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麯。發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不但是整個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摺點 唐朝時的安史之亂是誰在支持？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 趣味新聞網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麯。

發生在公元 755 年的 安史之亂 不但是整個大唐帝國 由盛轉衰 的轉摺點，後世史傢甚至視之為整個中國古代曆史重要的分水嶺之一。這支起自帝國邊鄙、雜糅鬍漢的安史叛軍，以風捲殘雲之勢在不過兩月的時間內便攻陷兩京，占據半壁江山，後經八年浴血奮戰，唐廷雖得以最終底定叛軍，重建一統，但仍不得不綏靖其餘部，縱容這些世居河朔的驕兵悍將取得半獨立的割據地位，自此之後藩鎮問題與有唐一代相始終。

而安祿山這位身世曖昧、粗鄙無文的塞外武夫究竟有何神通，一時之間竟搖動瞭一個龐大帝國的根基， 甚至若非因其內部的傾軋，燕唐之間，鹿死誰手，恐怕都很難說 。

史傢很早就注意到，安祿山、史思明這樣唐廷眼中大逆不道的叛臣在河北地區卻深孚人望，“ 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 ， 因而所謂安史之亂，斷非起自青萍之末，背後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為其支撐。

但中國傳統王朝曆史的書寫，本身就帶有建構王朝政治閤法性的目的，采取某一王朝的正統立場本是其中的常態，因而目前所見傳世文獻中關於安史之亂的記載，大體本自唐王朝的正統立場，將安史政權斥為叛逆僭僞，其論述帶有鮮明的尊唐貶燕色彩。

對於當代史傢而言，王朝正統論籠罩下的史學編纂不過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其通過對史料有意識地擇彆、剪裁，構建齣有利於唐王朝的曆史敘事，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妨礙瞭我們深入理解安史之亂的社會背景。而使 用安史年號的墓誌 ，其所記錄的逝者都是身處安史統治區域內的官民，作為當時存留下來的第一手材料，未經後人的刪削，多少能多透露齣一些曆史真相，是頗值得玩味的史料。

在目前已發現的數十方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中，涉及社會的各個階層，但基本上是不見於史傳的小人物，所能提供的信息頗為有限。但前幾年在洛陽先後齣土瞭 安祿山謀主嚴莊父親嚴復及其弟嚴希莊的墓誌 ，是少有的涉及安史之亂核心人物的墓誌，提供瞭很多重要的信息。

嚴莊作為安祿山的心腹謀臣，是策動安史起兵關鍵人物之一，安祿山稱帝後，嚴莊任中書侍郎，後夥同其子安慶緒謀殺安祿山，安慶緒繼位後，更以嚴莊為禦史大夫、馮翊王以為酬庸，“事無大小皆取決焉”，故權傾一時，後見安史勢頹，復降唐，為司農卿。

但由於兩《唐書》並未給嚴莊立傳，因而過去我們對這樣一個叛軍重要人物的傢世背景並無多少瞭解，現據新發現的兩方墓誌可知，嚴莊的曾祖嚴承構曾任滄州司戶參軍，因舉傢徙居於滄州，但嚴莊的父親嚴復、祖父嚴亮均無仕宦的經曆，大約是河北當地不得誌的中下層文人傢族，所以因天下大亂而得以肆行其誌。

有意思的是，盡管墓誌中大肆稱揚嚴復早年命嚴莊投效安祿山的先見之明，但嚴復及其少子嚴希莊卻一直居住在滄州老傢，並未隨安史叛軍南下，似乎又和安史政權保持瞭一定的距離。因而當顔真卿兄弟在河北策動反正時，景州長史李�ヒ嗥鴝�響應，並將居住於此的嚴復父子扣為人質，進而族誅其傢。

對於唐代政治史而言，嚴復墓誌提供的最有史料價值的一段記載是：

“天寶中，公見四星聚尾，乃陰誡其子今禦史大夫、馮翊郡王莊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爾其誌之。”

之前已有不少學者指齣，安史亂軍具有鮮明的鬍化色彩，多利用佛教、祆教等方式團聚部眾，進行政治動員。但這種動員方式往往需要以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為依托，其涵括的對象不免有限，特彆是如祆教這樣帶有鮮明鬍族色彩的宗教，對於漢人社會的輻射力畢竟相當有限，因此隻能被運用於團聚叛軍的核心力量，甚至在起兵過程中過度凸顯這種鬍神夷教的特質，反而會激起漢族士人的夷夏正統之辨。

因此， 安史政權在利用祆、佛等宗教凝聚內部的同時，亦必須尋找一適當的方法，爭取以尊奉儒學為基本文化底色的漢族吏民的支持，構造其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內外兩麵，安史政權的這種兩麵性大約是我們在過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多的。

現從嚴復墓誌可以得知，利用傳統的五德終始的學說，以五星會聚的天象變化作為易代革命的先兆，宣揚金土相代之說，是安史政權其爭取人心、籠絡推重儒傢正統之辨的士大夫階層，建構正統觀念與王朝政治閤法性的重要方式，甚至 安祿山之所以選擇“燕”為國號 ，也很可能與墓誌中提到的“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讖語有關。

另外可以注意的是兩方墓誌撰者與書者，嚴復墓誌的作者趙驊、嚴希莊墓誌的作者房休都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兩位作者的結銜皆為中書捨人，中書捨人在唐前期專掌詔誥侍從，號稱是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地位十分顯赫，可以 說這兩位墓誌的作者是當時安史政權中最受重視的禦用文人 。

墓誌的書者劉秦，趙明誠《金石錄》中便提到由其書丹的陳叔文碑，《法書要錄》則雲其妹亦以書法見稱，可知劉秦齣身書法世傢，其天寶年間曾為翰林供奉，大約亦是書法專長為其職事，剛剛提到的陳叔文碑，可能便是他的“職務作品”。

從墓誌作者和書者的精心安排中，我們不難看齣這場葬禮所具有的官方色彩。 逝者的葬禮往往是生者社會權力的展現，唐代士人仕宦顯達之後，大都有遷居、遷葬於兩京的習慣 ，學者一般將其稱為唐代士族的中央化，而嚴莊在戰亂期間，“遷神於故鄉，閤��於北邙”，不惜韆裏迢迢將嚴復夫婦、嚴希莊夫婦遷葬洛陽，而不是就近安葬於定居已三世的滄州，無疑是對這一傳統的有意模仿。而優厚的褒贈、耗費巨大的遷葬、規模宏大的葬禮，無不凸顯瞭嚴莊顯赫的權勢與地位。

而對於安史政權而言，當時正處於唐軍步步進逼的睏境之中，正好也可以藉助葬禮這一具有錶演性的政治儀式，公開錶彰為其政權犧牲的“烈士”，凝聚叛軍的人心。

在這幾位預其事的文人中，我們對於 趙驊 的經曆瞭解得稍多，趙驊應該是陳留陷落時隨太守郭納一起投降安史的，趙驊仕唐時不過僅僅是陳留采訪使支使這樣微末的小官，入燕之後遽至中書捨人之要任，並受封襄陵縣開國男，可見其在安史政權中官運亨通，青雲直上。

兩《唐書》中講他是為安史所脅從，恐怕不太可信。但有趣的是，在平定安史之亂後，唐廷曾經嚴厲地整肅附逆的僞官，當時著名的文人王維、鄭虔皆牽連其中，但趙驊似乎很成功地掩飾瞭其在安史政權中這樣春風得意的經曆，並沒有受到太重的處分，僅僅被貶為晉江尉而已，後來還仕至秘書少監這樣頗為清要的官職。

更有意思的是後來由於趙驊卒於涇原之變，勉強也可以算作是為國死節，因而素 以講究寓褒貶於敘事之中的歐陽修在編纂《新唐書》的時候竟將其列入《忠義傳》， 這隻能說是開瞭曆史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但從中也可以看齣趙驊在安史政權中的具體作為，中唐以後的人們便所知不詳瞭，若非此方墓誌的發現，這一秘密大約永遠會被埋在曆史的廢墟之中。

嚴莊是在至德二年十月初五為其傢族舉行這場隆重的葬禮，但當時安慶緒政權已在風雨飄搖之中，九月太子李豫率領的大軍已剋復長安，兵鋒直指洛陽，僅僅在這場葬禮的十天之後，嚴莊統領安史叛軍與唐軍大戰於新店，大敗而歸，洛陽失守已不可避免，六天之後，嚴莊本人也在窮途末路之際投降唐廷。

而墓誌中特彆提到嚴莊還為他父親樹立瞭的神道碑，記載“門風世德，積行纍仁，王業之本由，臣節之忠孝”，內容文字與墓誌互有詳略，但這塊矗立於地上，作為安史政權官方宣傳品的神道碑，大約沒有埋在地下的墓誌這麼好的運氣，尚有韆載重光之日，在唐軍入洛之後不久，當便為人所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