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峻｜16-17世紀的瓷器貿易全球化：以沉船資料為中心 - 趣味新聞網

作者：魏峻

來源：“故宮博物院院刊”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

清 英國仿製中國青花柳亭紋盤（圖源：廣東省博物館）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的流傳時間較長和物理性狀較為穩定的商品之一，自漢晉時期開始，中國瓷器一直在海洋貿易體係中占據重要地位。不僅古代海洋沉船的船貨中瓷器遺留數量較多，在世界很多地方的沿海港口甚至內陸遺址中考古調查、發掘齣土的中國瓷器/片也非常豐富，是學者們討論海洋貿易與消費網絡及海上絲綢之路發生、發展的重要關注對象。 在中國瓷器經由海洋對外銷售的1500多年曆程中，16至17世紀是引人注目的重要轉摺期。此時，西歐諸國已開拓齣繞行非洲南部進入印度洋或者經由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航綫，並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地區逐步建立起貿易點或者軍事據點，瓷器貿易在此時從季風區（太平洋西岸至北印度洋沿岸）擴展至全球範圍。 在全球化瓷器貿易網絡形成的同時，中國外銷瓷的種類、消費對象和貿易模式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甚至給更晚階段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遷造成瞭潛在的巨大影響。

一 沉船資料的編年

沉船上的貿易瓷因其具有明確的品類組閤和共時性特徵，成為開展沉船年代及海洋貿易研究的理想材料。在過往研究中，已有研究者對明清時期的沉船及其齣水瓷器進行過分期，如陳衝將15世紀中期至17世紀前期的沉船分為六期，劉淼等人把1480年至1650年間的沉船分為五個階段，楊天源則是將約1490年至1740年間的東亞及東南亞沉船分為四組。 本文進一步結閤時代背景、海洋貿易模式變遷、貿易瓷器特徵和組閤的階段性變化，將世界範圍內已知的16和17世紀沉船分為四期，作為討論這兩個世紀間中國外銷瓷貿易格局演變的依據。

第一期：15世紀末期至16世紀60年代（約1480-1567）

1. 聖剋魯茲沉船（Santa Cruz Wreck）

沉船發現於菲律賓聖剋魯茲市附近海域，殘長25米、寬6米。菲律賓國傢博物館聯閤遠東航海考古基金會於2001年對沉船進行瞭發掘和船貨打撈，采集各類文物14,965件（其中陶瓷産品占97%）。在這些陶瓷船貨中，中國景德鎮窯、龍泉窯和廣東窯口的産品占總量的86%，産自泰國宋加洛窯等地的産品占9%，並有少量越南硃豆窯及緬甸窯口瓷器（閤占3.7%）。與聖剋魯茲沉船年代相近的還有泰國蘇梅島沉船（Ko Samui），兩者的青花侈口垂腹碗都是在內底上繪製結帶寶杵紋，而且瓷器紋飾總體上風格草率，年代應該晚於菲律賓海域發現的另一艘載有中國産伊斯蘭風格青花瓷的利納沉船。

2. 文萊號（Brunei Wreck）

受文萊蘇丹邀請，法國文化部所屬的水下及海洋考古研究部（DRASSM）於1998年對該國在石油勘探中發現的文萊沉船進行瞭考古發掘。雖然沉船的船體已經不復存在，但考古團隊根據遺物分布情況推斷這是一艘長度在22－25米的尖底海船。沉船內齣水陶瓷器超過1.2萬件，分彆産自中國、泰國和越南。中國的外銷瓷器占總量的56.60%（其中青花瓷、青瓷、釉陶分彆占中國外銷瓷的66.30%、15.76%和14.35%）、泰國陶瓷43.15%（其中宋加洛窯、信武裏窯分彆占泰國瓷器産品33%和13.2%），另有不足總量1%的越南陶瓷産品。青花瓷的紋飾包括花卉、孔雀、麒麟等，都是典型的中國圖案和裝飾風格。

3. 老牛礁沉船

沉船位於福建省福州海壇島西北麵海域。在前後三次的水下考古調查中，考古人員采集到青花或者白瓷的碗、盤、碟以及藍釉碗等，其中青花瓷碗內壁紋飾簡化，外壁常見纏枝花卉紋、蕉葉紋等。其他青花裝飾紋樣還包括騎馬人物、雜寶、蓮荷等，這些瓷器都是明代嘉靖早期的景德鎮民間瓷窯産品。與老牛礁沉船風格相近的瓷器還見於西沙“盤石嶼1號”沉船。

屬於第一期的沉船還包括泰國灣的巴生澳沉船（Klang Aow Wreck）、菲律賓海域的埃利斯沉船（Ellis Shoal Wreck）、馬來半島東側海域的宣德沉船（Xuande Wreck）、新泰沉船（Singtai Wreck），以及越南的占婆島沉船（Cu Lao Cham，也稱會安沉船）、富國島一號沉船（Phu Quoc I）、南非海域的聖班多沉船(Sao Bento Wreck)等。

第二期：16世紀70和80年代（約1570-1590）

1. 南澳Ⅰ號沉船

2007年，廣東省考古機構在粵東南澳島三點金海域27米水下發現一艘長約24.9米、寬7.5米的沉船。經過三個年度的發掘，共采集各類齣水文物3萬餘件（其中陶瓷器2.7萬件）。這些陶瓷器主要是産自福建漳州窯、江西景德鎮窯的青花日用器皿，並有少量五彩瓷、霽藍釉瓷碗和醬釉陶罐等。青花紋飾包括各種花卉、動物、人物及組閤形圖案等，一些器物底部有“富貴佳器”“萬福攸同”“大明年造”及“福”“壽”等字款。根據陶瓷器窯口構成，以及沉沒位置等信息，研究者都認為該船是從漳州月港，去往東南亞地區進行貿易活動的。研究者對該沉船年代的判斷有所不同，包括1600年前後、隆慶開關之際、16世紀晚期、1581－1588年間和隆萬之際到萬曆中期等。

2. 聖伊西德羅沉船

沉船位於菲律賓呂宋島三描禮士省海域。1994年由菲律賓國傢博物館水下考古部和遠東航海考古基金會進行瞭聯閤調查。該沉船的船體較小，結構與呂宋島的傳統近岸船舶相似，船體的龍骨製作使用瞭生長於菲律賓群島的小花牡荊木，由此推斷該沉船是從無法靠岸的大型商船上轉運貨物到陸地的貿易船。船載貨物主要為漳州窯青花瓷，有少量中國或泰國生産的釉陶罐。青花瓷種類有碗、盤、碟、蓋、盒等，主題裝飾紋樣可見花卉（牡丹、蓮花、菊花）、飛龍、麒麟、人物、文字等，紋飾繪製潦草粗率，風格與南澳I號沉船齣水的同類器相似，年代也應該相近。

屬於本組且裝載有瓷器的沉船還有我國西沙海域的“北礁3號”“石嶼3號”和“華光礁IV號”沉船、菲律賓的皇傢艦長暗沙二號、泰國的科拉德島沉船（Ko Kradat）、北帕塔亞I號沉船、墨西哥的聖菲利普號（1576）、聖鬍裏奧沉船（San Juanillo, 1578）、下加利福尼亞沉船（Baja California 1570），非洲南部莫桑比剋海域的埃斯帕達特沉船（Espadarte Shipwreck）等。

第三期：16世紀90年代至17世紀40年代（約1590-1650）

1. 聖迭戈號沉船(San Diego Wreck)

這是一艘沉沒於菲律賓八打雁省海域的西班牙大帆船。據記載，該船是在1600年12月與荷蘭毛裏求斯號作戰過程中被擊沉的。1992－1993年間，菲律賓國傢博物館和環球第一公司對沉船進行瞭兩次發掘打撈，從殘長約27米的殘骸中打撈齣5600多件陶瓷器、2400 多件東南亞金屬製品及西班牙銀幣等共計3.4萬件文物。船載陶瓷器中有數百件明代萬曆年間的青花瓷，包括景德鎮窯的精美剋拉剋瓷，以及來自漳州窯的相對粗糙的同類産品。

2. 萬曆號沉船

2003年發現於馬來西亞丹戎加拉的丁加奴島附近。萬曆號船體很小，復原長度隻有18米，是用東南亞木材製造的歐洲類型船舶。沉船殘骸上發現的瓷器非常破碎，共撈齣瞭近10噸瓷片（其中破損小於50%的標本隻有7000多件）。這些瓷器絕大多數為景德鎮生産的剋拉剋瓷，也有少量德化白瓷、漳州窯青花瓷和宜興紫砂陶。根據船上齣土的兩門中型的葡萄牙鐵炮和繪有葡萄牙貴族紋章的瓷瓶等信息，發掘者推測這是一艘葡萄牙商船，其齣發地可能是廣州或澳門，1625年前後被荷蘭人擊沉。

3. 九梁礁沉船

沉船位於福建省平潭縣嶼頭島海域。2006年之後由國傢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進行過3次考古調查。已刊布的成果顯示，沉船仍保留部分船體，船貨散布在船體周圍南北45米、東西約30米的範圍內。采集到的船貨以瓷器為主，包括閩北地區窯場生産的白釉罐（安平壺）和景德鎮窯、漳州窯等處生産的青花碗、盤、杯、瓶、葫蘆瓶等，並有少量藍釉瓷器和青花釉裏紅産品。青花瓷器為景德鎮民窯生産，多見具有開光裝飾的剋拉剋瓷。瓷器錶麵裝飾紋飾包括花卉、龍鳳、雜寶以及赤壁賦等，發掘者判斷其年代為明代晚期。

屬於本期的沉船還有馬六甲海峽中的拿騷沉船（Nassau Wreck，1606）、越南海域的平順沉船（Binh Thuan Wreck）、印尼海域的哈徹沉船（Hatcher Junk, 1643－1644）、泰國灣的西昌島I號、印度洋毛裏求斯島附近的班達沉船（Banda, 1615）、南非海域的聖康卡羅號（Sao Gonzalo, 1630）、大西洋的幾內亞灣毛裏求斯號（Mautitius, 1609）、聖赫勒拿島海域的白獅號（Witte Leeuw, 1613）以及美洲的聖奧古斯丁沉船（San Agustin, 1595）等。

第四期：17世紀90年代至18世紀20年代（約為1690-1730）

1. 碗礁I號清代沉船

2005年，中國國傢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單位對福建省平潭縣碗礁海域一條被不法分子劫掠的沉船進行搶救性發掘。在從殘長13.5米、寬3米的船體內采集到的1.7萬件各類齣水陶瓷器中，景德鎮民窯外銷青花瓷器引人矚目。這些瓷器包括碗、盤、將軍罐、高足杯、花觚、鳳尾尊、葫蘆瓶等幾十種器型，器錶紋飾圖樣多達百餘種，絕大多數為中國傳統的山水、花卉，為數不多的異域風格圖案應該是為瞭滿足瓷器外銷的需要。考慮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纔開放海禁和五十六年（1717）即實行“南洋禁海令”的情況，推測“碗礁I號”沉船年代在1691－1717年間或者17世紀末期。

2. 頭頓沉船（Vung Tau Wreck）

又名檳榔島沉船。發現於越南頭頓省檳榔島，船體殘長25米，最寬5.5米，多重殼闆結構。6萬件齣水瓷器以青花瓷為主，並有少量青花釉裏紅、五彩器。瓷器類包括各式瓷杯和瓷瓶，以及軍持、花觚、蓋罐、尊等，部分器物為仿歐洲金屬器或者玻璃器造型。瓷器裝飾紋樣有花卉、人物、山水、嬰戲、博古圖、鞦葉紋、西洋亭閣等題材。頭頓沉船上還有一些福建窯口器物，如青白釉大碗、安平壺、白釉雙聯盒，屬於典型的清代早期漳州窯産品。根據齣水的“庚午年”款墨塊，推測這是一艘17世紀末期的中國商船，可能是從月港齣發，前往南洋一帶的貿易船。

3. 金甌沉船（Ca Mau Wreck）

沉船位於越南金甌省沿海32－36米水下，齣水十餘萬件景德鎮青花瓷器，並有青花紅彩、素三彩、紫金釉器發現。瓷器中既包括深腹碗、盤等中國傳統造型以及摺枝花卉、中國古代故事、“福”“祿”“壽”文字等傳統紋樣，也有摺沿盤、奶壺、蓋盅、馬剋杯等歐洲日用器皿和繪有外國建築、水壩等的西洋風景畫。後者顯然都是專門訂製的外銷瓷器。根據船舶結構、瓷器“大清雍正年製”底款和瓷器的風格特徵，推測是一艘沉沒於18世紀前期的中國商船。

屬於本期的沉船還有東非海域的聖・安托尼奧・塔納號沉船（Santo Antonio de Tanna, 1697）、南非海域的奧斯特蘭沉船（Oosterland, 1697）、萊斯頓沉船（Risdam, 1727）等。

二 階段性特徵分析

本文搜集到1480至1730年間的沉船資料82處（除個彆是裝載有瓷器的戰艦外，其他都是商船）。這些沉船的分布以亞洲大陸東南部海域最為集中，但是在南亞、非洲沿海、西北歐和加勒比海也有一定數量［錶一］。對照前文的分期，可以觀察到不同時期的沉船及陶瓷類船貨具有不同特點。

[錶一]沉船數量及來源地統計錶（單位：艘）

首先，沉船來源地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第一期包括沉船13艘，其中東南亞船舶8艘，相比中國商船3艘和葡萄牙商船2艘，占據明顯優勢。識彆這一時期的東南亞船舶在技術上並不睏難，除瞭使用本地木材製作外，其共同結構特徵就是所謂的“南中國海傳統”。該概念由芒更（Pierre-Yves Manguin）最早提齣，並由弗萊剋（Michael Flecker）根據沉船資料進行瞭優化。“南中國海傳統”船舶是指將V型船體、多桅多帆等東南亞本地造船傳統與中國傳來的軸嚮舵、扶強材、桐油灰撚縫和鐵釘釘連等技術結閤而形成的新型遠洋船舶。東南亞類型的沉船在數量上的顯著優勢與同時期明王朝控製朝貢貿易規模及推行海禁政策有關。明宣德至成化年間（約1433-1487），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海洋貿易都被嚴格限製，東亞的琉球和東南亞的暹羅、占城等國商人迅速填補瞭明朝海禁而留下的海洋貿易空白，而泰國、越南和緬甸一帶生産的瓷器就成為瞭中國瓷器的完全替代品。美國學者布朗統計發現，15世紀中期時東南亞地區生産的陶瓷在沉船陶瓷類船貨中的占比一般高達到60%-99%。至明弘治至嘉靖時期，中國東南沿海的商人“多私通蕃舶，絡繹不絕，不待比號，先行貨賣”，甚至官商勾結私自齣海貿易，海禁政策實已鬆弛。所以中國沉船雖然數量不多，但在南海海域卻是時有所見。進入16世紀，葡萄人和荷蘭人進入東南亞海域建立貿易點，並試圖謀求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貿易。不過，受製於明朝拒絕直接貿易的態度和香料貿易的首要需求，歐洲人在遠東海域的貿易力度還相對有限。第二期時，明王朝宣布調整海洋貿易政策，允許民間“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雖然貿易港口被嚴格限製在廣州、漳州和澳門等地，但王朝執行瞭一百年的海禁政策終結，中國的海洋貿易進入瞭新時期。中國商船再次成為東南亞海域貿易的主導力量，其他來源國為東南亞、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沉船數量相當（西班牙沉船中三艘為參與遠東陶瓷貿易的大帆船，另外三艘發現於加勒比海海域，代錶的是西班牙王國與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聯係）。第三期的突齣錶現是荷蘭和葡萄牙沉船數量遙遙領先，而此時東南亞國傢在區域貿易中的作用已被邊緣化；第四期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沉船數量暗示瞭其在全球貿易體係中的重要地位。葡萄牙對華較大規模的瓷器貿易在本期開始時已走嚮尾聲，這與本期僅發現一艘葡萄牙裝載瓷器的沉船情況相符。葡萄牙裏斯本桑托斯宮的中國外銷瓷器中，最後一批入藏瓷器的屬於亞布朗迪斯傢族，其年代下限正是康熙早期。

其次，沉船中的瓷器品類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與15世紀中期的龍泉（Longquan Wreck）、南洋(Nanyang Wreck)、皇傢南海（Royal Nanhai）、潘達南（Pandanan Wreck）等以裝載東南亞窯口陶瓷器為主的沉船相比，此時往往是中國瓷器（龍泉青瓷、景德鎮青花瓷等）和東南亞陶瓷産品（泰國素可泰和斯撒查那萊窯瓷器、越南硃豆窯瓷器等）共存於一船，而其中又以中國瓷器占據絕大部分；到瞭第二期，漳州窯青花瓷器開始流行，其與景德鎮青花構成瞭此時海洋瓷器貿易的主體，東南亞窯口瓷器的外銷走嚮衰落；第三期時，中國外銷瓷仍然是以景德鎮窯和漳州窯青花瓷産品為主，但帶有青花開光裝飾的“剋拉剋瓷”成為最常見的瓷器品類。明末清初時，具有“過渡期”風格的景德鎮青花瓷器的齣現也值得關注。第四期時，特色鮮明的漳州窯青花瓷生産衰落，此時中國外銷瓷器的品種卻呈現齣多樣化特點，景德鎮生産的剋拉剋瓷、中國伊萬裏瓷、五彩瓷器、巴達維亞瓷器，以及福建地區生産的德化窯青花瓷、白瓷等都深受歐洲市場的歡迎。

再次，沉船瓷器的目標消費者也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第一期的聖剋魯茲沉船中的中國産青花新月形軍持、筆盒、執壺等器形以及纏枝花卉等紋樣具有明顯的伊斯蘭風格。研究者推測，這些瓷器可能是銷售給呂宋島一帶的穆斯林或者是準備從菲律賓某地轉銷印尼或者更遠的西亞地區。與聖剋魯茲沉船同時的文萊沉船及時間稍早的利納沉船，船上都有布滿纏枝花卉紋飾的青花大盤、軍持、瓶、碗、蓋盒等具有伊斯蘭風格的瓷器。這些伊斯蘭風格的器物在明代早、中期外銷瓷中的集中齣現，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王室對中國高端瓷器的大量需求以及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地區的成功傳播密切相關。第一期或者更早些時候，葡萄牙人就從景德鎮少量訂製特彆設計的瓷器，他們把精美瓷器運迴歐洲，而將購置到的品質一般的中國瓷器轉運到東南亞地區銷售。此時，西班牙人通過大帆船貿易運迴美洲的主要是具有中國傳統造型和紋飾的青花瓷器，這些瓷器是漳州或者景德鎮的民窯生産的。遠東地區的瓷器在曆史上首次實現瞭對歐洲和美洲地區的直銷，真正實現瞭瓷器貿易的全球化。在第一期時，東南亞地區生産的瓷器在貿易體係中保有一定的份額，不過其消費僅限於東南亞市場。第二期時，伊斯蘭風格瓷器不再流行，中國傳統造型和紋飾的景德鎮窯、漳州窯瓷器既銷售給亞洲沿海的國傢和地區，也齣售給來自歐洲的消費者。在17世紀40至80年代，受王朝更替和清初海禁政策的影響，中國瓷器外銷幾乎停滯，日本伊萬裏瓷器一度成為歐洲瓷器消費的重要替代者。第三期時，中國瓷器恢復外銷，荷蘭東印度公司通過嚮中國大商人訂製和嚮散商購買的方式大量獲取瞭來自中國的瓷器。他們把精、粗瓷器一並運迴荷蘭銷售，讓中國瓷器被歐洲各階層廣泛接受。第四期時，中國外銷瓷器品類更加多樣化，中外瓷器製作工藝的交流更加深入。中國工匠仿燒瞭日本的伊萬裏瓷器，從歐洲引入瞭琺琅料和琺琅彩技術等；而中國青花瓷生産技術更是在世界上産生廣泛影響，例如德國邁森受中國製瓷技術影響，在1717年生産齣釉下彩鈷藍瓷器，而更早時候葡萄牙與荷蘭也模仿東方陶瓷技藝創燒瞭藍釉費昂斯陶。“中國風”在歐洲的熱潮也部分源於中國外銷瓷器及其設計元素、裝飾方法的吸引力。為瞭滿足歐洲消費者的需求，本期時越來越多的訂製瓷器或者使用歐洲元素設計製造的瓷器被投入市場。

三 全球視野下的亞歐瓷器貿易

1498年5月，奉命前往印度的達・伽馬率領四艘小船組成的船隊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次大陸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24年後，他的同胞斐迪南・麥哲倫和西班牙航海傢鬍安・塞巴斯蒂安・埃爾卡諾共同完成瞭人類曆史上首次環球航行。海洋上的航路把世界上的主要大陸連為一體，預示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作為這個時代的開端，16和17世紀正是全球貿易網絡形成的關鍵階段。西歐和遠東貿易者之間的長距離直接貿易，對已經延續瞭約2000年的涵蓋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沿岸季風海域的貿易體係形成瞭強烈衝擊，並導緻瞭隨後幾個世紀裏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新的貿易體係中，盡管香料、白銀、織物以及後來的茶葉占有最為關鍵的地位，瓷器仍以其現存數量最多的優勢，成為研究全球貿易體係形成與演變的重要資料。

一般認為，歐洲國傢與中國的直接瓷器貿易晚於16世紀，是大西洋航綫開闢後的産物。雖然西歐、北歐以及北美的很多國傢都參與瞭東西方瓷器的貿易活動，但是作為開闢大航海時代的先驅國傢，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在全球陶瓷貿易體係形成中的作用無可置疑。

（一）葡萄牙的東方陶瓷貿易

16世紀初，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海域迅速擴展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在印度半島的卡利卡特（1500年）、柯枝（1500年）、果阿（1510年），東南亞的馬六甲（1511年）和斯裏蘭卡的科倫坡（1517年）建立起貿易據點，並利用自己有限但高效的海洋軍事力量維係著這些貿易點之間的海上交通，構建起幾乎可以覆蓋印度洋的貿易網絡。1515年，當葡萄牙人從誌在歐洲爭霸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手中奪取瞭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後，更加鞏固瞭對該貿易網絡的控製。此時，葡萄牙人在東方購買的主要貨物是鬍椒等香料産品。據皮爾遜研究，葡萄牙人在16世紀早期時每年運迴歐洲的鬍椒多達2萬至3萬公擔。不過，當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後，其駐軍司令路易・德・布裏托・巴特林(Rui de Brito Patalim)很快注意到當地有大量從中國運來的瓷器、藥材、絲綢或其他貨物等待齣售。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人科爾沙利抵達廣東沿海，在此購買瞭中國瓷器等貨物運迴歐洲，這是葡萄牙人經營中國陶瓷的較早記錄。可以說，葡萄牙是瓷器全球直接貿易的開創者。在廣東台山的上川島花碗坪遺址曾經采集到不少16世紀早中期的瓷器碎片，其中一件青花盤殘片上繪製有葡萄牙“基督聖教”的十字架紋飾。調查者認為這件青花盤與同遺址齣土的“正德年造”款青花瓷片在紋飾、胎質方麵一緻，顯示此時葡萄牙人已經在上川島與中國商人進行瓷器走私貿易。近年來，研究者對花碗坪遺址的年代進行分析，認為其年代為嘉靖晚期，即1549－1555年間。類似的葡萄牙和明朝之間的瓷器走私貿易，還在中國沿海的廣東屯門、浪白澳、福建的浯嶼、浙江的雙嶼等地進行。直到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門當地官員默許，在澳門建屋居留。葡萄牙人從澳門把絲綢品、錦緞、肉豆蔻、丁香、鬍椒等香料以及東方的瓷器等手工製品運迴葡萄牙，讓裏斯本成為貿易東方物品的商業中心。16世紀70年代後，葡萄牙人建立起裏斯本－果阿－馬六甲－澳門－長崎為節點的穩定的海上貿易航綫，雖然中國瓷器也是這條航綫上的商品之一，不過所占比重並不大。1587－1588年的貨物清單顯示，葡萄牙從亞洲購買的商品中鬍椒占68%，棉花和絲綢占10.5%，而瓷器所占份額不足1.5%。可見，在16世紀晚期時，瓷器隻是香料和織物等貿易的補充。這種情況進入17世紀後得以改觀，1602年和1603年荷蘭人俘獲的聖雅戈（San Jago）和聖凱瑟琳娜（Santa Catharina）兩艘葡萄牙商船上有超過10萬件的瓷器。據統計，葡萄牙人在1550至1650年間從澳門購買的瓷器達到250萬件。葡萄牙人運迴裏斯本的瓷器都是品質較高的産品，而且在不晚於16世紀中期時他們已經開始從景德鎮訂製專門瓷器。17世紀90年代之後，轉載有中國外銷瓷的葡萄牙沉船僅發現一艘，而且瓷器數量相當有限，可知相當於清康熙年間葡萄牙人在歐亞陶瓷貿易中已經完全失去瞭地位。

（二）荷蘭的東方陶瓷貿易

1568年，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西屬尼德蘭爆發謀求獨立的戰爭。至16世紀末，戰爭從歐洲大陸延伸到亞洲海域，而葡萄牙也因為與西班牙閤並而捲入與荷蘭的戰爭之中。在東亞和東南亞海域，荷蘭憑藉強大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一方麵持續圍攻西班牙、葡萄牙的貿易據點和商船，另一方麵也積極謀求與中國、日本開展貿易活動。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成立，這是世界上第一傢公開嚮市場募集資金的“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經營荷蘭在亞洲地區貿易活動。後來，公司把自己在東印度地區的總部搬遷到爪哇島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並在萬丹、柔佛、安汶、台灣日蘭遮、長崎等地設立瞭商館。160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東南亞的萬丹運送一批明代萬曆時期青花瓷迴到荷蘭，這是荷蘭人購買中國外銷瓷的開始。為瞭更安全、更便捷地開展荷中貿易，荷蘭東印度公司還於1611年開闢瞭從好望角嚮南靠近南極圈航行，然後沿澳大利亞西海岸北上巴達維亞的新航綫。荷蘭人購買遠東瓷器的數量很大，例如1626年、1627年、1631年、1632年和1637年都有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漳州購買瓷器返迴歐洲的記錄，1644年12月12日的東印度公司總督日報中提到薩伊爾號（saayer）從台灣運迴瞭202,332件各種日用瓷器，包括10485件碗、15694件盤、33020件紅茶杯，以及長頸瓶、花瓶、酒壺、芥末罐、盤等，總計價值37987荷蘭盾（平均每件0.18荷蘭盾）。在1655年鄭成功進攻台灣之前，荷蘭人從台灣、北大年和萬丹等地嚮歐洲本土輸送瞭300多萬件瓷器。相比於葡萄牙人購買中國瓷器主要是供給貴族消費，“真正使瓷器進入歐洲市場的是17世紀的荷蘭人，歐洲瓷器貿易中心也從裏斯本轉移到阿姆斯特丹”。不過，在1646至172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陶瓷貿易遭遇到很大的障礙，主要是明末戰亂和清初海禁政策讓中國外銷瓷的數量大幅減少。為應對這一貿易睏境，荷蘭人一方麵在亞洲選擇日本的伊萬裏瓷器作為替代産品，另一方麵大力發展本國的陶瓷器生産，代爾夫特在17世紀中期建立起數十傢陶瓷工廠，這裏也逐漸成為歐洲的製瓷中心之一。隨著1685年清政府設立粵海關和1686年設立洋貨行，荷中瓷器貿易情況有所改善，但是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荷蘭在廣州開設荷蘭館，專營絲、茶、瓷器貿易之前，荷蘭東印度公司主要采用的是用低關稅吸引中國商船去巴達維亞進行交易。1690至1718年間，平均每年有十四艘中國商船駛往巴達維亞。據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595－1660年間嚮亞洲水域的派船記錄超過30000次，船難事故約650場，不過，目前全球範圍內發現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隻有18艘，其中僅3艘經過科學發掘。18世紀30年代之後，歐洲對華貨物需求發生變化，茶葉成為最重要的購入商品；同時，中國外銷瓷也麵臨日本以及歐洲本土陶瓷的激烈競爭，利潤率不斷降低〔圖一〕 。這些因素最終導緻瞭盛行近130年之久的荷中瓷器貿易走嚮衰落。

〔圖一〕 1729-1774年間VOC陶瓷貿易利潤率變化示意圖

（三）西班牙的東方陶瓷貿易

受哥倫布、麥哲倫船隊發現新大陸和西嚮橫越太平洋完成環球航行的海洋探索影響，西班牙人在大航海時代初期的經營重點主要是在加勒比海與拉丁美洲地區。直到1571年，黎牙實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率領的來自新西班牙的遠徵軍攻戰馬尼拉，把這裏建成瞭西班牙人在亞洲的殖民和貿易中心。1573年，兩艘載有712匹絲綢和 22300 件精美中國瓷器的大帆船從馬尼拉順利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以這次航行為開端，到1815年大帆船的最後一次航行，持續瞭200多年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把東方的奢侈品、貴重物品與美洲的白銀聯係起來，而“這種供求貿易的意義以及實現這種貿易的航綫選擇，都是影響深遠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網絡形成，雖然是此時太平洋東西兩岸整體參與進世界貿易的唯一模式，但卻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一環，人類曆史上首次通過經貿關係把全球主要海域和大陸連成瞭一體。錢江曾經對1760年之前的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進行過分期。如果對比其分期結果，與我們討論過的荷蘭對華貿易的發展階段性，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相當強的同步性，都有1590年代至1640年代的快速發展、1640－80年代的萎縮停滯、1690年代至1720年代的逐漸恢復的相同經曆。這種發展階段性也與本文的沉船分期完全一緻。在大帆船貿易的開始階段，每年隻有數艘中國商船去往馬尼拉進行貿易。不過，1580年之後到來的中國商船數量大幅增加，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進行瓷器貿易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商品基礎已經穩定的建立起來［錶二］，全球瓷器貿易體係得以進一步強化。成熟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路綫是裝載著從漳州、廈門、廣州、澳門、那霸、長崎等港口運來貨物的大帆船，從馬尼拉齣發，繞過宿務島進入太平洋，然後嚮北航行到北緯37－39°地帶，在橫跨太平洋的盛行西風推動下，經加利福尼亞海岸抵達阿卡普爾科，再通過加勒比海的維拉剋魯斯港和哈瓦那港連接西班牙本土。這條路綫不僅在一開始就是西班牙的印度洋船隊（通常使用馬尼拉－馬六甲－印度－西班牙航行）在“新西班牙市場的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而且迅速在西班牙全球貿易體係占據瞭最重要的地位。馬尼拉大帆船航綫上，瓷器和紡織品是最重要的商品，墨西哥西海岸發現的下加利福尼亞沉船（1570）、聖菲利普號（1576）、聖鬍裏奧沉船（1578）、聖奧古斯丁沉船（1595）和菲律賓海域的聖迭戈沉船（1600）上都有數量不菲的中國外銷瓷器。

[錶二]1570-1760年間赴馬尼拉貿易的中國商船數量及貿易額

大約從1730年開始，從歐洲前來遠東地區進行貿易的船舶及其所載貨物和白銀的數量成倍增長，英國、法國、瑞典、丹麥，甚至更晚階段的美國，成為對華貿易的後起之秀。由於歐洲商品需求的變化（茶葉成為最受歡迎的商品）、瓷器關稅的增加和歐洲瓷器生産的發展，18世紀中期之後的中國瓷器的銷售利潤率和在貨物清單中的份額已經很低瞭。例如，1765－1769年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額中，茶葉占73.5%、絲綢占20.9%，而包括瓷器在內的其他物品僅占5.1%。歐洲國傢的東印度公司相繼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停止瞭大規模的瓷器貿易，全球化的陶瓷貿易時代走嚮尾聲。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外瓷器貿易的終結，泰興號、戴安娜號、迪沙魯號等轉載有大量瓷器的19世紀上半葉沉船在南中國海海域的發現，錶明瞭亞洲內部的瓷器貿易依然存在。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係科技考古研究院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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