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感嘆說 「我真正要寫的 失落的震動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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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曾感嘆說，「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再奇怪的事齣現在小說裏，常顯得平淡無奇，小說類型的法則早已馴化各種世間的奇聞軼事。這悖論，寫「傳奇」起傢的張愛玲也一定懂得的。

    人間副刊在9月30日、10月1日刊齣顔擇雅的長文〈關於聽故事的故事〉，該文迴應宋以朗〈〈相見歡〉究竟想說什麼？〉的相關批評，再次對〈相見歡〉進行一番詳細分析，提齣新的看法。她說「〈相見歡〉錶麵寫的是三個女人的婚姻，骨子裏卻是一則關於聽故事的故事，我們可以說它是後設小說」。這論斷根據張愛玲《惘然記》定版〈相見歡〉增補的二韆多字（據顔文所雲，我並沒有去比對），尤其是小說中從沒齣場的父親對其中聽故事的晚輩苑梅那句「就是不用功」的批評，被解讀是張愛玲對「壞讀者」的終極迴敬。顔的解釋也徹底改變瞭小說的重心，「小說結尾那句『她們倆是無望瞭』其實是突顯苑梅的缺乏自知之明，而非兩位太太真有什麼『絕望處境』。苑梅聽故事的能力顯然不及格。」這論文的推論和結論令我相當吃驚。

    我不是張愛玲的理想讀者，不過是因備課需要而把相關資料來迴細讀，嘗試弄懂〈相見歡〉在講甚麼。

    與人之間的隔膜

    張愛玲〈錶姨細姨及其他〉及給宋淇裏的信裏抱怨的那些對〈相見歡〉不滿的讀者，並不是甚麼「壞讀者」，林佩芬，水晶，亦舒，其實和宋淇、邁剋、宋以朗、顔擇雅一樣，都是張愛玲小說認真的讀者，隻不過是讀瞭〈相見歡〉之後，做瞭不同的判斷，選擇瞭不同的立場而已。前者因失望而忍不住對作品、甚或老去的作者發齣負麵的批評，後者嘗試尋找更周圓更貼近作者（或作品）原意的說法、更「理想」的解釋。

    身為張愛玲「麻煩遺産」的執行人，宋以朗晚近提供的解釋（《宋傢客廳》廣東：花城，2014；《宋淇傳奇》香港：牛津，2015）原本已走到傳統解釋學能做的極限，即亮齣作者原意這張王牌──一封張愛玲1977年10月31日給宋淇的信，《宋傢客廳》頁265有字跡清晰的復印件，頁265有釋文，信中說這小說的來源，「是我在大陸的時候，聽見這兩個密友談話……幾個月後（‘52春）她又念念不忘講瞭一遍，一個忘瞭說過，一個忘瞭聽過。我在旁邊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她們都不是健忘的人。……伍太太二次反應相同，可見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我非常震動。」宋以朗的解釋緊貼張愛玲的原初震動，因此結論會是，這小說用瑣碎無聊的對話來舖陳兩個中年女人的絕望處境。

    新解」聚焦苑梅

    顔擇雅的「新解」把焦點轉移到苑梅的處境上，認為在荀、伍、苑梅三個女人的婚姻裏，苑梅的狀況是最糟糕的，而荀太太「是小說中唯一享有婚姻安全感的人」、「荀傢夫妻彼此相當體貼」。然而正是這荀太太，多次對伍太太泰然自若的談荀先生死後她的生活盤算（甚至讓一直為她「彩鳳隨鴉」的伍太太也感到心寒），抱怨丈夫老是把錢藉人（荀先生雖窮還是能接濟更窮的人，安貧，能仗義，但太太不太能體諒）。但荀太太「連郵局也要給雙倍」可見她不擅理財，兀自在裝闊，除瞭年輕時長得漂亮及會燒菜之外，似乎一無是處，「她賢慧」是個反諷。且荀先生一迴來就放低聲量說話變得格外謹慎，顯然對丈夫的信任遠不如「閨密」。荀太太說話時荀先生呼呼大睡，可能是身體狀況不佳（或工作太纍瞭），也可能是重復聽太多次瞭，引不起注意。伍太太和先生處於實質分居狀態，夫妻之間除瞭伍先生持續付膳養費，就是紙上往來的「情書」。這兩例是瀕死的婚姻狀態，是食之無味、沒有未來的「現世安穩」。那苑梅的狀況真的是最糟的嗎？早婚，丈夫逮到機會留學去瞭，「中學畢業生能做的事，婆傢通不過」，弟弟妹妹也留美（可見伍傢相當有錢），更年輕時「就是不用功」，而放棄瞭留學機會，「感染戰後美國風氣，流行早婚」，也許是為瞭和子範在一起而不想齣國。婚後子範的收入養不瞭傢（多半也因為學曆低），其後不得已而選擇齣國，也是為搬齣去自立門戶住做準備。她因此在傢晾著無聊，其實是還在適應新的生活狀況（小說中說「子範剛走」，因此對性愛的眷戀壓抑不瞭，在反省與悔恨中，畢竟是年輕夫妻──苑梅敏銳的直覺到，荀先生荀太太房事不諧）。她的未來如何不可知，但並沒到絕望的地步。現在至少有娘傢可以迴，有母親可以靠，「受瞭氣也不說，要強──傢裏本來不贊成。」是因為傢裏本來不贊成（伍太太最終是支持她的），婚後難免賭氣，受瞭氣隻好硬吞，不然就證明父母的判斷是對的──不該那麼早結婚。但那是過去的事瞭，是子範齣國前的事。如今她勤跑娘傢，和獨居、「十分清閑」的母親就有相互取暖的意味瞭。再說，丈夫也不一定就移情彆戀。認為三對夫妻中，苑梅的狀況比荀太太糟，是難以服人的。

    是不問值不值得

    顔擇雅的新解顯然不符張的「作者原意」，因此在技術上她不惜動用時差的辯術，以改變作者意圖。她指齣「信的日期是小說發錶的十三個月前，中間張愛玲當然有足夠時間改變想法。」但也沒有實據。她點齣小說和「本事」間的時差，但她隻注意到變而沒注意到不變。她似乎忽略瞭張愛玲在一九八三年四月為結集《惘然記》而發錶的〈〈惘然記〉二三事〉（後題為〈惘然記〉，收入《惘然記》作為前言）明明白白的交代，關鍵詞和那五年多前的信一樣──震動。

    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些年，甚至想起來隻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曆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瞭。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惘然記》，4）

    那震動能讓她耐心磨三十年，十三個月就能讓她改變初衷？就因為幾個「壞讀者」的批評？況且，顔擇雅算齣來的十三個月就包括在那三十年內，而不是「包括在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來自經驗的本事（fabula）裏，張愛玲身處的正是個聽故事人的位置，那也是最可能産生「震動」的位置，小說中被父親批評「就是不用功」的女兒、晚輩的位置。從信到小說，這一點沒甚麼改變（三篇小說中，這篇是最確定的）。如果我們相信張愛玲的自白，「感到震動」就是這篇小說的鑰匙（因而宋以朗解讀畢不忘補一句「我也覺得很震動。」他確實不能不感到震動），而不是意在批判那聽故事時還能覺得震動的人。「她們倆是無望瞭」，因為活在已然死去的時間裏，重復於麻木，麻木於重復。而年輕人永遠還有其他的可能，在流動的時間裏自我更新，即便鐵幕拉下瞭。

    屬枯淡無聊故事

    宋以朗在書中批評顔擇雅談小說有「太喜歡解謎」的毛病，這篇似乎也不例外。見縫插針，強經就我，太刻意創造新解。她也許沒意識到，她的解讀對張愛玲的反諷更甚於水晶他們對那篇小說的負麵迴應。會選擇去作這麼迂迴蜿蜒的繞道，甚至認為小說是在批評與作者同位的聽故事者，可見顔擇雅讀這小說時也沒有如張愛玲預期的「感到震動」。就這一點而言，身為讀者的她其實和水晶亦舒他們並無不同（沒有被小說本身說服）；更糟的是，顔的評論還是宋以朗亮齣作者的底牌之後。那就好比是在指責張愛玲同時是壞的聽故事人與糟糕的說故事人，即便原意如此確鑿，即便作者費盡口舌辯解，也得不到認可。

    說〈相見歡〉是後設小說還真的滿離譜的，雖然乍聽之下頗有趣。但那樣的解釋要扭麯太多東西瞭，還得看扁作者，我想不必太當真。

    從讀者的立場來看，不能如作者期待的閱讀，無關乎用功與否（用功也沒用），對小說裏他人的麻木「感到震動」，也許比理解文本「說什麼」更為睏難。作者能那麼貼近的聽，那具體的現場感，與說故事人的關係，對讀者而言終究是隔瞭一層。但同屬聽來的故事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不是寫得精彩萬分嗎？也許〈紅玫瑰與白玫瑰〉原本就是個激情的故事，濃抹重彩，相得益彰。但〈相見歡〉看來本就是枯淡無聊的故事，以枯淡寫枯淡，大概就隻能那樣。

    「一個忘瞭說過，一個忘瞭聽過」，在疲憊衰老的人際關係裏其實也不是那麼罕見，夫妻之間，朋友之間，長輩晚輩之間。「忘瞭說過」也許不是真忘，而是有一點炫耀的意味，那是她無聊人生裏少見的微瀾；「忘瞭聽過」或也不是真忘，是應付著讓聊天的情境可以延續下去，一種變相的體貼。張愛玲會為如此情境覺得震動，也許還真有大驚小怪的意味。

    這篇小說的細節打磨得很細緻，但我讀瞭也沒能「覺得震動」。如果是早期的張愛玲，也許會用些「兀自燃燒的句子」（劉紹銘語），讓讀者在美感上先震動不已。

    讀危機的癥兆？

    有專業讀者建議那最後一段刪去，其實也有它的道理。就小說論小說，那一段重復來得突兀，確有蛇足之感，也有點難以理解──小說末尾苑梅的反應其實也就是大部份讀者看到這段小說的反應──廣東人會說「有沒搞錯？」這是另一種「震動」吧，但那是針對小說形式的。也就是說，在小說裏，它顯得不可置信，不閤理，像是一種冗餘──老張愛玲怎麼可能寫齣這樣的「敗筆」？這與其說是讀者水平的問題（張愛玲老抱怨讀者讀不懂中國舊小說的「夾縫文章」），不如說是現實與小說的距離。現實裏發生的事常顯得比小說更為離奇或隨意，因為它不必遵守小說的法則，甚至違反虛構敘事的規律。如果齣現在小說裏，我們反倒會覺得扯──有沒搞錯，這樣的橋段也敢編。

    反之，再奇怪的事齣現在小說裏，常顯得平淡無奇，小說類型的法則早已馴化各種世間的奇聞軼事。這悖論，寫「傳奇」起傢的張愛玲也一定懂得的。

    張愛玲曾感嘆說，「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宋以朗編，《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齣版社，2011：49）「事實的金石聲」本來就不可能輕易轉換到小說裏，即便磨瞭三十年，即便是張愛玲。經驗事實轉換為小說，總得付齣一些代價，有時還齣乎意料的大。

    但願這失落的震動不是張愛玲後期作品之解讀的危機的癥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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