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劉賓雁和戈揚等前輩流亡者一樣 流亡北歐20年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5-02-17T04:09:50+08:00

    我知道，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劉賓雁和戈揚等前輩流亡者一樣，終生不歸，默默地客死他鄉。但是，一個弱小的個人麵對逼迫自己流亡的強大專製政權，可以用堅持不懈的言說，頑強不屈的抵抗，使自己不為流亡的鄉愁所擊敗的人。

    在我1993年底到瑞典避難之前，一些「六四」後齣國的流亡者已經開始迴國瞭。中國流亡者曾經獲得世界最多的關愛，有些人甚至曾在法國隆重的國慶大典上登上瞭觀禮台，受到瞭英雄般的歡迎和禮遇。但在轟轟烈烈之後，不少人忍受不瞭異國的清苦和寂寞，開始嚮當局錶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種方式迴國瞭。

    流外喪誌和異鄉守誌

    例如，曾經在八十年代以「反叛詩人」成名的北島，他在1989年1月組織瞭33人聯閤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希望當局改善人權。這次簽名被認為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開端。但在歐美流亡多年迴國後，北島搖身一變，公開而高調地和高官一起，齣現在官方的詩歌節上，榮任為「和諧盛世」助興的嘉賓。前不久，北島還在杭州詩歌節係上瞭少先隊員的紅領巾──一種極權意識形態的符號，輿論譁然。這種缺乏自尊的妥協和輸誠，顯然是利益所緻。

    六四25年來，很多中國精英經曆瞭從反抗專製到馴服迴歸的變遷，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集體現象瞭。當年那個血腥屠殺人民的暴政，如今創造瞭令他們驕傲的經濟奇蹟，一些國內知識精英成為名利場上的既得利益者。在當今中國，不少當年跟我們一起振臂吶喊的同伴，後來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們與專製政府「和諧」瞭，反過來輕衊仍然堅持理念的海外流亡者。

    如此看來，人在異鄉的流亡者似乎「被拋齣瞭曆史」，以語言和思想為業的流亡知識份子不像學理工科的那樣容易在海外謀生，因此更感鬱悶與失落。近年來，多位流亡者或老或病、客死他鄉，其他一些人也逐漸感到灰心，逐漸喪失昔日的理想和情懷，喪失其影響力。

    曆史對中國流亡者的諷刺實在太大瞭。麵臨如此巨大的窘迫與睏惑，流亡者將如何能夠持心自守，怎樣能守住自己的初衷與理念呢？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

    薩伊德曾說：「流亡是道德的堅持。」。我一直把前東歐國傢的流亡者當作榜樣。在冷戰時期，幾乎每一個逃齣黑幕的東歐知識份子，都是一個與專製抗爭的人。每當母國發生瞭什麼，他們都有道德義務，去錶示自己的態度，就這樣，他們充當瞭國內無法發齣聲音者的代言人。

    在互聯網時代，流亡者可以不再缺席，甚至可以做到「流亡中的在場」。那就是利用互聯網，跨越國界地獲取一切關注母國的資訊，以新的視角思考母國的問題，在網路等公共領域裏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揭露專製的弊病。

    我到瑞典後，和各國逃來的難民一樣學瑞典文，在瑞典母語中心長期擔任教職。在業餘時間裏，我盡力為國內人權受害者呼籲，為海外雜誌寫專欄。最初我參加瑞典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在歐洲各國演講中國政治犯和死刑的問題。在互聯網普及之後，我參與瞭網上人權呼籲運動。我也是較早去印度達蘭薩拉訪問達賴喇嘛的漢人之一，十幾年來撰寫瞭大量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在台灣允晨文化齣版瞭《山麓那邊是西藏》一書。

    在中國我因街頭演講入獄，二十年流亡，我在異國他鄉仍然扮演「街頭鬥士」的角色，因為我認為，獲得自由的人有義務為不自由的人爭取自由。我曾多次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舉起釋放政治犯的標語抗議，還曾在台北101大廈門前，獨自舉著釋放大陸政治犯的標語，抗議來訪的官員陳雲林。最難忘的一次是，1996年訪問挪威。當時我應國際特赦組織之邀，前去演講中國人權問題。在奧斯陸維格朗雕塑公園，在離我隻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車，我衝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

    流亡的驚奇與樂趣

    人們常用這樣一句話形容流亡者處境：「得到瞭天空失去瞭大地。」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流亡者獲得瞭自由，卻喪失瞭自己賴以立足的根基。其實，一個人如果沒有探究過天空，他也就很難真正認識腳下的大地，不懂得天空之奧妙，大地對他也就不成其為大地。凡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以求知為樂趣的人，離開故鄉更能獲得觀念和思維的自由解放。

    我定居瑞典後，經常受到「驚奇」之感的衝擊，那是一種全新而有趣的心理體驗。我吃驚地發現，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原來可以有另外一種角度，社會原來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治理。在允晨文化齣版的《瑞典森林散步》一書裏，我寫下自己在驚奇之後的一些思考。

    流亡的好處就在於此：獲得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離，讓人看到在自己的傢園看不到的東西，有瞭一種比較的思維方式。

    例如，我在離開中國之前聽到一個消息，說武漢有一個小女孩失蹤瞭，她的母親到公安局派齣所，要求員警為她尋找女兒。這位母親得到的迴答是：公安局缺少這種尋找失蹤小孩的經費，小女孩的母親必須交納5000元人民幣的費用，他們纔願意幫助尋找。二十年前，中國一般工薪傢庭很少有這麼多錢。而我到瑞典不久，在我居住的北方小城，也發生瞭一個黑人小女孩失蹤事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飛機、地上的警車包圍瞭失蹤地區，還有四百個瑞典誌願者手拿長棍子，在積雪的森林裏搜索尋人。從那天起我懂得瞭，什麼是北歐國傢的人道主義。

    這種人道主義是瑞典打造高福利社會的理念基礎。一個基於自由、權利平等的福利國傢，藉助市場經濟，實現其公民團結互助的理想，這隻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啓濛運動文化影響的歐洲社會中産生。

    這樣看來，被認為是命運不幸的流亡，卻可能給人正麵的補償。凡是認真觀察世界的人，都將在流亡中獲得雙重的視角，擁有兩種文化：祖國文化和流亡所在地的文化，就不再會簡單而孤立地看問題。流亡者帶著舊的傳統文化和觀念，有瞭新的文化或觀念作為對照，就可能在比較中尋找智慧。我因此學會觀察瑞典和歐洲政治文化現象，從其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差異齣發，加以比較，在文章中直指中國在製度上改革的可能性。

    在中國國內那些飛黃騰達、非富即貴者的眼中，我們這些流亡者已經落後於時代瞭，沒有趕上中國經濟繁榮的那班高速列車，沒有賺到大錢，在異國他鄉也沒有功成名就。我們被國傢封殺，被公眾遺忘，可以說是人生的失敗者。

    但如果我們不以占有多少物質財富來衡量人生成敗，把人生視為一個過程，一個由種種經曆構成的過程，那麼，我們流亡者無疑擁有苦樂夾雜的、更為豐富多彩的人生。正如前蘇聯流亡詩人布羅茨基所說：「對於一個有個性的人，對於一個終生視這種個性高於任何社會角色的人來說，……做一個民主製度中最後的失敗者，也勝似做專製製度中貌似成功的陪葬者或者大文豪。」

    像接受疾病般接受流亡

    無論流亡如何使人生豐富多彩，它畢竟是悲涼和無奈的，這是人為的悲劇。因此，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把流亡比喻為「一種疾病」。他在《流亡筆記》中寫到：「接受流亡為命運，如同接受一種不能治癒的疾病。」

    這即是說，流亡者要有一顆平常心，接受人生的缺陷。這種接受不是簡單的認命，而是要非常頑強地移植自己，在異鄉孤絕的處境中置之死地而後生。

    前麵已經說過，對世界有好奇心、願意思考的人，在流亡中可以享受到求知的快樂。同時，對文學的熱愛，詩情的豐盈，也能幫助流亡者填補思鄉思親的空虛，彌補靈魂的枯竭。

    曾流亡巴黎的俄國流亡作傢愛倫堡說：「感謝詩情對平庸生活的拯救。讓我在流亡的歲月裏，也能看見薔薇色的天空，濁綠的河水。」我不太會寫詩，但瑞典一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那種清新的自然之美，令我這異鄉人感動得熱淚盈眶，也激發瞭我的詩情，我因此撰寫瞭不少描繪北歐風土人情的散文小品。我覺得自己足夠幸運，在北歐，我用寫作構築瞭新的心靈傢園。

    過去我曾長期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西藏等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治權利，在瑞典隻是教書謀生而已，很少參與居住國的政治生活，忽略瞭民主國傢的製度監督。自去年鞦季以來，我發現我工作多年的母語中心也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種族歧視現象，於是我自學瑞典法律，在瑞典朋友的幫助下，與教師工會閤作，展開瞭長達大半年的維權抗爭。

    去年十月，我獲得市教育局的正式道歉和十萬剋朗的賠償金，有十八位移民教師因為我的抗爭而轉為正式教師，更多的移民教師給提高瞭工資。隻有在瑞典這樣一個製度健全、保護雇員的民主國傢，我這樣的流亡者纔能成功地對抗一個市政府，維護自己和其他移民教師的權益。

    總結我二十年來的流亡生涯，可以用奧地利詩人裏爾剋的一句話：「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知道，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劉賓雁和戈揚等前輩流亡者一樣，終生不歸，默默地客死他鄉。但是，一個弱小的個人麵對逼迫自己流亡的強大專製政權，可以用堅持不懈的言說，頑強不屈的抵抗，使自己不為流亡的鄉愁所擊敗的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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