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27年要求“各守封疆” 到1641年強調“彼此疆場 易銳：清前期邊界觀念與《尼布楚條約》再探 - 趣味新聞網

1616年正月，努爾哈赤正式稱汗，建立後金。數月之後，努爾哈赤因明人越境，譴責對方曰：每歲越境掘銀采參……為禁其擾亂，曾立石碑、刑白馬盟誓。然負前約，每歲逾越帝界，我即戮之，亦不為過也。”[5] 遂將越境的五十餘明人殺之。努爾哈赤選擇此時嚴格執行1608年的誓約，處死越境之人，顯然與後金政權的正式建立有關。這說明，敵對政權的公開建立，以及國傢意識的萌生，進一步激發瞭努爾哈赤的邊界意識。

除瞭共定邊界之外，皇太極時期較為顯著的疆界意識還有各守封疆、互遣逃人、嚴禁私越。後者的形成，多得益於後金與朝鮮的交往。這是因為，1627年後金對朝鮮發動“丁卯之役”之後，與之約為兄弟之國，兩國的邊界交涉最為頻繁。

(一）各守封疆。1627年“丁卯之役”結束不久，後金與朝鮮舉行盟誓，誓曰：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各遵約誓，各守封疆，毋爭競細故，非理徵求。”[13]誓詞中的“各守封疆”一語很值得注意，在當時金朝兩國交往的文書中屢屢齣現。[14]作為戰敗方的朝鮮要求“各守封疆”，顯有防範後金之意；而軍事上處於優勢的後金，也一再強調“各守封疆”，則體現齣其對互不侵越邊界的認同。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並對朝鮮發起“丙子之役”。盡管朝鮮由此成為清朝的臣屬之國，但雙方對疆界始終看重。1641年，朝鮮因清方軍民越境索糧谘雲：小邦之與大朝，雖義同一傢，而彼此疆場，自有界限。”清方雖認為責任在朝，但錶示將“遣人嚴行禁止”，以杜絕此類事件發生。[15]此時，清廷難免具有上國心態，但對“各守封疆”的信條依然是遵守的。從1627年要求“各守封疆”，到1641年強調“彼此疆場，自有界限”，皆體現瞭朝鮮對清朝的提防之心以及較為強烈的疆界意識，這無疑會對清廷邊界意識起到強化作用。

(三）嚴禁私越。其時，在中朝邊界方麵最為棘手的問題是朝民不斷越境獵獸采參，而後金始終強調嚴禁私越。1628年，後金緻書朝鮮，“諭以兩國人民，有私自越境捕獵者，宜嚴察禁止，毋使恣意亂行，以滋釁端”。[18]盡管如此，朝民越境盜參的現象依然存在，後金因此反復與朝鮮交涉。1633年，後金遣使朝鮮互市，攜所獲朝鮮盜參二人同往，書曰：“貴國既言人參無用，乃每年齣爾邊界，入我疆土。不顧罪戾，采此無用之參，何為乎？……貴國違棄前盟，潛入我境，獵獸采參。如貴國地方多有虎豹，我國何曾有一越境獵取者乎？”[19]後金言辭如此激憤，不獨有政治、軍事方麵的考慮，亦有經濟利益的考量。蓋對後金而言，與朝互市，可換取所需物質，從而保障戰鬥力；[20]而朝民越境采參，會導緻人參減價，影響互市效果。

通過以上考察可知，入關以前，清政權已逐漸形成瞭共定邊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嚴禁私越的意識。上述意識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金建立以來國傢意識的生長以及長期身處敵國環逼的遼東局勢的刺激。

清朝固有邊界意識對《尼布楚條約》之推動

對《尼布楚條約》簽訂的背景與過程，學界已有頗具分量的研究，[29]此處無須贅述。不過，由於前人對入關前清政權早期邊界意識缺乏深入考察，故未能注意清朝固有的邊界意識對此約簽訂産生的影響。下文即圍繞這一問題展開探討。

康熙親政之後，對黑龍江地區俄患頗為留意。最初，他嘗試采取外交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未能奏效，遂決定使用武力方式。1685年4月，在已做好軍事準備的情況下，康熙仍希望和平解決爭端，乃緻書俄皇稱：嚮者，爾國居於爾界，未曾侵擾我界，邊民鹹寜。後爾羅刹人侵我境，騷擾地方，搶掠百姓婦孺，滋事不止……倘爾憐憫邊民，使之免遭塗炭流離之苦，不至興起兵革之事，即當迅速撤迴雅剋薩之羅刹，以雅庫等某地為界，於該處居住捕貂納稅，勿入我界滋事。”[30]此時，康熙雖未明言與俄國劃分疆界的問題，但譴責俄國侵越疆土、冀望各守封疆之意已明。

俄皇彼得收到清朝國書之後，於1686年11月底迴復：“若即撤兵，則互相可停止兵革。爾屬下人應勿過境騷擾尋釁，滋生事端，並希放還戰俘；雙方共派使臣，並令爾所派使臣，凡事秉公妥善辦理。殺人者治罪；各定原來疆界，退還爾新取之地；為首尋釁者，亦當治罪。”[38]在這一封正式打開中俄劃界談判序幕的關鍵性國書中，俄皇提齣瞭撤兵議和、歸還戰俘、議定邊界、禁止越境等要求。這些要求，可在一定程度上窺見當時俄國的邊界理念。自17世紀中葉起，俄國受到歐洲國際法和國界理念的影響，開始與土耳其帝國等以條約的形式正式確立綫狀的防禦性邊界。[39]我們若將上文所引俄皇國書中的要求與清廷的主張相比，不難發現，在共定邊界、各守封疆、嚴禁私越、互遣逃人等方麵，二者的邊界理念存在不少類似的地方。這錶明，在17世紀末期，中俄邊界觀念，盡管淵源有彆、旨趣各異，[40]但在某些原則上卻不無相通之處。

1689年，中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其分界方麵的內容大體為清廷之前所重點關注的有幾個方麵：一、劃定疆界，“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二、禁止越境，“兩國獵戶人等，不論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邊界”；三、互遣逃人，“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後有逃亡者，各不收納，並應械擊遣還”。[41]就這些內容及其所貫徹的原則來看，既有對傳統理念的繼承，也有某些突破。其中，以條約這一近代西方國際交往的法律形式明確劃定兩國疆界始於此時，而各守封疆、嚴禁私越和互遣逃人在此前應對中朝疆界問題時早已實行。清朝過去在邊界問題上所采用的一些原則，最終能體現到《尼布楚條約》之中，固與中俄兩國的妥協以及耶穌會士的周鏇密不可分，但上文所指齣的中俄所具有的邊界觀念共識也至關重要。

邊界觀念發展之限度與天下主義之製約

對於《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清朝邊界觀念發展的一些錶現，如加強東北邊防、設立中俄界碑、繪製實測輿圖等，前人已有不少論述。[42]其中，不乏給予高度評價者，甚至認為清朝的邊界觀念達到瞭西方近代國界觀念的水平。[43]揆諸史實，《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對清朝相關認識的發展確有促進，但這種觀念的轉變程度實際較為有限。

那麼，清廷在與俄國劃定具有近代意義的國界之後，何以遲遲未能形成近代國界觀念？筆者認為，天下主義是此中一個根本性的製約因素。清朝的邊界觀念，並非孤立存在的認識，而是根植於傳統天下主義的一種意識。而清朝所依據的天下主義，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和頗強的包容特性。因此，即使天下主義受到一定的衝擊，仍可為傳統邊界觀念的繼續運行提供理論支撐。下文將對《尼布楚條約》後的天下主義演變及其對邊界觀念的製約略作分析。

結語

過去的相關論著多強調《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對清朝邊界觀念産生的刺激作用，但就曆史實際而言，後者對前者的影響或許更加顯著。如本文所揭示，早在入關以前，長期身處敵國環逼的遼東局勢之中的清廷，已形成共定邊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嚴禁私越的明確意識。這種意識，為康熙主動提議劃定中俄邊界提供瞭重要的思想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瞭《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同時，淵源有異的中俄邊界觀念，存在一定相通之處，亦有利於此約的順利締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