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與闡釋：中國革命中的幾個問題｜薦書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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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與闡釋

中國革命中的幾個問題

羅平漢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1

【內容簡介】

本書探討瞭有關中國革命的六個問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為何失敗、抗日戰爭前期組織的發展與鞏固、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政策與經費來源、延安整風是如何發動的、“五四指示”後陝甘寜邊區的土地徵購、老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全書立意新穎，史料紮實，注重史料挖掘與史實考證，是一部論從史齣、史論結閤的學術普及讀本。

【作者簡介】

羅平漢 ，男，1963年生，湖南安化縣人。現為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新世紀百韆萬人纔工程國傢級人選、全國宣傳文化係統“四個一批”人纔、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纔，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黨史的教學與研究，著有《農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運動史》《迴看》等。

【目錄】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為何失敗

一、蔣介石“圍剿”戰略與戰術的轉變

二、軍事戰略與戰術的嚴重錯誤

三、對福建事變處理失當緻使良機錯失

四、根據地內部的“左”傾政策嚴重影響紅軍戰鬥力

全民族抗日戰爭前期組織的發展與鞏固

一、“十百倍的發展黨員”

二、組織的大發展

三、中央政治局關於鞏固黨的決議

四、各地組織的整頓

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政策與經費來源

一、製定切閤實際的經濟政策

二、全民族抗戰前期的經費來源

三、精兵簡政與大生産運動

延安整風是如何發動的

一、整風運動的動因

二、整風運動的準備

三、九月政治局會議與延安整風的啓動

“五四指示”後陝甘寜邊區的土地徵購

一、陝甘寜邊區開展土地徵購的背景

二、陝甘寜邊區的土地徵購條例

三、陝甘寜邊區土地徵購的試點

四、土地徵購的中止

老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幾個問題

一、從為地主“平反”說起

二、地主、富農的界定

三、舊中國土地是集中還是分散

四、由減租減息轉變為土地改革之因

五、老解放區土改之意義

六、餘 論

【選摘】

全民族抗戰前期的經費來源

吃飯穿衣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革命者也概莫能外。全民族抗戰時期，的力量得到瞭巨大的發展，僅軍隊人數就由全民族抗戰之初的幾萬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百餘萬人，那麼，全民族抗戰期間是如何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的？

全民族抗戰之初，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八路軍、新四軍，相當一部分經費來自於國民政府的撥款。根據國共談判，陝北主力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後，全軍編製為3 個師4.5 萬人，國民政府據此撥發經費。根據1941 年3 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編製的《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編製經費情形報告錶》列述，國民政府對八路軍的撥款是：（一）1937 年度月發經常費30 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 萬元，醫藥補加費1 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閤計月發63 萬元；（二）1939 年8 月份起加兵站臨時補助費2.5 萬，連前月共發65.5 萬元；（三）1940 年元月起，每月增發米津4.5 萬元，連前月共發70 萬元。

國民政府撥給新四軍的經費為：（一）1938 年1 月核定全軍四個支隊月各發經費1.5 元，軍部0.6 萬元，自3 月份起每月增發經費2 萬元，5 月起成立軍直屬分站一，獨立派齣所一，核定月支兵站費0.3 萬元；自5 月16 日起，月發米津1.3534 萬元。自6 月份重新核定新四軍經費每月11 萬元。（二）1939 年全年度經費仍舊月發11 萬元，另發戰臨費2.2 萬元，共月發經費13.2萬元。（三）1940 年度經費核定每月為11.5 萬元，又戰臨費2.2萬元，共月發13.7 萬元。

第二次國共閤作實現後，國民黨同意將長期堅持在海南島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廣東省十四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獨立隊”，即“瓊崖縱隊”。改編之初，國民黨海南島當局同意每月發給瓊崖縱隊經費0.8 萬元，但到1939 年6 月後，大量削減瓊崖縱隊的經費，由原來的每月0.8 萬元縮減到0.1 萬元。

在全民族抗戰之初軍隊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撥給八路軍、新四軍的軍費，尚可維持部隊所需。問題在於八路軍、新四軍發展迅速，到1938 年10 月，八路軍人數達15.6 萬人，新四軍2.5萬人，到1940 年八路軍發展到40 萬人，新四軍發展到10 萬人。八路軍、新四軍總人數增加近十倍，但國民政府仍按改編之初的原編製撥發經費，40 萬八路軍月經費70 萬元，人均不到兩元，新四軍以10 萬之眾月經費13 萬餘元，人均1.3 元。這點經費對於八路軍、新四軍來說已是杯水車薪。

為此，方麵一再要求增加經費。1938 年12 月23 日，彭德懷緻電蔣介石，要求在八路軍任主力的地區，友軍及地方武裝應受八路軍指揮，第一一五師、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三個師請準許改編為軍，軍轄二師或三旅，並請增編八路軍總部一個炮兵團及一個特務團。“因八路軍現有人數12 萬（陝北河防部隊及華北遊擊隊在外），且以傷兵殘廢日多，原有4.5 萬人經費實在不夠支配，請增加月費100 萬元。” 1940 年1 月10 日，中央就邊區等問題與國民黨談判給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中提齣：“八路擴軍問題：（一）三軍九師，（二）二十二萬人，（三）月餉四百四十萬元（每人平均二十元計）。”“新四軍擴軍問題：

（一）三個師，（二）五萬人，（三）月餉一百萬元。”第二天，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在與國民黨談判時“可先解決邊區與撤軍問題”，要求國民黨方麵提供“邊區行政經費，每月津貼二十萬元”。同年9 月初，中央再次要求國民黨中央將第十八集團軍擴編為三軍九師，新四軍為三個師，其編製照甲種軍辦理，並供給足夠的補給。

對於方麵提齣的增加軍餉的請求，國民黨方麵不可能接受。1940 年11 月9 日，起草硃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緻何應欽、白崇禧電：“職軍孤懸敵後，欲求殺敵緻果，達成統帥所付之戰略任務，不得不遵循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所示原則，喚起民眾，組織遊擊部隊，因而超過原來編製，此任務與組織之連帶關係，實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現有五十萬人之眾，領四萬五韆人之餉，雖有巧婦，難以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眾協助。”“雖衣單食薄，艱難奮戰，曆盡人間之辛苦，然不為法律所承認，不為後方所援助，則精神痛苦，無以復加，故有請中央允予擴充編製之舉。” 12 月8 日，何應欽、白崇禧緻電硃德等八路軍、新四軍將領，就編製問題指責說，八路軍、新四軍“不遵照命令，擅自放棄規定任務，而肆意越境略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故十八集團軍遵令改編之始，原僅四萬五韆人，而至今竟稱為五十萬人，今姑不問其人員武器有無虛實，亦不計裹脅成軍能否作戰。而事前既未照章核準，事後又不許中央過問，僅要求中央照數發餉。現在全國集團軍總司令總計不下數十人，從未有未經奉準，而自由擴編者。敵後遊擊隊，且不下百餘萬，亦未有不經點驗編組，而自由領餉者，茲兄等所稱人數，若為未奉核準，而擅作毫無限度之擴編，恐再閱幾時，勢必號稱百萬。中央安有如許財力，地方安有如許民力，供給此核定數目以外，無限製之兵員？若本無上數，而漫為虛報，則法定編製尚應剔除缺曠，更無不經點驗而濫發之理”。斷然拒絕瞭方麵關於擴編的要求。此時，國共矛盾加劇，從1940 年11 月起，國民黨方麵停止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經費供給。

全民族抗戰初期方麵的第二項經費來源是國內外捐款和共産國際的援助。

募捐是全民族抗戰之初八路軍、新四軍經費的重要來源。1937年10 月16 日，劉少奇在《抗日遊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一文中，明確提齣“嚮富戶徵求救國捐”“發動群眾自願捐助抗日經費，戰爭中的需用品”，並且認為抗日遊擊隊的給養，“主要是以沒收敵人的資財與漢奸的財産，及嚮富戶募捐來維持。隻有在十分必要時纔嚮一般群眾募捐。嚮富戶募捐也應盡可能不采用強迫攤派的辦法，應該說服富戶自願捐助，隻有在不得已與說服無效時，纔可以指定富戶攤派若乾金錢糧食。遊擊隊絕對不應該經過村長區長或商會等去攤派捐款糧草，必須直接嚮富戶募捐或攤派，或者指定某傢富人要齣多少東西”。

應當說，全民族抗戰之初，這種自願與帶有某種強迫性的攤派，為敵後抗日根據地募集瞭一定數量的資金與物資。1937 年鞦鼕，八路軍第一二��師開闢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時，僅在山西興縣，楊傢坡地主楊篤仁將賣土地和城裏商號所得的1.5 萬塊銀元全部捐齣，黑峪口王傢村的王則相捐齣2000 銀元和一條船，著名開明紳士牛友蘭不但捐齣自己“復慶永”商號的貨物，而且一次捐獻2.3 萬銀元。到這年12 月，全興縣民眾捐助八路軍達6 萬銀元、糧食700 餘擔。各抗日根據地都有組織地開展募捐活動，如1938 年初山東和冀中抗日根據地募集的抗日救國捐，1940 年晉綏抗日根據地開展的獻金、獻糧、獻鞋、擴兵的“四獻”運動等。

全民族抗戰一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後迅速開赴前綫，並且取得瞭平型關戰鬥等一係列的勝利，贏得瞭良好的聲譽，國內各階層及一些海外華人華僑紛紛解囊捐助八路軍和新四軍。1938 年至1939 年，上海未被日軍占領的租界區開展群眾性的支援新四軍運動，組織義演、義賣，共募集到幾十萬元，為新四軍購買瞭一批藥品和5萬套軍裝所需布匹。宋慶齡及其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在海外為八路軍、新四軍募捐瞭數量不菲的醫療器械、藥品、現款和其他物資。僅1936 年12 月到1939 年2 月，宋慶齡就嚮延安寄去瞭6 萬元法幣。

一些地方實力派也曾嚮提供一些物質幫助。一段時間，新疆軍閥盛世纔同建立瞭比較密切的閤作關係，盛世纔曾嚮提供瞭一些物款。1939 年7 月8 日，毛澤民在共産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的發言中說：“在新疆省，開展過為八路軍購買防毒麵具的募捐活動，募集到6 萬元。盛世纔送給八路軍5 萬件毛皮大衣，給瞭10 萬元，並將大衣從蘭州運往前綫。”

據陝甘寜邊區的統計，從1938 年10 月至1939 年2 月的5個月時間裏，海外及後方捐款共達法幣1300948 元，約閤當時小米40654 石（每石300 市斤）。據八路軍供給部的統計，從1937 年至1941 年，各部隊上繳給供給部的捐款有賬可查共為892.4 萬元， 其中：1937 年3.6 萬元，1938 年200.1 萬元，1939年60.4 萬元，1940 年555.3 萬元，1941 年78 萬元。“ 因各部隊分散活動，加上缺少統一的收支手續，賬目記載不全，實際上部隊所得要多得多。”

當時，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成立之後，共産國際一直對於提供經濟上的幫助。全民族抗戰爆發後，中央一再嚮共産國際提齣經濟援助問題。1938 年2 月2 日，康生在延安同共産國際派來的代錶安德裏阿諾夫談話時提齣，方麵“經受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因為“從老百姓那裏得到經費的希望很小”，而“蔣介石撥給我們用來養活八路軍的款項更加不夠用，因為軍隊增加瞭一倍，而軍餉總數依然如故”，要求盡快落實“在我們動身來這裏之前，共産國際執委會答應撥給我們150 萬美元，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也答應我們撥款3 萬美元用於治療從監獄中釋放齣來的同誌”。］至於這筆經費後來是否給瞭不得而知，但同年2 月18 日共産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記中寫道：“援助50 萬美元。”

1939 年1 月8 日，季米特洛夫緻信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根據我們的請求，米高揚同誌撥給我們15 噸各種軍用物資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軍和中國特區的需要。”3 月5 日，駐新疆代錶鄧發緻電季米特洛夫說：“你們為我們募集的錢都用光瞭。兌換時沒有遇到睏難，也沒有引起懷疑。”同時提請季米特洛夫“提供資金上的援助”。5 月25 日，中央書記處緻電共産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我們的財政狀況極其睏難。我們的錢已經全部用完。”從國民黨那裏得到的經費隻能滿足八路軍每月開支的20%，“從6 月份開始，黨的工作、報刊、學校、醫院等等都沒有任何經費”，而且“在我們地區目前正發生旱災，我們麵臨著飢餓的危險，因此，懇請你們嚮我們提供緊急的財政援助”。究竟此間共産國際給瞭多少資金援助，相關文獻中沒有具體數字，但1940 年2 月23 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中說：“中央委托周恩來同誌嚮我們提齣瞭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說明瞭黨非常睏難的經濟狀況，並請求提供資金援助。從這筆預算（見附錄）中可以看齣，黨每個月的赤字是：黨的係統58280 美元，軍隊係統300000 美元。”“我們當然已嚮周恩來同誌說明，黨應該動員國內一切資源來抵補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來援助。”“但是，考慮到黨的處境和保證黨的報刊、宣傳及培訓黨和軍隊乾部的現有黨校網絡的迫切需要，我們認為，為此目的，1940 年度嚮提供35 萬美元的援助是適宜的。”同年8 月10 日，中央緻電季米特洛夫：“在周恩來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瞭你們寄來的50000（500000 ？）美元，7500 英鎊”，“你們在周恩來動身之前匯齣的並且我們於今年5 月底在西安收到的款項如下：106670（106070）美元，8200 英鎊”。“在周恩來動身之前已同索爾金同誌談妥，每一英鎊閤4 美元，而在中國每一英鎊僅閤3 美元60 美分。因此，實際上我們總共收到212590（212500）美元，除瞭這一款項外，還有10000 美元用於聯絡，5000 美元給李奎（即在延安的日本共産黨領導人野阪參三。―引者注）專用，40000 美元用於代錶大會（即七大。―引者注）。”11 月26 日，中央緻電季米特洛夫：“今年9 月29 日，周恩來收到43287 美元和11500 英鎊。”1941 年2 月17日，中央緻電季米特洛夫：“24500 美元和6 箱各種器材收到。此外，潘友新（蘇聯駐華大使。―引者注）轉給我們3 萬美元。”

1941 年1 月皖南事變後，蔣介石宣布新四軍為“叛軍”並取消其番號，徹底斷絕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經費供應，加之日僞軍的“掃蕩”和連續天災，各抗日根據地經濟十分睏難。同年5月16 日，中央緻電季米特洛夫：“從今年1 月至今，蔣介石沒有撥給我們一分錢。我們遇到瞭很大的財政睏難。請允許撥給我們今年總額1 百萬美元的款項。”中央這項要求不久得到瞭滿足。7 月3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同意“撥給共産國際執委會100 萬元，用來援助中央”。7 月7日，季米特洛夫緻電：“您關於資金援助的請求得到瞭滿足，已采取措施，使您能盡快分批得到全部款項。”100 萬美元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目，對於緩解當時嚴重的經濟睏難無疑起到瞭雪中送炭的作用。1943 年6 月，共産國際解散，給的經費援助自然中止。

《探尋與闡釋――中國革命中的幾個問題》110―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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