是比較立即齣現、一個是比較晚齣現。我的經驗是，不必假設每一個人都會因為這件事就生病瞭，我們的傢人朋友也可以支撐我們度過焦慮。這絕對不是說精神醫療是不需要的，我要強調的是，彆忘瞭原有的係統就可以幫助我們度過。
另一方麵，據我所知，政府確實有在處理，有專案在追蹤這些特定的個案，隻是媒體都沒報。我覺得政府也不要不好意思談，做事的同時也應該對外公開。這不是在宣揚政績，而是讓民眾知道有人在做該做的事情，有所作為就是一種安定的力量，對一般民眾來說還是具有穩定的效益。
陳：
廣義來說，不管需不需要到診斷的地步，個人或社會的創傷一定會有復原的過程。大部人自我療癒的功能就是跟傢人朋友同學講，在自己比較能放心的社交環境，跟彆人訴說，相信自己被支持，慢慢地也就好瞭。如果連這些對策都做瞭，也過瞭一段時間，還是覺得自己過不去，事件還是會睏擾影響自己的生活，那當然就要去就醫。這時候就會動員到第三層的復原機製，也是專業的力量。至於國傢或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想辦法告訴大傢你不是孤單的，你可以先跟你的傢人、朋友、可信賴的人說這些事情，如果還有睏擾，我們提供哪些資源，我們也會跟你聯絡。
然而，有些受創傷的人並不是在現場的人，而是反覆一直在看新聞的那些人。政府不可能知道這些人在哪裏，但政府要告訴他們如果你有這些睏難，可以做些什麼事。社會發生重大創傷事件時，不管是在場的人或是遠距離觀看的人，都可能會受到影響，政府應當要有相對應的機製。這個過程中，精神醫療當然很重要，它是復原之網裏的一環，但不應該是最先被動用的環。大部份的人其實不需要動用到精神醫療，如果真的有一大群人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創傷後壓力癥候群，我們應該反省的是，這些人是不是太孤單，找不到可以講的朋友，以至於立刻就要跳到專業的部分，這反而比較麻煩。
吳：
事件發生第二天，我特彆坐瞭一趟車到江子翠，因為看到有人去獻花，有人在捷運上錶演樂器、給人擁抱，這些行動雖然微小，可是大傢願意去互相錶現關心，是非常值得鼓勵的。我們需要的是，假若不幸再度發生意外時，彼此願意直接去幫忙，而不是在網路上詛咒凶手或謾罵他的父母，這樣的「關心」是很可怕的。
另一個問題是，很多人太早就在講「放下」。叫人傢要放下，是一種強製的安慰，但他什麼時候纔能放下，你不能去強迫。事件中某些受害者傢屬，至今還是很生氣，新聞播齣後，就有人說要放下，這太強人所難瞭，我們應該要尊重每個人的復原過程。
總結來說，北捷事件後如何避免二度傷害、放大創傷，可以參考中山醫大精神科主任陳錦宏醫師提齣來的8項建議：
1、不重復播放相關影像，次日報刊不刊登相關血腥照片。
2、不讓傢中兒童看相關影像，大人也應避免重復觀看相關影像。
3、不傷害行凶者傢人，包括資料公布。
4、不在無充分證據下揣測行凶者的動機、精神狀態，尤其避免汙名化精神疾患患者。
5、不急於怪罪任何人，譬如學校。
6、行政當局定時舉行記者會公開資訊，如傷者狀態、應對措施，勿讓媒體自行流竄搶新聞。
7、行政當局應及時提齣急性安全防護措施，降低大眾的恐慌。
8、行政當局應有專人持續與即時對死者傢屬、傷者及其傢屬與行凶者傢屬提供行政及心理協助，如喪葬、保險、司法、醫療及後續復原等曆程。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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