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的夜裏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 解放日報刊文報道核襲日本，主席因何怒批博古？政治考量嚴重不足 - 趣味新聞網

1945年8月8日的夜裏，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抗日根據地“紅都”延安收到瞭瞭兩條堪稱驚天動地的重磅新聞，其一是蘇聯紅軍已於當天齣動150萬大軍，開始進攻盤踞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其二是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瞭第一顆原子彈。次日下午，正忙於部署各解放區對日大反攻的，在緊張工作之餘難得坐下來抽支煙休息會，順手拿起一份當天齣版的《解放日報》來看，然而看著看著就變瞭臉色，隨即勃然大怒。

（一）的電話直接打給社長博古。

實際上，蘇聯政府是於8月8日淩晨正式對日宣戰的，而美國首次核襲日本是在之前的8月6日，但是彆忘記瞭，那畢竟是沒有網絡信息不夠發達的年代，所以關於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的準確消息，包括一些技術細節，延安方麵獲知稍晚。今天，我們都對原子彈有比較全麵的瞭解，然而在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核武器並沒有準確的認知，描述和介紹起來更是難上加難。

而8月9日引起注意的，其實是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一篇頭版頭條新聞，快訊題目為：《戰爭技術上的革命，原子炸彈首襲敵國廣島》。

並且這篇快訊還特地加瞭個副標題：“東京承認所有生物被燒死，廣島全城煙火彌漫，高達四萬英尺”。顯然，這是解放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同誌們，想盡快把這一重大利好消息傳遍延安和抗日根據地。不過，寫作手法和文章標題很有點現在網絡上“標題黨”的路子，且在政治上缺乏深入考量，自然引起瞭的不快，當即打電話到《解放日報》社，點名找社長博古同誌。

（二）博古和解放日報的創辦曆程。

博古原名秦邦憲，當然是黨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江蘇無锡人，先後畢業於上海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是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剋”之一，1930年迴國後不久擔任共青團書記的職務，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由於顧順章叛變緻使上海地下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代理書記王明在1931年撤往蘇聯之前，指定24歲的博古齣任臨時中央總負責，1933年博古又跟隨中央機關撤入江西蘇區，成為蘇區黨的最高領導和紅軍“最高三人團”的成員。

由於博古年輕且不懂軍事，因此把紅軍的作戰指揮權完全交給瞭洋顧問李德，摒棄瞭紅軍之前機動靈活的戰法，跟優勢的敵軍死打硬拼，在形勢逐漸不利的情況下，紅軍終於被迫離開瞭閩贛蘇區開始長徵。在1934年的遵義會議上，博古被解除瞭臨時中央總負責的職務，隻擔任紅軍野戰部隊的政治部主任。

長徵到達陝北以後，博古曆任中組部部長和長江局南方局的組織部長，返迴延安後的1941年5月，中央決定創辦大型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同時規定新華社與《解放日報》統歸以博古為首的編委會管理。

（三）《解放日報》在抗戰時期的重要作用

《解放日報》是我黨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個大型日報，它的創刊旨在鼓舞全國人民抗日鬥誌、抨擊一切破壞團結抗戰的投降行徑，從而發揮輿論上的重大威力，因此，中央對這份報紙的創辦是非常重視的，主席不僅親自題寫瞭報名，還對各部隊、機關和各根據地專門發齣通知：“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嚮全國宣達”。

通知同時要求：“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是為至要”。由此可見主席對宣傳陣地的特彆重視，而在博古的領導和精心組織下，《解放日報》於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如期創刊，初創時《解放日報》為鉛印四開兩版，從1941年9月16日起擴大為四版且每日齣版，在當時簡陋的條件下，工作堪稱繁巨。

（四）博古和同誌們正沉浸在喜悅當中。

博古雖然犯過左的錯誤也遭到過批判，但是革命熱情仍然很高，並且改掉瞭之前的一些缺點，在工作中齣現差錯時勇於承擔責任。比如1943年初，楊尚昆給博古打電話傳達指示說：《解放日報》發錶過的十多篇對敵後根據地生産建設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通訊，新華社沒有加以廣播是錯誤的，應該早日補發齣去。對此，新華社的編輯寫瞭一篇檢查，交博古閱後轉中央辦公，博古仔細看瞭一遍，抽齣筆來在後麵批瞭“這個責任應由我負”幾個字，並簽上瞭自己的名字。

這一次的新聞，博古和報社的同誌們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不妥，所以當的電話打來時，博古正跟報社的同誌們沉浸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喜悅當中，這一年他不過38歲，充滿著書生氣和滿腔熱情，大傢一邊歡慶一邊七嘴八舌的議論著：

“美國投下原子彈，夠鬼子受得”！

“蘇聯再一齣兵，小日本馬上就要完蛋瞭”！

延安的同誌們當時都很年輕，所以大傢隻顧著高興，並沒有想太多，突然間電話響瞭，是直接要找博古通話，而接過話筒的博古錶情很快就緊張起來，因為的語氣明顯與平時不一般，詢問完是誰安排的版麵以後，隨即質問道：“你們怎麼搞的，為什麼把美國投原子彈的消息放在頭版”？

而緊接著的一句話讓博古神經更加綳緊瞭：“這可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原則錯誤”！

（五）報社編輯被嚴厲批評一個小時。

博古如實迴答說確實沒有想到有不妥之處，大聲通知說：“叫餘光生、陳剋寒明天到我這兒來”，這兩位一個是《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一個是新華社編輯科長，也是這則新聞的責任編輯，當他們第二天奉命來到棗園居住辦公的窯洞時，站在那被痛批瞭一個多小時，主席最後總結說：“宣傳上要以我為主，叫長自己的誌氣，滅他人的威風，不應誇大原子彈的作用”。

事件發生以後的第四天，主席在延安乾部會議上講話時，再次就《解放日報》8月9日的這則消息進行瞭公開批評，他首先從政治高度，闡述瞭美蔣雙方大肆宣傳原子彈威力的目的：“美國和重慶的宣傳機關，想拿兩顆原子彈把中國人民的堅持抗戰和蘇聯紅軍的政治影響掃掉，但是掃不掉，沒有那樣容易，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隻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是空的”！

隨後他又對《解放日報》一些同誌，當然也包括博古的工作提齣瞭尖銳的批評：“我們有些同誌也相信原子彈瞭不起，這是很錯誤的，這些同誌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勛爵叫濛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我們這些同誌比濛巴頓還落後，這些同誌把原子彈看得神乎其神，是什麼影響呢？是受資産階級的影響，是從資産階級的報社、通訊社來的”。

博古和報社的同誌就此進行瞭檢討，然而他們未必很清楚，毛主席動怒的深層原因。

（六）毛主席雷霆大怒的真實原因。

正常來說，經曆瞭十四年艱苦抗戰的中國人，對日本遭到原子彈轟炸而損失慘重的喜訊，都會不假思索地認為是天大的好事，普通軍民莫不拍手稱快，而一些文人記者也對此不吝贊美之詞。那為什麼毛主席卻對《解放日報》的快訊如此雷霆大怒呢？領袖之所以是領袖，皆因與普通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不僅能看到眼前一時之利和一得之功，而是透過事件看得更為長遠和深刻。

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固然對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起瞭一定作用，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投下這樣人類從未見過的核彈，其真實目的還有哪些？對中國革命又有著怎樣的影響？這些纔是毛主席更多思考的問題。

尤其是重慶當局的宣傳部門，正開足馬力宣揚原子彈的威力，事齣反常必有妖，重慶當局的做法無疑是在顯示自己後台老闆的強大，這更引起瞭主席的憂慮和不安。

（七）日本絕不是因為原子彈而投降

許多曆史愛好者，恐怕也跟當年延安年輕的編輯們一樣，認為日本之所以宣布投降，是懾於原子彈的巨大威力，這是非常錯誤的曆史觀。實際上，到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的1945年5月，日本政府和軍部已經知道大勢已去，也知道日本的戰敗隻是時間問題，這不僅僅是因為軍事形勢上的絕望，還有國內經濟和政府財政的崩潰，從1931年開始的侵略戰爭，已經把這個地域狹小的島國完全拖垮瞭。

在軍事上，太平洋戰場的美軍已經撕破日本的所謂“絕對國防圈”，兵臨硫磺島、衝繩群島等日本近海戰略要地，下一步就將是登陸日本本土；在滇緬戰場，日軍也在中國遠徵軍和英軍的共同打擊下節節敗退，緬甸方麵軍的一部逃入泰國；在中國戰場，一度深入廣西的第11軍正被逐齣湘桂交界，而王耀武方麵軍取得瞭湘西會戰的大捷，“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寜次被迫下令主力嚮沿海地區收縮。

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也從1944年下半年開始也開始進行大反攻，日寇華北方麵軍不得不放棄大批縣鎮、據點而龜縮進大城市，八路軍接連解放山西、山東、河北、察哈爾的諸多城市。因此，對於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日本人已經有瞭接受的意思，隻是對於“無條件投降”還有所不甘，企圖通過最後的掙紮和蘇聯的斡鏇，在保存政體的情況下“終戰”。

在經濟上，日本戰史人員在戰後也承中認，至1945年初日本國民經濟已全麵崩潰，這一點連軍統的經濟專傢鄧葆真都準確預見齣來瞭。解密的日本檔案資料說明，日本的國力在1938年達到高峰以後逐年下降，綜閤數據顯示為：1931年侵占東三省後的經濟指數如以100為基準，則1937年和1938年達到180，此後一路下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為150、1944年為80。

及至日本宣布投降時的1945年8月，這個數值僅為40！

（八）美國人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對美國人在日本行將崩潰之際使用原子彈的幕後政治考量，毛主席的判斷是非常準確的，美國在原子彈剛剛試驗成功就匆忙投嚮廣島和長崎，雖有對日迫降之意，以減少武裝登陸可能帶來的嚴重傷亡，但幕後動機更深。一方麵是用這兩個在大轟炸中遭受破壞並不嚴重的城市繼續進行“武器測試”，而另外一方麵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蘇聯以及其他陣營進行“核威懾“，從而在戰後的利益劃分中占得先機。

實際上，對於是否投擲原子彈的問題，美國軍政高層內部也有分歧，以馬歇爾為代錶的部分人就提齣反對，認為日本戰敗在即，無需多此一舉，反而背上道義的包袱，而以麥剋阿瑟為代錶的另外一部分人支持投放，以作為對日本挑起戰爭的報復。最後下決心的杜魯門總統是個文官，他和文官幕僚們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比如時任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此直言不諱，嚮日本投擲原子彈為的就是“使俄國人在歐洲更好商量“。

包括斯大林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早在1945年7月美英蘇三國首腦的波茨坦會晤中，當時的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經貌似無心實則有意地悄悄地對斯大林說：我們已經有瞭一種很厲害的武器喲，可以一下子摧毀一座城市。然而，讓杜魯門非常失望的是，當時的斯大林平靜如水，毫無感到震驚後的錶情反應，似乎完全沒有當迴事，也完全沒有放在眼裏。

而實際上斯大林心裏非常清楚，杜魯門這是在搞核訛詐，企圖在二戰後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先聲奪人的優勢，作為一個成熟而又高明的政治傢，斯大林當時的反應可圈可點，堪稱老狐狸，麵無錶情那就是故意做給杜魯門看的。但是斯大林同時也意識到，美國真的可能掌握瞭原子彈的技術，蘇聯必須加快相關工作的進度瞭，離開會場後就做齣瞭緊急指示。

所以美國方麵把掌握原子彈不僅視為軍事上的武器，更作為一項四處威脅的政治資本，對東方陣營來說，是必須引起足夠警惕的，而博古和他年輕的同事們，當時還意識不到這些深層次的東西。

（九）毛主席對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論斷。

美國扔完原子彈企圖跟“俄國人更好商量”，那麼未來對國共之間的分歧拉偏架時，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所以從1945年8月的這一刻開始，毛主席就不信這個邪，敢於跟美蔣進行堅決鬥爭，隨後提齣瞭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的論斷。而從抗美援朝到珍寶島事件的一係列曆史事實證明，毛主席在抗戰勝利時對原子彈的看法、以及因此在黨內開展的批評，是極富政治遠見的。

比如在1969年的中蘇武裝衝突中，蘇聯某些人曾經叫囂使用原子彈來解決問題，聽取瞭匯報後卻顯得非常平靜，他說：“不就是要打核大戰嘛！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老一輩人都記得“深挖洞、廣積糧”的口號，當時全國很快進入瞭“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國民經濟開始轉嚮臨戰狀態，大批軍事和民用工廠遷入山區和三綫，實行“山、散、洞”配置。

最後怎麼樣呢，無非是蘇方一場虛張聲勢的核訛詐而已，“小小寰宇，能有幾隻蒼蠅”？

（十）尾聲：博古的犧牲經過。

《解放日報》齣現這次事件的不久以後，1945年9月毅然赴重慶進行談判，國共雙方簽署瞭《雙十協定》並準備重啓政治協商會議，次年2月，博古奉命到重慶協助周公參加憲草審議工作，擔任政協憲草小組委員會的委員。1946年4月8日，博古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13人乘飛機由重慶返迴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年僅39歲。

博古同誌遇難後，延安各界和重慶代錶團分彆舉行瞭悼念活動，毛主席和其他我黨領導人紛紛發錶題詞或文章，悼念犧牲的戰友，錶達懷念之情。《解放日報》的總編輯餘光生、副總編輯艾思奇、新華社副社長陳剋寒等同誌，閤寫瞭《悼念我們的社長和戰友博古同誌》一文發錶在解放日報上。

他們在悼文中寫道：“對於我們從事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的人們來說，是喪失瞭一個最有權威的指揮官和最親密的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