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 澤穆爾將法國的墮落歸結於穆斯林移民身上。然而 仇恨言論與排外主義背後：澤穆爾究竟代錶瞭哪些群體？ - 趣味新聞網

編者按：作為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澤穆爾將法國的墮落歸結於穆斯林移民身上。然而，澤穆爾的支持者與他本人難以否認的是，澤穆爾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唾棄猶太曆史的猶太人。此外，許多政治傢和學者也對其言論錶示極力反對。然而，在反對澤穆爾的呼聲背後，是法國精英階層及仇外地方主義的延伸。即使許多人對他的言論嗤之以鼻，但在某種程度上，澤穆爾恰恰代錶瞭當下法國的極端思想。本文發錶於《紐約書評》，作者James McAuley，前《華盛頓郵報》駐巴黎記者，擁有牛津大學的法國曆史博士學位。

2021年12月5日，法國巴黎，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埃裏剋・澤穆爾在巴黎舉行首次集會。

2021年11月中旬，埃裏剋・澤穆爾（ ric Zemmour），這位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職業煽動者和惡毒的伊斯蘭恐懼癥“患者”，在波爾多（法國最富裕的資産階級大本營之一）進行瞭競選活動。大廳裏擠滿瞭人，尤其是那些戴著棒球帽的年輕白人男子，他們前來聆聽這一激動人心的演講。但也有很多女性，其中有幾個人感謝澤穆爾拒絕“女權主義教條”。成韆上萬的人在書店外排隊購買他的新書《法國還沒有說遺言》（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無論2022年4月的選舉發生什麼（澤穆爾獲勝的機會幾乎不存在），他都肯定會賣齣大量的書。像他每次齣版另一本哀嘆國傢衰落或“自殺”的書時那樣；也像他最著名的著作《法國的自殺》（Le suicide fran ais, 2014）所宣稱的那樣。這也許就是該故事的寓意（如果這個故事有任何寓意的話）。澤穆爾迴應瞭法國人深刻的焦慮，即國傢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而這種螺鏇式的下滑在某種程度上是穆斯林移民的錯。澤穆爾對於許多人相信，但很少有人敢於承認的事情進行瞭粗暴的誇大。

在法國，對“墮落”的道德主義抱怨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傳統，在某些方麵澤穆爾隻是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恐懼主義的延續，當時莫裏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愛德華・德呂濛（ douard Drumont）等人譴責瞭對有機民族共同體的侵蝕。但最重要的是，澤穆爾是當代媒體的産物，由CNews（相當於法國的福剋斯新聞）強加給公眾，該公司得到瞭右翼億萬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的支持。澤穆爾利用自己作為電視評論員的平台，並且曾一度作為《費加羅報》的專欄作傢，發起瞭無休止的文化戰爭。這迫使許多比澤穆爾理智得多的人，都感到不得不去加入這場戰鬥、與他鬥爭。澤穆爾聲稱，他的動機是對曆史，特彆是法國曆史的感悟，有時他感到這段曆史將會重現。

在波爾多的那個晚上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在晚會即將結束時，澤穆爾允許觀眾提齣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來自一位年長的男子，他介紹說自己是一個名為“警惕清真”（Vigilance Halal）組織的創始人，他問澤穆爾如果後者當選總統，是否會禁止儀式性屠宰，這是嚴格遵守教規的穆斯林和猶太人飲食規則中的一部分。“你是唯一一個說伊斯蘭教與共和國不相容的候選人，”那人說。至少，這一點是真的。澤穆爾曾多次宣稱伊斯蘭教不屬於法國，他在法國法庭上兩次被判“犯有針對穆斯林和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他甚至還提齣瞭驅逐某些穆斯林公民的想法。這名男子顯然贊同這些滑稽的行為，但他把問題錶述得更清楚，以確保澤穆爾能夠明確瞭解。他說：“我想知道你是否會禁止宗教祭祀。”

觀眾中齣現瞭一些不安的雜音，他們在那一刻被迫麵對關於一件人盡皆知但幾乎沒有人願意提及的事情：澤穆爾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唾棄猶太曆史的猶太人。他比法國傳統的極右翼更偏右，並引起瞭法國猶太機構領導人的憤怒和尷尬，因為他試圖否認法國大屠殺的真實曆史。更為反常的是，澤穆爾與讓・馬裏・勒龐（Jean-Marie Le Pen）這樣不知悔改的反猶主義者結盟。勒龐是法國極右翼九十三歲的元老，也是被定罪的大屠殺否認者，但是他們仍然以某種方式固定齣現在法國的公共辯論中。然而，澤穆爾仍然是一個信奉猶太教的人，他是巴黎一個東正教猶太教堂的成員，在一個猶太教傢庭中長大，他在《法國的命運》（Destin fran ais，2018）一書中詳細描述瞭這一點。

澤穆爾顯然對有關儀式屠宰的問題感到不適，盡管像這樣的時刻，即試圖調和他的現實身份與他政治綱領的卡通式毒性是不可避免的。澤穆爾，這個從來不會不知所措的人突然發現自己有點語塞瞭。“我承認這是一個睏難的問題，”他說，試圖尋找齣路，“我會嘗試找到一個摺中的辦法。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達成一個妥協。”當我看著他一邊掙紮一邊給齣迴答時，我想他明白真正的問題是什麼，那就是他到底是法國人還是猶太人，一個存在於他培養的許多支持者心中的、假想的二元對立。這就是埃裏剋・澤穆爾的矛盾之處：那些“接受澤穆爾原本的樣子的人”（who accept him as he is）認為他是一個江湖騙子，而大多數愛他的人可能希望他的一個基本屬性能夠消失。

澤穆爾話語的核心是法國人對大替換（le grand remplacement）的明顯焦慮，這是法國作傢雷諾・加繆（Renaud Camus）闡述的陰謀論，該陰謀預示著法國和歐洲的白人基督徒正在被成群結隊的非白人，尤其是來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所“替換”。當然，這一理論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國，都産生瞭反響。在人口統計學和存在主義噩夢的背後，有一種對一個從未真正存在過的世界的懷念。不齣所料，這種對傳統法國的嚮往是澤穆爾競選活動的精髓；他在11月底正式宣布參選時稱自己是現代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但是，世界各地也存在著明顯的暴力。對大替換的恐懼在全球各地引發瞭緻命襲擊：最著名的是2019年3月在新西蘭的剋賴斯特徹奇，51名穆斯林在兩座不同的清真寺被一名槍手開槍打死。澤穆爾在波爾多的露麵縱容瞭更多的暴力，這些行為的目的是阻止種族替代：“我們應該有權譴責那些攻擊我們的人……那些想讓我們消失的人!”然而，他迎閤瞭那些很可能更喜歡用其他種族取代自己猶太身份的人，他將自己納入瞭被大替換的群體中。

米歇爾・韋勒貝剋（Michel Houellebecq）2015年最暢銷的小說《屈服》（Soumission）是一個關於法國衰落的寓言――這次為法國帶來衝擊的是伊斯蘭主義者，而不是納粹。在這本書中，一位北非伊斯蘭教徒贏得瞭法國2022年的總統選舉，這本書恰好在《查理周刊》大屠殺的同一天、巴黎郊區一傢猶太教超市遭到襲擊的前兩天齣版。到目前為止，在現實的2022年選舉中，炙手可熱的候選人確實是一個北非的思想傢，或者說是一個北非裔的思想傢，但他不是韋勒貝剋想象中的人物：他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傢庭的猶太人，不是突尼斯的伊斯蘭教徒。“大替換”是他的政治承諾，也許也是他的個人承諾。畢竟，他新成立的政黨的名字是“再奪取”（Reconquête），這讓人想起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那是一場長達幾個世紀的軍事運動，基督徒通過這場運動擺脫瞭中世紀伊比利亞地區的穆斯林徵服者。但那場運動最終也驅逐瞭西班牙的猶太人。

澤穆爾既不代錶也無法代錶法國的猶太社區發聲，這是歐洲最大的、可以說是最有活力的社區。我不是法國人，但我是猶太人，我在法國的六年時間裏，我為在法國的猶太社區生活，以及其知識的嚴謹性和公眾的自豪感而高興。我們巴黎猶太教堂的拉比德爾菲娜・霍維勒（Delphine Horvilleu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當今全球自由猶太教中最著名的領袖之一：她是一位暢銷書作傢，在公眾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越來越歇斯底裏的時候，她支持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她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開辯論參與者，這些辯論有時甚至與猶太事務無關。這種心態可能是法國猶太機構中多數代錶性成員的態度，但澤穆爾還是錶達瞭對反穆斯林情緒的極端立場，這種情緒在部分社區中非常明顯。

一個復雜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伊斯蘭反猶主義對法國的猶太人構成瞭緊迫的、日益暴力化的威脅。2012年3月，一名阿爾及利亞裔法國槍手穆罕默德・梅拉（Mohammed Merah）襲擊瞭圖盧茲的Ozar Hatorah猶太日間學校，殺害瞭拉比和三名10歲以下的兒童，其中一名8歲女孩被他抓住頭發射殺。此後，類似的事件一直在發生：2015年對猶太超市的襲擊；2017年莎拉・哈利米（Sarah Halimi）被殺害，她被扔齣窗外緻死；2018年八十五歲的大屠殺幸存者米雷爾・諾爾（Mireille Knoll）被摺磨和謀殺。我將永遠記得，在我在巴黎的第一年，我們被指示在禱告（Kol Nidre）儀式後結伴離開猶太教堂，而這個教堂沒有明顯的猶太教標誌。

澤穆爾的敵意，無論多麼粗俗和暴力，都有辦法在法國猶太社區引導一種憤怒甚至絕望的感覺。在其他時候，他聽起來像一個利庫德集團的強硬派，特彆是內塔尼亞鬍時代的強硬派。“這很簡單，如果我敢說的話，”澤穆爾在2018年接受我采訪時告訴我，“反猶主義隨著來自穆斯林領土的人口的到來在法國重生，在那裏，反猶主義是一種文化。”但法國本土的反猶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統，而澤穆爾比其他公眾人物更熱衷於恢復其尖銳性和激烈性。

澤穆爾無數次的挑釁將粗鄙之語和荒謬結閤在一起，他扭麯地癡迷於修正，甚至否認法國和猶太曆史上一些最痛苦的曆史。例如，他曾質疑1894年被錯誤判為叛國罪的猶太陸軍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清白。澤穆爾說，德雷福斯的清白“並不顯而易見”。他多次為維希政府的領導人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辯護，該政府在大屠殺期間公開與納粹德國閤作，將猶太人從法國驅逐齣去。澤穆爾在9月的CNews上說：“維希政府保護瞭法國猶太人，放棄瞭外國猶太人”。這也是維希政府高級官員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在1945年10月的戰後通敵審判中提供的辯護。他隨後被行刑隊處決。

但是，就像侮辱過去的猶太人一樣，澤穆爾也對現在的猶太人進行中侮辱。在《法國還沒有說齣遺言》（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中，他寫道2012年圖盧茲襲擊事件中的猶太受害者傢庭錶現得“不那麼法國”，因為他們選擇將被謀殺的親人埋葬在以色列，澤穆爾錶示：

人類學傢告訴我們，我們的傢鄉就是我們被埋葬的國傢。當談到留下他們的遺骨時，他們沒有選擇法國，他們是外國人，而且希望在死後仍保持這種狀態。

即使是最直言不諱的極右翼思想傢也未必會說這些話，即使他們同意這一觀點。

《法國還沒有說齣遺言》

“像他這樣的人，公開質疑德雷福斯的清白，為維希政府平反，重新開啓關於猶太人雙重身份的辯論。法國猶太人一緻認為，這無異於在鼓勵法國的反猶主義，”法國哲學傢伯納德・亨利・列維（也許是澤穆爾最直率的公開批評傢），最近嚮我坦言。

“澤穆爾和我唯一的區彆就是他是猶太人，”讓・馬裏・勒龐在10月接受《世界報》采訪時錶示。采訪中的細節連米歇爾・維勒貝剋都難以想象。2020年1月，勒龐和他的妻子雅妮與澤穆爾在巴黎奢華的布裏斯多酒店（Le Bristol Paris）餐廳共進晚餐。勒龐傢族帶來瞭一位親密的朋友：烏蘇拉・潘溫（Ursula Painvin），原名烏蘇拉・馮・裏賓特洛普（Ursula von Ribbentrop），是納粹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女兒。潘溫對澤穆爾評價很高，並嚮他轉達瞭“敬意和友愛的想法”。像她這樣富裕的種族主義者喜歡澤穆爾，因為他可以鸚鵡學舌地錶達他們的觀點，但不會被趕下舞台。還有什麼比通過猶太人的口來否認或減少大屠殺更好的方法呢？正如勒龐對《世界報》所說，“很難把澤穆爾稱為納粹或法西斯。這給瞭他更大的自由。”

我曾經問過勒龐，他認為他的遺産會是什麼。他不假思索地迴答：“畢竟，他們最終可以說，‘勒龐是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澤穆爾是送給勒龐及其前任的反共和、反歐洲、反猶太、反移民的極右派的一份意外禮物。這位猶太辯論傢是他們獲得勝利的方式，即便最終他們無法在投票箱裏獲勝，也能在公眾心目中贏得好感。

澤穆爾於1958年齣生在巴黎郊區的一個阿爾及利亞猶太移民傢庭。他在一個虔誠的傢庭中長大，但在他的敘述中，這個傢庭認為自己的身份是一件私事。他寫道:“街道不應該遭受哪怕是最微小的宗教認同的肯定。”他關注的不是二戰期間法國猶太人的曆史（他們相信共和國的價值觀卻被背叛）；而是法蘭西帝國和法國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猶太人的曆史，直到1870年，這些人纔通過剋雷米厄（Cremieux）法令成為法國公民，但是法國殖民地的穆斯林沒有得到同樣的權利。

盡管獲得瞭新的身份，但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最初麵臨的主要是來自法裔阿爾及利亞人有組織的暴力反猶主義，他們在維希政府期間失去瞭法國公民身份，在很多情況下，這似乎並沒有損害他們在法國的形象。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當然沒有減弱澤穆爾對該事件的印象。正如他在《法國的命運》中所寫的那樣，“我的祖先在嘗過和平和法國文明的滋味後，成為瞭柏柏爾法國人。”但在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許多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也經曆瞭暴力的穆斯林反猶主義，這種記憶揮之不去，澤穆爾現在已經將這種情緒動員到瞭極緻。

澤穆爾成長的法國則處於另一場鬥爭的陣痛之中：即如何去銘記大屠殺的創傷。在戰後的幾年裏，法國成為瞭一座熔爐，一麵推動著紀念這場尚未被命名的災難的努力，一麵卻在否認這場災難的存在。1943年春天，烏剋蘭齣生的拉比艾薩剋・施奈爾索恩（Isaac Schneersohn）在格勒諾布爾建立瞭當代猶太文獻中心，這是歐洲第一個大型大屠殺檔案館的前身。它最終成為瞭納粹浩劫紀念館――位於巴黎瑪萊區的無名猶太烈士紀念館，這是歐洲第一個重要的大屠殺紀念館。在1953年5月以色列決定建立大屠殺紀念館之前，當代猶太文獻中心為紀念館的建立打下瞭基礎。

然而，法國也成為瞭否認主義的中心，在許多方麵扮演者其最強大的堡壘。盡管歐洲各地在戰爭結束後立即齣現瞭否認大屠殺的現象，但在法國卻齣現瞭一場名副其實的運動。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它自詡為知識分子的自負。至少在開始時，它通常是一種精英，甚至是文學現象，標誌著十九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和二十世紀初反猶主義的尾聲，那些認為猶太人將再次入侵和統治他們的國傢的作傢和思想傢大肆宣傳，這一次他們扮演著被捏造齣來的受害者。

1948年，在猶太曆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法西斯作傢莫裏斯・巴德切（Maurice Bardèche）齣版瞭《紐倫堡或應許之地》（Nuremberg ou la Terre promise），這是公開否認大屠殺的首次重大嘗試；這本書最初被認為是對紐倫堡審判和以色列國建立的迴應。從那時起，法國就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否認産業。在巴德切的反猶主義期刊《保衛西方》（La Défense de l'Occident）中刊登瞭羅伯特・福裏鬆的文章，後者於1978年公開在《世界報》上質疑毒氣室的存在，這是該報曆史上最大的尷尬之一。

這就是澤穆爾成長過程中的法國，1969年，他11歲時，馬塞爾・奧菲爾斯（Marcel Ophüls）發行瞭《悲傷與憐憫》，這部廣受贊譽的紀錄片揭露瞭剋萊濛費朗市與納粹占領的閤作，此後一段時間，法國政府對該片進行瞭審查。他13歲時，美國曆史學傢羅伯特・帕剋斯頓（Robert Paxton）齣版瞭《法國維希政府》（Vichy France），一部關於維希政府與納粹共謀的開創性著作，這本書撼動瞭法國當局的核心。當《世界報》發錶福裏鬆關於毒氣室的第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時，澤穆爾纔19歲；當讓・瑪麗・勒龐首次將毒氣室稱為二戰曆史中的一個“細節”時，他33歲；而當莫裏斯・帕蓬（Maurice Papon）因為在1940年代將數百名猶太兒童從波爾多送往納粹集中營，最終被審判時，他39歲。但對澤穆爾來說，所有這些都是一種過度投入的自我鞭撻文化的標誌。“這是一個與要緻我們於死地的悔改之間鬥爭，”他在9 月說，“隻有這樣（放棄自我批評）纔能振興法國。”

澤穆爾的候選資格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場反對記憶大廈的運動，無論記憶看起來多麼根深蒂固，它仍然是脆弱的。法國著名曆史學傢亨利・魯索（Henry Rousso）就這一問題撰寫瞭大量文章，他認為問題在於，一旦公開的大屠殺記憶被當權派所接受，它就被視為民粹主義者決心拆除的又一個建製部分。魯索告訴我：“不僅是對於法國，乃至對於整個西方世界而言，承認維希政府，特彆是承認浩劫的存在，是記憶戰爭的偉大目標。”

這是當代道德的一個支柱；納粹浩劫構成瞭絕對邪惡的參照物，是我們比較所有其他罪行的參照物。當澤穆爾攻擊這種理解時，他隻不過使用瞭一些平庸的右派手段，即不喜歡懺悔；但他走得更遠，甚至增加瞭一個挑釁的層麵。

“所有的曆史學傢都是修正主義者，”當我們在2018年見麵時，澤穆爾告訴我。然後他解釋瞭他自己的方法（或者說暴露瞭他並沒有方法），“我不認為自己是專業的曆史學傢，因為我不去檔案館挖掘新的作品。”沉迷於過去，特彆是對大屠殺的迷戀，在法國並不像在國外看起來那樣奇怪。法國生活中最奇怪、最令人不安的特點之一是，許多關於國傢精神的辯論都將猶太人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去提及，卻往往缺少來自法國猶太社區的任何實際成員（澤穆爾在其中長大）的洞察。在法國公眾的想象中，猶太人經常成為讓・保羅・薩特想象中的隱喻，是他們真實身份之外的某種事物的具象化身。

猶太隱喻的中心地位深深植根於現代曆史。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成為第一個解放其猶太人口的歐洲國傢，而法國特有的、對於普世主義的自負在本質上變成瞭一場關於猶太人的辯論：如何處理他們，如何整閤他們。共和國對這些問題的迴答：即在國傢眼中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以及公民身份高於所有其他從屬關係，最終導緻猶太人在商業、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取得瞭空前的成功。用曆史學傢皮埃爾・伯恩鮑姆（Pierre Birnbaum）的名言來說，猶太人是模範的共和主義者――為共和而瘋狂（les fous de la République）。但這使得共和國在其最嚴厲的批評者看來，成為瞭一個“猶太人”的結構，這是1886年齣版的《法國猶太人》（La France Juive）的標題，這是法國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反猶太文本。

該書齣版後不到十年內，德雷福斯事件就使整個國傢兩極分化。猶太人德雷福斯成為瞭一個比喻，而非真實的個人，對他的辯護者來說，他是理性的法國；對他的反對者來說，他代錶瞭猶太人、外國人和移民的反法國態度。事件的結束，德雷福斯的無罪釋放和天主教對公民生活和公共教育的壓製，是一個比喻對另一個比喻的勝利，更不用提我們今天所知的，共和國宣稱的價值觀的起源。

大屠殺的記憶，以及一般的猶太事務，幾乎是每一次關於身份政治、伊斯蘭主義甚至關於國傢衰落的法國辯論中都經常提到的，而這正是澤穆爾最喜歡的三個主題。這段曆史不斷被重新談判，但訴諸曆史也早已成為非猶太人在政治上的條件反射，是在公共生活中封殺對手的最終手段，無論他們手頭的話題是什麼。“猶太人”（Juifs）標簽幾乎每周在法國推特上流行，通常是當非猶太政治傢或活動傢將某事與大屠殺進行比較時：例如，將新冠疫苗通過和黃星進行類比，或者認為非猶太對手沒有充分考慮猶太人等等。這種錶演性的哲學猶太主義本身可能是一種反猶主義形式。有時訴諸一種想象中的猶太人權力結構，以一種不同於傳統歧視的方式來區彆猶太人。似乎沒有人想到這些問題，也許除瞭法國真正的猶太人，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與這種心理劇毫無關係。

作為一名政治候選人，澤穆爾似乎已經陷入睏境。但這幾乎是題外話。重要的是他所代錶的東西，這不是極右翼，而是法國建製派本身的扭麯：他提供瞭一個極端版本的偏見和觀點，這些偏見和觀點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形成，特彆是在伊斯蘭教問題上。他最終體現的是建製派的看法，無論其代錶如何譴責他。這位前專欄作傢已經把自己轉化成瞭某種集體身份，成為瞭一麵醜陋的鏡子，反映瞭法國許多人的原始情感。

毫無疑問，澤穆爾的崛起與一種揮之不去的創傷密不可分。法國遭受瞭最近ISIS和其他伊斯蘭教派在西歐的最為殘酷的恐怖襲擊。除瞭2015年1月對《查理周刊》記者和猶太超市的大屠殺之外，還有2015年11月對巴塔剋蘭音樂廳和巴黎各地咖啡館的襲擊。2016年7月，八十五歲的牧師雅剋・哈梅爾（Jacques Hamel）在一個鄉村教堂被殺，以及2016年巴士底日在尼斯的海濱大道上的屠殺。在這些襲擊中，總共有234人被殺。最近，2020年，巴黎郊區的公立學校教師塞繆爾・帕蒂（Samuel Paty）被斬首，其“罪行”是在有關言論自由的課程中嚮學生展示瞭關於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

2020年11月2日，法國斯特拉斯堡，芬剋威勒小學的一幅塗鴉畫展示瞭納爾遜・曼德拉的肖像和他的名言“教育是改變世界的最強大的武器”，以此聲援被斬首教師塞繆爾・帕蒂。

多年來，甚至幾十年來，法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緊迫問題一直是該國穆斯林人口的融閤和同化，該國被認為擁有歐洲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在這些毀滅性襲擊之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緊迫，特彆是因為其中一些襲擊是由具有非常相似社會特徵的年輕人發起的：這些法國公民的祖父母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從北非的前殖民地來到法國。這些傢庭在法國至少取得瞭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程度並不高。其中一些年輕人甚至是培養齣澤穆爾和法國總統馬剋龍的、那個被吹噓的教育係統的産物，但這些年輕人卻被聖戰極端主義所迷惑。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被蠱惑？而迴答這個問題已成為法國公眾辯論中一條痛苦的斷層。

這就是2016年法國著名政治學傢吉爾斯・凱佩爾（Gilles Kepel）和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之間廣為人知的辯論中的問題：簡而言之，凱佩爾認為激進化源於宗教激進主義，羅伊認為伊斯蘭主義隻是年輕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這些被排除在法國社會之外的群體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來錶達他們的不滿。在這場辯論中，馬剋龍顯然站在凱佩爾一邊，但他的政府在帕蒂被斬首後對恐怖主義暴力問題的反應方式卻都屈服於公眾的歇斯底裏，甚至不惜代價。澤穆爾對這些事件的立場始終如一：無論有沒有襲擊，他一直認為伊斯蘭（不僅僅是伊斯蘭主義）與法蘭西共和國不相容。令人震驚，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管理著國傢，並把自己當作反法西斯的最後一道屏障、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現在基本上已經采用瞭這種觀點，不論他們是否意識到瞭這一點。

自豪的中間派馬剋龍在2017年因反對瑪麗・勒龐（Marine Le Pen）的呼聲而當選，隨即開始瞭打擊“伊斯蘭分離主義”的計劃，但從一開始該計劃就明顯缺乏嚴肅性。也許政府對“伊斯蘭分離主義”的反應中最極端的方麵（也是最澤穆爾式的方麵），是公開打擊學術自由和它在法國大學中所謂的伊斯蘭左翼主義（Islamo-gauchisme），簡直像是最近襲擊事件的肇事者在巴黎政治學院的研討會上莫名其妙地成瞭激進的極端分子。2月，馬剋龍的高等教育部長弗雷德裏剋・維達爾（Frédérique Vidal）告訴CNews，伊斯蘭左派“睏擾著整個社會，大學並不能免受影響”。六百多名學者在《世界報》上簽署瞭一封公開信，反對維達爾的言論，他們的名字很快被公布在一個極右翼博客上，該博客試圖在網上破壞他們的聲譽，並試圖扼殺那些可能希望研究法國穆斯林受歧視等真實現象的學生的機會。麵對越來越多的批評，特彆是來自法國首要學術研究機構CNRS的批評，維達爾最終收迴瞭她的宣戰言論。

這就是法國版的“覺醒戰爭”，這已經成為美國右派的狂熱夢想。但不同的是，在法國，在反對馬剋龍所說的“完全從美國引進的社會科學理論”的聲音中，最響亮和最有影響力的發言來自中左翼；澤穆爾絕不是唯一一個衝嚮這些風車的騎士。對他來說，當代法國的主要威脅是外國人。澤穆爾在12月中旬說：“你隻需要看看街上發生的事情，就能看到正在進行的偉大更換。”但是，同樣是那些毫不猶豫地反對澤穆爾的政治機構，卻在外國思想中發現瞭一個明顯相似的威脅（覺醒文化），這些思想常常為澤穆爾攻擊的同一群外國人辯護。這可能是一種不同的“被替代”的焦慮，但它仍然是“替代焦慮”。

在這些問題上的強硬派是馬剋龍的教育部長讓・米歇爾・布蘭剋（Jean-Michel Blanquer），2020年10月，法國政府成立瞭一個名為République的智庫，旨在阻止所謂的“覺醒”思想的傳播，他告訴《世界報》，這些思想是共和國的“反反麵”。在那次采訪中，布蘭剋說：

共和主義的觀點反對這種分裂和分化的學說，這種學說已經徵服瞭某些政治、媒體和學術環境，提齣瞭一種損害我們社會的民主基礎的受害者邏輯。

當我聽到澤穆爾在波爾多迴答有關“覺醒文化”的問題時，我想到瞭這種交流。“你是絕對正確的，”他對問他的人說。

這種覺醒的意識形態，那些假裝已經意識到不平等，在膚色或性彆方麵遭受真實或想象的痛苦的人，對思想自由、智力健康以及我們的學校和大學構成瞭威脅。

雖然他們各自的動機不同，但布蘭剋的評論和澤穆爾的評論沒有明顯的區彆：前者使後者閤法化，甚至讓步於後者。

最後，還有麵紗的問題――這位自稱是法國“普世主義者”永遠的盲點。不齣所料，澤穆爾對濛麵的穆斯林女性錶達瞭激烈的情緒，但真正令人驚訝的是，有多少聲稱厭惡澤穆爾裝腔作勢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卻沒有反對他，不管他們如何證明自己的觀點。麵紗與其他宗教標誌和象徵一起被禁止在學校內使用，但在其他公共場所佩戴麵紗是完全閤法的。然而，馬剋龍的許多官員似乎樂於告訴法國的穆斯林公民，戴麵紗使他們在公共生活中不受歡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使得他們不像法國人。2019年，法國前衛生部長阿涅絲・比贊（Agnès Buzyn）抱怨法國運動服裝品牌迪卡儂推齣的跑步者頭巾。“我寜願一個法國品牌不要推銷麵紗，”她說。布蘭剋還評論說，雖然穆斯林母親在學校實地考察時戴頭巾在技術上是閤法的，但他希望“盡可能”避免戴頭巾。

因此，如果僅僅把澤穆爾看作是法西斯主義的化身，就麯解瞭他的意義：他是法國精英階層及仇外地方主義的自然延伸。法國電視上最近齣現的一個更荒唐的景象是，CNews跟隨澤穆爾來到德蘭西，他在那裏度過瞭部分童年時光，猶太人在被驅逐到奧斯維辛之前被關押在那裏。他麵對一個戴著頭巾的穆斯林婦女站著，她原來是一個很少戴麵紗的人，但為瞭這次交流的目的，她被帶到瞭CNews。“法國是世俗的，”澤穆爾說，他提到瞭該國珍視的世俗主義價值觀。 “我們不是在阿拉伯穆斯林國傢……在公共生活中，我們說‘我是法國人。’”這位女士摘下頭巾，這可能是為瞭錶明她在電視直播中恢復瞭理智。盡管這一場景很奇怪，但澤穆爾所說的一切並沒有與許多傳統法國女權主義者和主流共和黨人的基本信念相互衝突，他們真的相信沒有穆斯林婦女可以自由地選擇戴麵紗。我常常想，這些人在看澤穆爾時看到瞭什麼，他們是否能從他的形象中看齣自己的影子。

最近，馬剋龍的歐洲事務國務秘書、政府最雄辯的代錶之一剋萊芒・博納（Clément Beaune）說，“埃裏剋・澤穆爾對法國來說是個壞消息。他是法國的對立麵，是對法國的憎恨。”他當然是個壞消息，但他不是法國的對立麵。在顯而易見且令人不安的方麵，埃裏剋・澤穆爾就是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