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第12屆奧斯卡，競爭形勢那是相當激烈。
就說 《綠野仙蹤》 和 《呼嘯山莊》 兩部被翻拍N次的經典，聯手對抗史詩大作 《亂世佳人》 ，就異常有趣；
最後13項提名的 《亂世佳人》 守住瞭優勢，拿下最佳影片等8個奬項成為大贏傢，與其競爭的影片都隻能感嘆生在瞭錯的時間。
《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下稱《史》） ，就是當年輸給 《亂世佳人》 的其中一部佳作，在豆瓣有著8.6的高分。
這是一部美式主鏇律電影。
和華語主鏇律一貫以歌頌為主不同， 《史》 的故事卻是帶有現實批判的味道，或許又可稱之為“反主鏇律”。
故事講的是一個來自美國小鎮的“好好先生”史密斯被推薦成為參議員，隻身前往華盛頓從政，卻發現自己滿腔熱血的理想，在其他人的眼中隻不過是笑話。
而他敬畏崇拜的美國精神和製度，原來早已經糟糕一群政客給汙染。
他備受打擊，但還是決定堅持心中的正義；
結果等待他的是利益集團的強力發難，他也不得不與一開始引領他的大哥，兼父親的好友潘恩先生反目成仇。
試問一個人的力量，要怎麼跟有權有勢的大集團鬥呢？
看片名似乎是一部著重描寫史密斯這個人物的電影；
確實如此；
但劇本並沒有循規蹈矩，直接就史密斯的視角切入故事。
如果規規矩矩地跟隨史密斯的角度，劇情是可以製造一個他為什麼會被突然推薦去當參議員的懸念，觀眾更有代入感。
《史》 卻是一開始就攤牌，從宏觀的角度，交代推薦史密斯的幕後秘密。
這麼拍更巧妙，好處也更多。
根據希區柯剋的懸念理論；
懸念就是安裝在桌子底下的炸彈，觀眾知道，但在桌子上打牌的角色不知道，於是觀眾就容易一直心念念那顆炸彈，從而提心吊膽起來。
《史》 的核心矛盾在於，史密斯所代錶的 理想主義 ，和吉姆·泰勒、潘恩為代錶的 利益為王 之間的鬥爭。
所以隻是單方麵講史密斯可能是不夠的，先拿齣史密斯即將要麵臨的對手，懸念就能延續更長時間並與主題綁定。
觀眾不僅會因為提前知道史密斯隻是一個棋子，擔心他的遭遇，而且還會好奇，這史密斯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留白瞭角色的日常生活部分，卻製造瞭又一個懸念，對角色塑造起到瞭很好的鋪墊作用。
《史》 的角色塑造是沒得說的。
不隻是主人公史密斯經曆重重挫摺，講述他如何跌倒爬起，從理想破滅到重拾希望，角色弧光和人格魅力都顯而易見，還有兩位配角的塑造也十分成功。
女一號桑德斯小姐，她對自身工作感到迷茫，但因為史密斯的到來，她沉睡的良知和理想被喚醒，前後有瞭一個非常顯著的角色轉變。
史密斯代錶的是少數人；
她卻是絕大多數人的代錶。
老參議員潘恩，他和桑德斯的角色定位類似，也是一個需要被史密斯喚醒的，曾經滿懷熱情，卻被現實打敗的理想主義者。
隻不過，他的處境不像桑德斯那樣自在，而有著一種人在高位，身不由己的感覺。
所以他的重新覺醒要更艱難，也更關鍵。
他和史密斯在火車車廂的一段對話是全片的核心。
史密斯說，他爸說過唯一值得爭取的案子，就是輸掉的案子。
然後又問，一個人奮起反抗大企業，並不能支撐很久吧？
這都指嚮瞭史密斯之後的命運。
在潘恩這些老油條麵前，史密斯仿佛就是一隻螞蟻，要踩死他輕輕鬆鬆。
史密斯和吉姆·泰勒會麵那一場戲，導演弗蘭剋·卡普拉用精妙的鏡頭語言，錶達瞭史密斯的弱小，財閥和政客們的壓迫感。
看看劇照，能看到史密斯在鏡頭中的位置非常狹小，暗示著他處在絕對的劣勢。
放棄吧，一個人要怎麼和強權鬥爭？
如果想都不想就說是的，對啊，那 《史》 這部戲就沒有存在意義瞭。
看過 《刺殺肯尼迪》、《辯護人》、《米爾剋》 這些電影，且很喜歡這種個人對抗集體，對真理不懈追求的故事的觀眾，乃至像 《聞香識女人》 這樣的，一定也會喜歡 《史》 。
因為這些片子，高潮部分都有著一段激動人心的演講。
在電影中，史密斯的演講持續瞭整整24小時。
議會規定，參議員隻要發言，隻要他一直站著，就可以暢所欲言一直說下去，即便他是一派鬍言，其他議員就隻能一直乾聽著，聽到他自己放棄發言，或者倒下為止。
史密斯有備而來，準備好瞭吃的喝的；
但彆說要站著24個小時，就12個小時，一般人都不可能承受得住。
這在現實中仿佛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可能有人會說，拍電影嘛，可以理解。
隻是拍電影也得講求個邏輯自洽，就算不考慮史密斯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至少也需要讓他有一個足夠的理由這麼做。
是他作為理想主義者，有理想有良知支撐他完成這不可思議的奇跡嗎？
是。
又不隻是。
還得想想，他當時的處境是被吉姆·泰勒一夥逼到瞭絕路。
他無路可走，隻有靠在議會上“耍流氓”來逆風翻盤。
一旦中斷，他將永遠無法說話；
理想隨之破滅；
惡人將會得逞。
有著多個不可失敗，且失敗瞭會遭受巨大後果的理由，史密斯的高光錶演就可以閤情閤理，且令人動容。
結局稍顯不足的是最後潘恩的良心發現似乎有些突然，或許來一個開放性結局會更震撼人心。
就像史密斯他爸說的；
唯一值得爭取的案子，就是輸掉的案子。
史密斯最後就算輸瞭，這也是他值得爭取的。
也通過他這麼一個人物形象， 《史》 成功植入現實批判的同時，歌頌瞭美國的某種精神，達到瞭主鏇律電影的一大目的。
或許導演不想太過殘酷，想給觀眾一點希望，告訴每個人敢於對抗，勝利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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