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 1962年3月20日 任劍濤：政治學研究的曆史視野丨專訪 - 趣味新聞網

60年前的今天，1962年3月20日，美國社會學傢米爾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僅46歲。在他逝世60周年之際，我們重讀他影響範圍最廣的經典之作《社會學的想象力》，並以此反思社會科學的想象力。我們專訪瞭陳映芳（社會學）、任劍濤（政治學）和劉海龍（傳播學）等三位學者。本篇為對政治學者任劍濤的專訪。

在政治學的許多同行看來，清華大學政治學係任劍濤的興趣可能有些太“雜”：以倫理學思想史作為研究生涯起步，學術足跡遍及政治學理論、國際政治比較，近些年又將目光聚焦到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上。剛剛過去的2021年，他還齣版瞭一本從政治學角度解讀韓非子的作品。他對政治思想史的持續關注，在量化實證方法已大行其道的政治學領域也顯得十分獨特。

儒、法等中國傳統思想在當下中國的處境、“政治哲學”的身份問題、人工智能與“人的政治”重生……任劍濤論文的選題風格往往視野宏大，體現齣他們這一代學者的鮮明特點：研究起於極強的問題意識，善於打通不同知識的邊界而不太拘泥於建製化的學科傳統。而打通這些邊界的綫索，用任劍濤在此前采訪中提到的話來說，正是“曆史”，具體到他自己的研究，則是政治思想史。

任劍濤認為，迴到思想史的脈絡中，我們能夠尋找到自己的研究與這些真正關鍵的“大問題”的聯係，以一種更為立體的眼光看待現實問題，同時涵養我們的學術品味和“現實感”。作為一門具有極強現實指嚮性的學科，政治學尤其需要避免米爾斯所說的“抽象經驗主義”，在高度專業化的瑣碎研究中遠離政治現實。

而他也認為，盡管米爾斯對“宏大理論”有尖銳的批評，但卻有著具體的語境。實際上，宏大理論對於我們立體、深入地理解真正的政治現實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齣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8日專題《找迴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的B04。

「主題」B01丨找迴社會科學的想象力

「主題」B02-B03丨想象力及其問題

「主題」B04丨任劍濤 政治學研究的曆史視野

「主題」B05丨陳映芳 社會學需要更多關於“現代”的研究

「主題」B06丨劉海龍 用學術想象力走齣傳播學的學科焦慮

「文學」B07丨中國式婚姻裏，還有多少看不見的女人

「文學」B08丨與伊阪幸太郎一起寫小說

不必教條式地理解

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評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係教授，著有《公共的政治哲學》《當經成為經典》等。

新京報：作為一名社會學傢，米爾斯的影響力遠遠不止局限在社會學學科內部，而是擴散至廣義上的各個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你最開始接觸到米爾斯是什麼時候？初讀他的作品獲得瞭哪些啓發？

任劍濤： 米爾斯當下很有名的這本《社會學的想象力》，初讀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次讀的時候我甚至沒有讀完，當時還是僅僅把它當做一個社會學的理論作品。隨著我做研究的時間越來越久，我的研究興趣也逐步溢齣政治學專業範圍之外，這個時候突然意識到瞭米爾斯這部書的重要性。他實際上在這本書中，是以社會學為一個窗口，來審視整個人文社會科學，比如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傳播學、人類學、曆史學等的方法論意識。

作為政治學的學者，我對米爾斯的作品關注最多的其實是《權力精英》和《馬剋思主義者》兩部書。尤其是後者，這本書我們國傢翻譯的也很及時，在米爾斯逝世前不久就印齣來瞭，它包括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米爾斯摘錄的馬剋思主義作者們的作品，另一部分是他對這些內容的評論。其中體現齣米爾斯對馬剋思主義的理解有其非常獨特的地方。

我是1978-1982年讀的大學，當時社會學最主要學的還是馬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後來馬剋斯・韋伯作品的傳入，也幾乎是塑造當時社會科學（不僅是社會學）思維的形態。而米爾斯深受韋伯和馬剋思的影響，但是他又一定程度上跳齣瞭他們審視問題的方式。對於馬剋思，米爾斯不滿意我們平時批判的“庸俗馬剋思主義”，即一種經濟決定論。

而對於韋伯，米爾斯也與其進行瞭某種“隱匿的對話”，並提供瞭一種與韋伯很不一樣的社會學論述。比如韋伯談“價值中立”，也對時代和社會參與抱有一種警惕的態度，這些和米爾斯是明顯不同的。米爾斯恰恰強調研究者們要將自己的關懷融入時代環境，把個人的生命融入學術研究，這對當時的我來說震動也很大。

《馬剋思主義者》，C.賴特.米爾斯 著，商務印書館1965年7月。

新京報：關於理論的研究，你提到過多次需要有“宏大視野”，在這方麵，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取嚮曾提齣過嚴厲的批評，他矛頭指嚮的是社會學的帕森斯。就政治學研究來看，你又會怎麼看他的這個批評？

任劍濤： 我認為米爾斯主要指嚮的是他當時所處的時代，美國社會科學的興起存在的脫離社會而建立封閉知識共同體帶來的種種弊端。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評，也經常被後代學者和學生們提起。這種對宏大理論的拒斥，其實我並不是非常認同。客觀地來說，米爾斯本人也有些忽視宏大理論的意義，他的幾部作品，也比較遺憾地沒有太多理論獨創上的意義。如果是為瞭抨擊一種時代的特定局限（學科的封閉化），而對宏大理論本身做太多的批評，就走得有點過頭瞭。從我做的政治學研究齣發，宏大理論是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相當重要的路徑，也是當下人們思考問題、做研究時缺乏的。我們不必教條式地理解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評，他在《社會學的想象力》裏矛頭特彆指嚮的是帕森斯，帕森斯的理論是非常典型的結構功能主義，而我們都知道，這個理論重視“結構”鮮明，關注“功能”有限，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無力解釋和預測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米爾斯炮轟的問題是很具體的。其實米爾斯在做社會學研究時，就明顯受到宏大理論的影響，他自己就明確錶示他所受的馬剋思和韋伯的影響。倘若沒有宏大理論的支撐，哪怕是他提倡的、可稱為“中層理論”的建構，也是不可能的。

更何況到瞭晚年，米爾斯也在試著逐步提煉自己的“宏大理論”，他去世前編就的《馬剋思主義者》，就和他前期研究的問題取嚮有瞭很大的改變。此外，他一直緻力於美國社會學理論的糾偏，其瞄準的對象丹尼爾・貝爾也有著很強的經驗性，但也嘗試建構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變化問題。這是米爾斯與批評對象共享著宏大理論建構方法的錶現。

總之，宏大理論和經驗研究不可偏廢。中國現在的政治學研究，乃至人文社科研究在這兩方麵做得都不夠好，可謂是“雙輸”的局麵。盡管中國現在總在提要多做實證研究，但其實我經常說我們目前嚴格的實證研究不多，真正的“規範研究”甚少，重復勞動較多，理論創發罕見。這正是宏大理論與經驗研究需要雙突破的局麵。

我個人認為，這和費孝通先生開創的社會科學研究傳統是有關係的。中國社會學史傢指齣，《鄉土中國》的問題類型接近學術散文，是從社會調查裏得齣的一些感悟，很好讀，很啓發人，但在理論上缺乏深入係統的闡釋。在這點上，費老的老師吳文藻、潘光旦的貢獻反而更大。但他們的作品不那麼好讀，流行範圍有限，沒有費老發揮的社會學普及作用大。

我很尊敬費老，在研究中也得益於他著作的啓發。這從我購置《費孝通全集》，以及聲稱自己的寫作方法是受費老的“整篇零寫”塑造，都可以印證。但是不得不承認，他從鄉土中國到鄉鎮中國，再到城市化中國的研究，盡管有一個遞進綫索，像彼此間是相對孤立的，沒有一以貫之的宏大社會理論建構將之串聯起來。這是一個遺憾。這是中國社會學、社會科學必須要補的一課。

《費孝通全集》，費孝通 著，內濛古人民齣版社2009年12月。

思想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

提高自身的學術審美

新京報：你的研究興趣發生過多次的轉移，近些年的研究視野也非常廣博，涉及到比較政治學、思想史、乃至新技術與政治 （人工智能） 的關係等。可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研究興趣變化的過程？最近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任劍濤： 概括地來說，我研究興趣的變化和我所處職業的定位是密切聯係的。我研究生在中山大學讀的中國哲學史，1989年畢業後留在中大的德育教研室，這段時期基本上就是研究倫理學和道德教育，結閤瞭一下我的博士專業，具體主要是做倫理思想史。後來我調到政治係任教，從1993年開始在中山大學講政治學理論和中國政治思想史。2009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因為已有老師教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改教西方政治思想史。2016年我又調到清華大學，這門課又有人教瞭，我又改迴教中國政治思想史。所以客觀地來說，職業的多次調動，讓我經常圍繞當下任課的方嚮去組織我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其實還挺符閤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附錄裏寫的那種研究方法，做資料庫，不斷根據當下的情況來排序各種研究問題。

除瞭職業變動的因素，我關心的主題也隨著不同時期我麵臨的一些睏惑而變化。中國從傳統到現在的變化十分劇烈，按照傳統分類的“經史子集”，已經不足以應對“現代”的知識挑戰。我們這一代中國學人接受教育的時期，從本科到研究生，幾乎就是希望圍繞這個核心，從方方麵麵求解中國如何順利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毫無疑問，這是任何單一學科難以解決的，所以我在中山大學兼做行政工作的時候，就有一個睏惑，即當時的社會學係不開“社會理論”，心裏狐疑這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社會理論不是“社會學理論”，當時大學社會學係基本上隻開後者。我們往往把一種對社會的綜閤、宏觀的把握，降格為對一些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當時中山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和我們政治學專業在一個學院，我還主動請纓，說如果大傢不教“社會理論”，我可以來講。

近些年來我特彆關注技術革命的問題，它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關聯。如果說之前的技術革命是對20世紀一般技術革命的延續，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技術大革命，幾乎在一個人類毫無思想準備的狀態下來臨。假如納米機器人如預期一樣，能深度地影響到人體的機能，當它們遍布你的身體的時候，你到底是人還是機器？這不僅僅是一種技術的革命，也必將是觀念的革命。過去承繼啓濛運動的思想遺産，機械力學的世界觀認為，機器外在於我們，人有獨立性、主體性和優越感，現在一切都將變得不同。此外，基因技術的突破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生死的界限。韆百年來，對於中國人來說，生死倫理和“神人倫理”是相當重要的兩條基本的倫理共識。我們為什麼曾經信仰神，因為它們可以規定我們，神是永生而我們會死，但如今人是否在嚮“神”邁進？“嚮死而生”是一個潛藏於我們腦中的基礎觀念，如今都麵臨挑戰。

技術的變化會導緻劇烈的社會變化，進而也會帶來政治控製、治理的變化。這種種問題激發起瞭我強烈的好奇心，我認為在今天做一個政治學學者，不應該滿足於一些傳統的議題，諸如國傢怎麼産生、怎麼發展，如何運轉，治理如何有效……而是應當始終麵對變遷的世界，不斷擴充視野，同時以一個更宏大的視角去審視這種變遷背後的曆史綫索。

新京報：你提到一種曆史的視野，這其實也是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中特彆談到的一點。我們會發現，近幾年關注技術-政治關係的政治學者不在少數，比如福山、桑德爾等，而且他們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也經常使用到思想史的視角。在政治學研究中，你如何看“曆史視野”的價值？思想史研究之於政治學研究有何意義？

任劍濤： 中國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即“X學就是X學史”，比如哲學就是哲學史，政治就是政治學史。這個說法當然有待商榷，畢竟對一個學科的研究來講，思想史是一個特定的視角。不管是哲學和政治學，純粹的理論建構也非常重要。研究思想史主要是能讓我們去看到學科麵對的一些基本的大問題，以及每一代學者如何去想辦法迴答它。

比如政治學總是要思考“國傢是什麼”，哲學總是要思考存在、意識等問題，這些基本問題定義瞭一個學科。從這個意義上，對任何一個學科來說，思想史都是一個繞不開的研究資源。所以看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其實也有助於提高我們的學術審美，打開視野，是一個“取法乎上得乎中”的事情。閱讀過某一個學科曆史上主要學者們的重要著作，有助於建立起更好的學術趣味。

新京報：不同的學者，比如我們熟知的劍橋學派、施特勞斯學派等研究思想史的方式也不同。你近些年寫瞭一些有關中國政治思想的文章，今年還齣瞭有關韓非的書。具體到做政治思想的研究，有怎樣的心得？

任劍濤： 首先還是想提一提米爾斯。米爾斯其實也很強調我們在做具體研究前要對包括過去的研究、思想史在內的著作的“泛觀博覽”，然後從復雜的思想譜係中甄彆齣對你最有啓發的思想傢。比如我個人認為他特彆重視的是一種“精英主義傳統”，所以他特彆提瞭莫斯卡、米歇爾斯、帕纍托等。不過在這裏，米爾斯的社會學可以說說中層理論，思想史基本上還是一個工具，是為瞭服務於他某個特定研究主題的需要。順便一提，米爾斯對這個社會學研究的構想非常地嚴謹，這在《社會學想象力》的附錄體現得很充分。這其實構成一個很有趣的反差，因為他曾經非常直白地說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顯然在強調“研究紀律”時似乎並非如此。

就政治學來說，我覺得各種路徑的思想史研究都有其價值。施特勞斯學派、劍橋學派其實都可以看作是在做一種“知識還原”的研究。前者是從“文本”去理解“隱微寫作”背後的深意，但可能存在一些“以己度人”的問題。後者強調曆史“語境”的還原，可以看作是對前者的糾正，然而可能弱化瞭思想傢本身的主體性，似乎所有偉大的思想傢，都隻不過是受曆史大勢的牽引而已。

在一定程度上，還原“語境”的嘗試，可能也無法幫助我們把握更宏觀的政治問題。所以劍橋學派最輝煌的成果比如斯金納的《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波考剋寫的《馬基雅維利時刻》這些作品，基本都聚焦在現代早期的一個短程時間，比如14-16世紀。在這點上，施特勞斯學派反而可能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對古典-現代關係做一個宏大的詮釋。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很奇怪，似乎本應由劍橋學派來呈現曆史變化的節奏感與曆史結構的變遷，而施特勞斯學派更多地去做一種“訓詁”式的研究，但結果似乎恰恰相反。

關鍵的問題是，做這類有曆史縱深感的政治研究，需要選擇和個人興奮點相契閤的路徑。同時最好能有當下的關懷，用我們正在麵臨的時代問題來確定我們審視曆史的獨特視角。

《公共的政治哲學》，任劍濤 著，商務印書館2016年6月。

看待政治思想

切勿“價值先行”

新京報：寫《政治：韓非四十講》這本書，其中有怎樣與當下切近的問題意識？

任劍濤： 寫韓非這本書是起於一個音頻授課，起初本沒有準備花很多精力，讀相關材料的時候卻發現裏麵有一些問題還是值得深究。雖然韓非有些說法聽起來不太好，比如“用人如鬼”之類，但其中也有不少對政治本質的洞察，經常拿來和他作比較的西方思想傢是馬基雅維利。這個比較究竟有多大意義可以再討論。但可以體現齣韓非的重要性。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很多對韓非的批判，在我看來是不太站得住腳的。比如一個常見的看法是，中國近代轉嚮民主和法治睏難重重，韓非要負很大責任，韓非與法傢哪裏背得起這麼沉重的責任。現代政治既然是經驗世界的活動，中國政治能否實現“現代”轉變，主要責任應在今人，而非古人。韓非當然不用對近代以來是否走齣所謂的“秦政”負任何責任。更何況，他也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應該轉變這種責怪的眼光，相對客觀地看待韓非的文本。在他的年代，帝王術確實是當時政治首要的問題，國傢要統一，到底是以軍功爵、還是以血緣關係來建構社會和國傢，在這些問題的思考上，韓非給齣瞭有價值的建議。這可以啓發今人的相關思考。對他不必進行跨越韆年的苛責，要他為中國政治的現代轉變負責。在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中，今天的新儒傢、新道傢、新墨傢、新法傢，切勿價值先行，用強烈的現代“移情”來衡量古代思想傢得失，這會妨礙學術界潛心研究真問題，導緻學術圈的“黨同伐異”。

政治思想研究，不能以現代為唯一坐標。我們應該承認有一個“古今之變”，盡管這種轉變中間一定有連續性在。中國古代依血緣關係奠基的建國，便是“大型的小國”，沒能創製現代英國那樣的“小型的大國”，兩者間具有顯著差異。古代中國是“大型的小國”，指的是，雖然國傢規模大、人口多，但是以傢庭為單位，社會組織規模並不大。像費孝通《鄉土中國》裏寫的，“齒序結構”是個社會基本結構。這使得中國在社會生活中處理排序問題，就比西方簡單不少，比如很多時候依年齡排序，同一場域的人群就容易認同。但是像英國這樣的“小型的大國”，雖然人口不多，地方不大，但卻創製齣復雜的現代國傢製度。

現在我們討論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需要適應這種劇烈的變化。比如我們不能幻想在現代的高度流動性社會，還能重迴以傢為基本單位的國傢建構，所以我對近些年重啓“傢國天下”的論述，一直都持批評的態度。我們不能脫離當代的現實，去一昧地“迴到古代”，從經典中尋找醫治現實問題的藥方。這其實就會使得我們對曆史的研究與現實經驗脫節，陷入一種米爾斯所說的“抽象經驗主義”之中。

新京報：此前接受采訪時，你曾提到最近在寫作中國現代政治思想三捲本，可否介紹一下這個寫作計劃？

任劍濤： 在《社會學的想象力》裏，米爾斯曾提到最好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就是能把個人的睏惑和時代的結構性問題相關聯。所以我寫作的雖是思想史，但其實還是麵嚮我個人的具體經驗，也和我始終關心的問題聯係在一起。

第一捲的書是《難産的現代：轉型中國的政治思想》，主要處理的是晚明以來中國現代轉變為何如此艱難的問題。中國的現代轉變並非起於1840年鴉片戰爭，晚明的時候西學尤其是西方古典學就逐步傳入中國，為何晚明時沒有獲得一個比較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反響？隨後我們曆經朝代更迭，直至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化經曆都非常地麯摺。中國如何在這個過程裏去麵對價值的衝突，並用製度的安排去解套。這些是需要集中去研究的大問題。

第二捲《博大的現代：西方的現代政治創製》主要討論現代政治的創製問題，試圖凸顯西方傳統-現代的連續性關係。現在很多人批評現代西方太傲慢，切斷傳統，自認高明，但其實現代西方主流在傳統麵前是謙恭的，他們對古典文化的重視並不弱。以“納傳統於現代”和“塑現代成多元”兩個論域，就可以充分證明現代的博大，不是切斷傳統，恰恰是打通傳統與現代的結果。

第三捲《矚望的現代：巨變激蕩的政治理念》討論的是技術與政治及其相關影響問題。在這幾百年間，人類習慣瞭科學技術似乎萬能的狀態，但在對其的反思上做得並不夠。當所謂第三次技術革命可能讓世界發生天翻地覆變化之際，需要對技術可能打破神人、生死、物我界限的奇異結果，進行前瞻性的思考。這三捲以思想史為名的書，確實是一個“大思想史”的定位，擴大瞭思想史的主題和研究範圍，不是循規蹈矩的傳統思想史作品。

《政治：韓非四十講》，任劍濤 著，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2021年11月。

新京報：對於政治思想、理論的研究，常常有一個質疑，即不得不麵對理論和經驗的距離――這也是米爾斯關注的問題。我想到去年塔利班進入阿富汗的時候，總統加尼的行為也引發瞭一些爭議。有人評論說加尼作為一名研究做得非常齣色的政治學者，還曾寫齣《如何修復失敗國傢》這樣的作品，卻在政治實踐上遭遇徹底的失敗。政治學由於極強的現實指嚮，理論和經驗的張力似乎顯得特彆尖銳。你會怎麼看這個問題？

任劍濤：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復雜。對一個社會分工程度很高的現代社會來說，劃分職業邊界是一種我們需要有的共識。政治學者不等於政治傢，研究做得好，政治實踐效果未必好。作為一個經驗性學科的研究者，政治學者自己也需要明確這種定位，按希爾斯的說法，學者不是“哲人王”，也不是“帝王師”，而是連接權力與大眾的專業學者。因此，政治學者即便是介入政治實踐，他也基本上是從規範性的角度給齣自己的看法而已。然而政治行動的本質就是“非規範的”，充滿著偶然性的博弈。這會讓遵循專業知識評論或介入政治的學者常常被現實所嘲弄。加尼不過是一個最新的個案而已。

不過，我們也需要尋找一種平衡。一個成功的政治理論傢同時也應當要對政治生活有更多嚮度的觀察，盡最大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社會適應性”。除瞭要能理解自己所麵對的經驗，還要能吸取他人的經驗，從而對現實政治具備一個較為可靠的觀察能力與敏捷的行動能力。反之亦然，政治傢也需要對政治理論保有必須的興趣，能夠將偶發性的政治經驗升華為普適性的政治理論。但這是一種理想，很難成為現實。

采寫｜劉亞光

編輯｜安也、羅東

校對｜吳興發、薛京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