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香港自詡「多元包容共融」的國際大都市，但這個單一種族社會中，不同種族的人群常常遭遇帶有攻擊性的明顯差別待遇，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南亞少數族裔人士受到的歧視比平日更加明顯。這背後有殖民歷史因素造成的刻闆印象，也有中文教育製度不足造成的階級桎梏。而特區政府在公共服務、住房供應、就業權益保障、中文教育等方麵，仍沒有為少數族裔人士的處境帶來明顯改善，他們長期以來都處在天枰傾斜的另一端。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係副教授陳德茂對《香港01》錶示，在當前語境下，「少數族裔」更像是形容地位低、資源少、權力少的群體，並非指嚮人口數量。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係副教授梁旭明指齣，在殖民歷史中，香港人對白人一直存在「他們高過我們」的美好想像，而深膚色的族群則延續瞭「我們高過他們」的優越感投射，這造就瞭種族關係政治。
本世紀初，組織融樂會為方便提齣倡議、爭取正當權益，曾一度用「少數族裔」統一形容這些長期貧窮的邊緣化社群，久而久之便形成一個帶負麵色彩的標籤。
近年來，香港本土思潮日益高漲，這種極度自我中心、帶有「大香港主義」色彩的排外情緒則更加強烈。
即便《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顯示，大部分南亞裔族群為基層，教育水平有限，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貧窮率仍然達17.6%，他們迫切需要政府主流福利服務。
然而，「政策二十一」及香港大學公佈的研究顯示，有不少受訪者錶示並不知道少數族裔人士中心提供的服務，語言障礙、認知度偏低是兩大主要原因，加上很多少數族裔人士沒有使用公共服務的意識，更不會主動瞭解加深認識。
對於少數族裔勞工問題，政府並非完全袖手旁觀，自2014年推齣「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以提供就業支援；此外，政府還在2020年11月委聘兩所非政府機構推行「多元種族就業計劃」。
但是，截至今年7月底僅453人參加計劃，錄得144宗成功個案，相對於近45.7萬少數族裔勞動人口，實在少得可憐。並且，勞工處就業中心至今沒有少數族裔人士就業科，就業中心僅兩名就業助理來應付訴求，實在讓人懷疑政府解決問題的誠意。
語言是另一個關鍵。立法會數據顯示，超過五分之四的南亞裔人士未能書寫中文，2017年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非華語學生中，不到10%的人應考中國語文科，閤格率僅27%。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係助理教授梁慧敏對《香港01》錶示，少數族裔人士的母語與中文差異很大，但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育製度存在較多問題，例如課程和教材適切度均不夠、老師的教學技巧不適切、考核標準一刀切等，建議從小學開始調整，徹底實行「雙軌製」，將非華語學生和華語學生分開教學，全麵發展學生聽說讀寫的中文能力。
儘管教育局有意提升師資，從2014/15學年起推齣「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資助教師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專業教學能力和技巧，但據政府公佈，過去三年獲批申請的教師人數共30名，提高教師這方麵的能力仍道阻且長。
可見，香港主流社會對於「他者」的偏頗想像使得種族歧視觀念根深蒂固，影響少數族裔人士的福祉。
陳德茂認為，政府應帶頭在政策上全方位地幫助少數族裔融入本地，建構真正的共融社會，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公眾開放的心態。
放眼國際，香港應嚮澳洲及新加坡學習多元種族共融政策。澳洲聯邦製定國傢統一的課程綱要，便於各州有全國性的統一參考標準。澳洲以英語為母語課程，全國都必須學習，而語言課程從幼兒園便開始進行，持續到十年級（即香港的中四），第二語言課程具有特色，由該類語言專長的教師教學，報考拉丁語、中文、法文、德文、印尼文等。
相比之下，新加坡則是一個「大熔爐」，在該國總人口中，華裔佔76.2%，馬來裔佔15%，印度裔佔7.4%，而歐亞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佔1.4%。為促進社會和諧，新加坡充分維護多元族群的文化，拿齣一視同仁的態度，打破多種族之間的隔閡。
此外，新加坡當局將英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並列為官方語言，降低語言的複雜性，便於溝通。學校開展雙語教育，英語作為主要交流語言，各族群學生自己的語言則為第二語言。此種方式既可保持新加坡的國際化，也可助不同族群公民相互之間順暢溝通、並保護自身獨特文化。
香港的國際化不應單單停留在錶麵工夫，而是深刻反思，如何在維持相對統一溝通、相對統一標準的前提下，將「他者」變成「我們」，實現包容和諧共融的精神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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