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恰恰是因為與景帝之間一直保持著疏遠的君臣關係 纔使彭時在天順年間重新受到復闢的英宗重用有瞭可能。到瞭天順中、後期 明英宗奪門復闢，前朝大臣怎麼處置？以賢臣彭時為例 - 趣味新聞網

景泰三年（1452年）服闋起復後，彭時的仕途進入低榖期。因不再受景帝信任和重用，在景泰後期的四年裏，他隻擔任翰林院侍讀，不再參預內閣機務，隻是以普通京職官員的身份，主要從事修書、提督考校、主考鄉試等事務，與朝政庶務幾乎無直接聯係。

從客觀條件來說，景泰年間彭時雖在京為官，但由於時間較短，且因曾忤逆景帝而不受到重視，位卑職淺，實際上並無充分的機會和條件與當時在位的景帝建立直接關係。從主觀角度來看，雖然彭時此時在京為官，在上朝及一些禮儀場閤，君臣可以見麵，但彭時端重寡言、不願張揚的內斂個性導緻他不可能在朝會的場閤有過於積極的錶現，以創造與代宗建立直接關係的機會。

這種為人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不僅不利於建立密切的君臣關係，反而會使君臣關係更加疏遠。因此就彭時與代宗之間的實際關係而言，甚至有一種“天高皇帝遠”的距離感。這種間接疏遠的一般君臣關係，自然很難助力於彭時提高個人政治地位，因而彭時的官職一直在中下級徘徊。但也恰恰是因為與景帝之間一直保持著疏遠的君臣關係，纔使彭時在天順年間重新受到復闢的英宗重用有瞭可能。

二、與英宗的融洽及受到重用

在與諸帝之間的關係中，彭時與英宗的關係較親密，也較和諧，這從英宗一復位就拔擢彭時入閣參預機務就能體現齣來。而在此之後，正是基於君臣間較為和諧、融洽的關係，彭時得以久任內閣，與其他賢臣一起，對天順後期政治的清明發揮瞭重要作用。景泰八年（1457年），曹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人發動“奪門之變”，迎英宗復位。明英宗復闢後，首先對朝廷的人事進行瞭重大調整，景泰舊臣相繼遭到罷免，尤引人注目的是內閣的人事變動。

明英宗喜用舊人，彭時為其於正統十三年（1448年）親擢的狀元，天順元年（1457年）九月，英宗於文華殿召見彭時，並“令其近榻前”詢問，命其到文淵閣參預機務，“蓋前此未嘗無親擢者，而其事弗傳觀”，禮可謂重矣。天順元年（1457年）十二月，將彭時由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升任翰林院學士。而曾與彭時一同於正統十四年（1449年）入閣的商輅卻遭誣陷下獄，最終被貶為民，十年未獲朝廷任用。

天順年間，英宗倚任李賢，幾乎每日都與其麵議，當時，彭時與呂原都是李賢的得力助手。李賢復官入閣主持政務後，呂原、彭時相繼入閣輔佐，其中李賢通達、處理事情果斷，呂原持重、善理庶政，“三人相得甚歡”。但由於呂原早世，除瞭李賢，英宗最倚任的就是彭時。

天順末年，明英宗寵幸的錦衣衛指揮使門達嫉恨李賢，說瞭不少壞話來陷害李賢，明英宗一時為這些讒言所濛騙，準備罷免李賢後升任彭時為首輔，後因彭時力辯，李賢纔重獲英宗的信任。自古以來，隻有受到統治者重視和信任的官員，且君臣關係密切，官員的方方麵麵甚至生活條件纔會為統治者關注，而彭時的生活起居便得到明英宗的特彆關照，在得知彭時住所簡陋後，主動安排為他新建住所。

明英宗去世前曾擬定遺詔由閣臣潤色，彭時得知後非常驚愕且悲愴，不禁潸然淚下，英宗聞之，亦隕涕，君臣之情的真摯溢於言錶。明英宗十分欣賞彭時，愛時之風度，當時英宗常以北人自居，選人時恒北先於南，但在選庶吉士時，卻以彭時作為優秀人纔的標準，“止選北方人，若南方人有似彭時者，方許選取。”

可能也因帝愛時之風度，英宗一即位便親擢彭時，但事實上，當時英宗親擢者除瞭彭時還有嶽正，可嶽正入閣不及三月，便與許彬並罷，史曰“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禦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腳”。由此可見，朝臣的個性風尚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君臣關係，從而影響朝臣的個人命運。同時也錶明，在封建君主專製時代，朝臣的政治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君臣關係如何。

天順時期的政局經曆瞭一個由“亂”到“治”的過程。天順初年，由於石亨、曹吉祥等人恃寵專權、強預朝政，並發動“曹石之變”，給政局帶來瞭短暫的動蕩混亂。到瞭天順中、後期，政治逐漸清明，這主要是因為明英宗在天順年間政治上的成熟，知人善任，信任和依賴李賢、彭時等賢臣，君臣關係親密和諧，有著共同的治政理念，君臣之間的閤作融洽。而彭時也在這種和諧融洽的君臣關係中受到瞭重用，逐步開啓政治生涯的黃金期。這種情況也從側麵說明瞭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下，政治“人治”化特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