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年前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 阿拉伯起義｜威權政治，經濟自由化，與2011起義的根源 - 趣味新聞網

【編者按】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場群眾運動的風暴席捲瞭西亞北非地區的諸多國傢，並促發瞭隨後的一係列政權更迭與政治衝突。西方媒體稱這一事件為“阿拉伯之春”，將其視為一場區域性的自由化轉軌；而一些在地的進步活動傢們則將其稱為“阿拉伯起義”（Arab Uprising），以此強調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或者，我們可以接受已故的埃及左翼經濟學傢薩米爾・阿明的評價――這場運動“高於起義，低於革命”。

當然，對這一事件的討論與爭端早已淡齣當今主流公共輿論的視野，然而當時輿論所爭論的內容卻依然盤鏇在今日的公共討論中：每當一個“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傢爆發瞭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一些“阿拉伯之春”時展現齣的思維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時至今日，許多人依然獨斷地認為，如果此類運動不能被理解為國內政治精英與部落教派之間內鬥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國操弄意識形態偏見或維護地緣政治霸權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眾可以自我組織，自我動員的聲音，也往往一廂情願地將其解讀為當地民眾對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追求。我們認為，隻有將觀察運動的視角從外部勢力與新舊政治精英那裏移開，重新還給群眾，隻有強調阿拉伯起義的“草根”屬性，我們纔能理解這一運動本身的復雜性及其對隨後十餘年政治經濟發展的意義。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齣瞭“阿拉伯起義・十年抗爭”專題，傳遞瞭運動前後阿拉伯各國政經格局與群眾運動的信息。專題收錄文章的作者包括長期研究中東政治經濟問題的專傢學者，在發達國傢高校任教或學習的阿拉伯學者或學生，以及阿拉伯國傢國內的活動傢、學者與研究者，從多方麵分析瞭群眾運動的背景，意義與挑戰。“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TNI授權，將挑選翻譯這一專題的文章，介紹給中文讀者。

專題的介紹大概囊括以下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如何同時加強瞭中東各國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並為起義的爆發提供瞭結構性背景；工人階級與其他勞動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運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最終卻在政權更迭之後被達成妥協的政治精英聯閤彈壓；當地女性如何參與抗爭，並以此重塑我們對女性解放問題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國如何介入，壓製群眾運動，並試圖劫持政治衝突以達成其地緣政治目標；傳統的教派與部落勢力如何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閤謀，以及群眾如何在這一背景下進行抗爭……

當然，橫跨數國的運動無法被短短幾篇文章徹底展現。然而，通過從多種視角切入西亞北非各阿拉伯國傢的現實情況，輔以數篇對單個國傢政治進程的長綫梳理，我們相信讀者能對十一年前的運動及運動前後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的復雜性有所瞭解。

【正文】

威權政治，經濟自由化，與2011年起義的根源

在整整十年之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2011年中東和北非起義的根本原因？當時，許多評論傢和政策製定者在迴答這個問題時都簡單應用瞭“政治和經濟自由”這一口號。從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世界大部分地區似乎都在擺脫威權國傢的政治結構，而中東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陷於威權主義和君主製的統治之中――正如一項關於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重要研究的導言所說，“這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區”。根據這些框架，問題在於威權主義對資本主義市場的扼殺作用，這阻礙瞭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的齣現，並阻礙瞭該地區的經濟潛力。因此，2011年在中東街頭錶達的民眾憤怒可以理解為對“自由”政治製度和“自由”經濟製度的渴望。

奧巴馬

在這種情況下，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5月關於中東的一次重要政策演講中指齣，該地區需要“一種模式，其中保護主義讓位於開放，商業的繮繩從少數人手中轉到多數人手中，這種經濟將會為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因此，美國對民主的支持將建立在確保金融穩定、促進改革、使不同的競爭性市場相互融閤病將其融入全球經濟的基礎上”。同樣，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剋認為，突尼斯發生的叛亂是因為該國存在太多的‘繁文縟節’，阻礙瞭人們自由參與資本主義市場。自2011年以來，西方政策製定者不斷重復這一基本論點――威權國傢扼殺經濟自由，而“自由市場”對於任何擺脫專製主義的持續轉型都是必不可少的。作為這種敘述的一部分，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IFI）被重塑為良性和善意的行為體――準備支持嚮民主的“過渡”，並願意提供必要的技術專傢來構建開放的經濟市場。

在下文中，我們將論證這種對中東政治經濟的標準框架為何是錯誤的。當然，該地區的政治結構過去是（現在也是）高度專製的，但這種政治製度是過去幾十年中資本主義在該地區的發展情況的直接反映。這一發展軌跡的核心是20世紀80年代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支持的結構調整一攬子計劃（SAPs）下開始的影響深遠的經濟轉變。囿於這些協議，阿拉伯國傢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前10年開始按照市場驅動的原則調整經濟運作的方嚮。該地區采取的政策與全球其他地方的政策沒有什麼不同――優先考慮私營部門的增長、財政緊縮、嚮外國資本開放、實施私有化和放鬆市場管製（包括對勞動力市場的管製）。這些經濟政策與政治威權主義之間並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事實上，市場的開放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整個地區的穩步推進正是依賴於威權統治者（現在也是如此）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得到瞭西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他們歡迎瞭20世紀80年代為該地區的專製統治者的掌權，並在2011年之前的幾十年裏繼續為這些國傢製定的經濟政策方嚮喝彩。

戰後政治與現代中東

對當代中東的任何分析都需要從該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開始。長期以來，該地區一直是貿易的戰略十字路口，在20世紀初發現大量的碳氫化閤物（油氣資源）儲備後，該地區變得特彆重要。石油和天然氣在二戰後成為支撐現代工業生産和運輸的基本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對該地區的控製和影響決定瞭戰後全球競爭的權力均衡。此時，作為主導性大國齣現的美國特彆強調與整個地區的國傢建立特權關係。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該地區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不斷加深，同時，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在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和伊拉剋開始掌握權力。這些新政府推翻瞭與前殖民國傢結盟的政權，並試圖推行基於國傢主義發展形式的經濟模式――強調國內對工業的控製、對教育和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支持、對食品等基本消費品的補貼，以及國傢對土地和其他資源的控製。然而，盡管這些新政府經常提到“阿拉伯社會主義”，他們的經濟戰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的。這些政策使該地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條件得到瞭改善，但它們的特點是以壓製性的統治形式來限製任何獨立的政治行動。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最初通過加強與三個關鍵地區盟友的關係來應對這些民族主義鬥爭。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以色列。在海灣地區，沙特君主長期以來一直依賴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支持，並且非常願意通過石油收入的腐蝕作用來削弱阿拉伯民族主義。沙特對該地區親西方運動的資助使這些力量能夠否認與西方政府的任何直接聯係。沙特政府還被鼓勵將伊斯蘭教作為民族主義和左翼思想的區域性製衡力量，組織“伊斯蘭峰會”，宣揚沙特的影響力，挑戰埃及作為阿拉伯領導國傢的作用。沙特和埃及政府之間展開瞭一場尖銳的宣傳戰。與埃及的這種代理衝突在為期八年的北也門內戰中錶現得淋灕盡緻，沙特阿拉伯是1962年被推翻的保皇派親英勢力的主要支持者，而埃及則支持反（後被推翻的）君主製的共和運動。

1990年，駐紮在沙特阿拉伯的美軍士兵。

就伊朗而言，美國（和英國的軍情六處）在1953年策劃瞭一場針對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的政變，使一個忠於伊朗君主製、由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親西方政府上台。美國明確將伊朗視為其控製海灣地區的主要支點，蘭德公司（一個與華盛頓決策者關係密切的著名智囊團）在196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齣，伊朗可以在“不需要乾預該地區的前提下幫助實現我們認為理想的許多目標”。1973年，伊朗軍隊被派往阿曼協助英國軍隊鎮壓佐法爾地區的叛亂――這是一場強有力的鬥爭，是阿拉伯半島左翼運動的核心，因此這一行動令人信服地證明瞭（伊朗的）這種作用。伊朗軍隊在美國直升機和其他武器裝備的支持下，成功地粉碎瞭叛亂。從1973年起，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支持急劇上升，1973年至1975年期間每年達60多億美元。這種密切的關係一直持續到1979年，那一年伊朗革命推翻瞭巴列維君主製，使伊朗脫離瞭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範圍。

美國權力在更廣泛地區內的另一個主要支點是以色列。作為一個定居者殖民國傢（settler-colonial state），以色列是在1948年通過將大約四分之三的原巴勒斯坦人口從他們的傢園和土地上驅逐齣來而建立的。以色列得以在敵對環境中的持續生存與外部支持密不可分，它對美國來說可以作為一個比任何阿拉伯國傢更可靠的盟友。在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的主要外部支持來自英國和法國。但在1967年的戰爭中，以色列軍隊摧毀瞭埃及和敘利亞的空軍，占領瞭西岸、加沙地帶、（埃及）西奈半島和（敘利亞）戈蘭高地。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傢的勝利促使美國鞏固其作為該國主要贊助者的地位，每年嚮其提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硬件和財政支持。

1967年6月5日，拉法，以色列裝甲部隊準備在拉法郊區采取行動。拉法屬於加沙地帶的一部分，當時處於埃及管轄之下。

以色列在1967年的勝利標誌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演變中的一個決定性轉摺點。雖然親西方的政權繼續受到各種激進運動的挑戰，新的民族主義政府在南也門（1967年）、伊拉剋（1968年）和利比亞（1969年）上台，但以色列的勝利對阿拉伯團結和抵抗的概念造成瞭破壞性的打擊，這些概念在納賽爾的埃及得到瞭最鮮明的體現。1970年納賽爾去世，安瓦爾・薩達特上台，他隨後采取行動扭轉瞭納賽爾的許多更激進的政策，這象徵性地加強瞭軍事失敗。1973年，美國對其與以色列關係的重視進一步凸顯，當時以色列與埃及和敘利亞領導的阿拉伯國傢聯盟之間爆發瞭另一場戰爭。盡管埃及和敘利亞在戰爭開始時取得瞭初步進展，但美國空運的最新軍事裝備導緻瞭以色列的最終勝利。

威權新自由主義的齣現

鑒於這種區域政治背景，197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對阿拉伯各國政府的國傢主義發展戰略造成瞭嚴重的壓力。全球經濟衰退打擊瞭許多阿拉伯國傢的非石油齣口，同時糧食和能源進口成本增加。此外，與該地區的持續衝突（特彆是1967年和1973年與以色列的戰爭）相關的大量軍事支齣給政府預算帶來瞭相當大的壓力。在1979年開始的美國利率急劇上升――所謂的沃爾剋衝擊――之後，一場嚴重的債務危機席捲瞭主要的阿拉伯國傢，包括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約旦。

由於這場債務危機，許多阿拉伯國傢政府嚮國際金融機構尋求財政支持，作為迴報，它們簽署瞭結構調整方案，承諾重新調整經濟優先事項。1983年，摩洛哥是第一個簽署結構調整方案的國傢，類似的改革方案很快在突尼斯（1986年）、約旦（1989年）、埃及（1991年）、阿爾及利亞（1994年）和也門（1995年）被采納。這些結構調整方案試圖加強私營部門，實現與世界市場更緊密的融閤。正如世界銀行後來所說，私營部門將成為“強勁和持續增長的引擎”――這是“新的全球經濟”的一個必要條件，在這種經濟中，“迴報......歸於[對資本投資而言]最有利的環境”。

從20世紀80年代起，阿拉伯國傢的經濟政策就像世界上其他國傢一樣，遵循這樣的規定。陷入債務循環並受製於多邊貸款計劃的條件，阿拉伯國傢政府接受瞭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的標準政策重點：私有化和優先考慮私營部門的增長，放鬆對勞動力和金融市場的管製，降低公司稅率，放鬆貿易和外國投資的障礙，以及削減包括對糧食和能源的補貼在內的公共開支。這些新政策普遍不受歡迎，其引入與落地導緻瞭罷工、示威和公民與安全部隊之間的暴力衝突――一項調查記錄瞭1977年至1992年間在該地區9個國傢（阿爾及利亞、黎巴嫩、約旦、埃及、摩洛哥、伊朗、蘇丹、突尼斯和土耳其）爆發的25次反對結構調整的重大抗議活動。

麵對這種對經濟變革的普遍反對，阿拉伯國傢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呈現齣越來越多的威權特徵。事實上，2011年被推翻的幾個政權都是在這一時期上台的，它們引領瞭各國嚮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轉變。例如，1987年突尼斯的本-阿裏政變後，該國決定性地轉嚮國際金融機構主導的結構調整。同樣，埃及的鬍斯尼・穆巴拉剋在其前任安瓦爾・薩達特被暗殺後於1981年成為總統，他鞏固瞭鎮壓性的統治體係，包括中止憲法、實施《緊急狀態法》、進行新聞管製、未經指控的拘留以及引入軍事法庭來審判政治對手。1991年，穆巴拉剋同意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方案，然後將他的安全部隊轉嚮反對由此産生的勞工罷工和整個90年代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同樣，約旦、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政府在這一時期也變得更加威權主義。不過，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還是支持這些政府，認為他們的鎮壓行為是削弱社會對新自由主義措施的普遍不滿的必要手段。

這些經濟措施扭轉瞭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所接受的許多以往的政策。這方麵的一個跡象是在此期間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1988年至1999年期間，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約旦、黎巴嫩和也門從私有化中獲得的總收入達到80億美元多一點，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埃及一國（41.72億美元）。在隨後的十年裏，私有化的規模大幅擴大，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私有化的收入總額超過270億美元。在後一個時期，該地區有更多的國傢參與瞭資産齣售，並從工業和製造業的私有化轉嚮電信和金融部門的私有化。盡管參與私有化的國傢越來越多，但埃及仍然是私有化交易數量最多和齣售資産價值最大的國傢（1988年至2008年為157億美元）。

該地區結構調整的另一個核心優先事項是通過降低（或廢除）最低工資和離職金，以及放寬有關雇用和解雇的法律來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製。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敦促阿拉伯國傢政府實施“更靈活的雇用和解雇程序”，作為減少“政府作為雇傭關係的主導”的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全麵降低勞動力成本。特彆是，那些被指定為私有化的公司將不必與公共部門更好的勞動條件競爭，從而對潛在投資者更具吸引力。在整個2000年代，埃及、約旦、摩洛哥和突尼斯都通過瞭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管製的重要法律。

在此期間，國際金融機構在該地區的另一個重要政策重點是農業部門的自由化。在這裏，政策的目的是發展新的農業綜閤企業模式，將生産與全球市場更緊密地聯係起來。除瞭將土地商品化和拆解集體所有權的法律外，其他措施還取消瞭農業投入（如化肥、農藥和水）的價格上限，並試圖將農民納入農業企業的商品鏈。埃及的情況已被記錄得特彆清楚。1992年，穆巴拉剋政府通過瞭第96號法律，允許地主在不通知或不與租戶協商的情況下齣售土地，並取消瞭長期以來對農村租金的上限。由於這項法律，一些地區的租金增加瞭300%到400%，埃及農村地區超過三分之一的租戶傢庭（約100萬戶）失去瞭地權。作為在農業領域建立私有産權的總體政策的一部分，第96號法律得到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熱烈支持。美國國際開發署贊助的一項研究對埃及政府通過這項法律錶示贊賞，認為它消除瞭“40多年來地主和佃戶之間的不平衡關係”。

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邏輯通過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簽署的國際貿易和金融協定得到瞭進一步加強。這裏特彆重要的是作為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後來成為歐洲睦鄰政策）的一部分與歐盟簽署的協議。1995年至1997年間，約旦、摩洛哥和突尼斯與歐盟簽署瞭結盟協議，而埃及在2004年緊隨其後。這些協議承諾嚮這些國傢提供財政援助和更多進入歐盟市場的機會（歐盟是中東北非地區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以換取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深化。除瞭與美國簽訂類似的雙邊條約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外，這些國際協議構成瞭減少貿易壁壘和嚮外資開放新部門――如金融、電信、運輸和能源――的重要推動力。

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期間，美國海軍威斯康辛號戰艦（BB-64）嚮伊拉剋海岸發射瞭一枚火炮。

這些經濟協議也與西方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加強對該地區的軍事和政治乾預有直接聯係。最重要的是，這包括在1990年代對伊拉剋實施長達十年的製裁，最終導緻2003年美國/英國領導的入侵，推翻瞭伊拉剋統治者薩達姆・侯賽因，並導緻瞭一係列毀滅性的社會和經濟危機，該國至今仍未擺脫危機。同時，美國和歐盟試圖使以色列在該地區的地位正常化――在20世紀90年代支持命名有誤的（misnamed）奧斯陸和平進程，並推動一係列旨在加深以色列與約旦、埃及和海灣國傢關係的地區倡議。就伊拉剋戰爭和以色列-阿拉伯談判而言，美國的戰略目標帶有明確的經濟層麵的（經常被忽視的）意義，旨在加深該地區與全球貿易和資金流動的融閤――戰爭、政治和該地區的經濟轉型需要被視為密切相關。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中東國傢都以同樣的程度融入瞭全球經濟和西方的軌道。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傢基本上站在美國主導的體係之外，而是尋求與其他大國建立關係――特彆是蘇聯（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以及後來的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國傢的領導力建立瞭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政權――利比亞的卡紮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傢族――在這些政權中，國傢權力建立在高度世襲的結構上，在敘利亞的情況下，政權故意扶持起教派統治的模式。由於國傢控製力的強化支撐著這些政權，同時它們與西方市場的相對隔絕，利比亞和敘利亞沒有像其他阿拉伯國傢那樣在整個1980年代采用國際金融機構主導的結構調整計劃。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其傳統的國際支持者衰落之後，敘利亞和利比亞都開始尋求與西方的和解。這一舉動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它還包括嚮世界市場開放，並采取初步的經濟自由化措施。就利比亞而言，卡紮菲強烈支持美國在2001年對阿富汗的入侵，後來還參與瞭中央情報局的引渡航班和酷刑計劃。2003年，在1992年聯閤國解除對利比亞的製裁後，該政權的關鍵人物開始遊說經濟自由化，卡紮菲的兒子賽義夫・伊斯蘭（Saif el-Islam）在2008年利比亞青年論壇的一次演講中堅稱“一切都應該私有化”。然而，由於國傢權力高度集中在卡紮菲傢族手中，政權在私有化與自由化方嚮上隻采取瞭試探性的措施。盡管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1年2月15日指齣――就在導緻政權被推翻的起義開始的前兩天――“一項雄心勃勃的銀行私有化和發展新生的金融部門的計劃正在進行中。銀行已經部分私有化，取消瞭利率控製，並鼓勵競爭......在IMF的協助下，利比亞中央銀行的重組和現代化工作正在進行”。

巴沙爾・阿薩德

就敘利亞而言，在其父哈菲茲・阿薩德去世後，巴沙爾・阿薩德於2000年上台，開始瞭經濟改革的重要步驟。年輕的阿薩德開始推動敘利亞經濟的私有化，並開放瞭外國投資限製，導緻關鍵工業部門，如冶金、化工和紡織業被私人資本控製。據一位敘利亞經濟分析傢稱，到2007年，私營部門的規模已從2000年的52.3%上升到略高於GDP的60%。與中東其他國傢一樣，私有化使一小部分與阿薩德政權關係密切的商業集團受益，他們通過國傢閤同和與外國投資者的聯閤項目發財。隨著這些改革在2005-2010年期間的加速，敘利亞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嚴重惡化。

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案例證實，到2000年代第一個十年末，市場主導的發展的核心假設已經被整個地區的國傢和統治階級精英廣泛接受。盡管敘利亞和利比亞有時會對美國的中東政策錶示反對――然而，這種反對通常是言辭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它們的統治者實行瞭與該地區其他國傢類似的經濟模式，並尋求進入世界市場。這些政策的特點是威權統治和經濟權力的相互交織，對這些政策的擁護錶達瞭加強位於政治體係核心的人的權勢的企圖。

社會不平等和財富的兩極分化

在整個經濟轉型時期，在財富的所有權和控製權、資源的獲取、市場的準入以及政治權力的行使等方麵齣現瞭巨大而持久的差距。除瞭持續的高失業率、不斷增加的貧睏人口和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剝奪之外，該地區的一小部分人從新的經濟政策中獲得瞭巨大的利益。私有化和新的市場機會為參與貿易、金融和房地産投機等領域的關係密切的商業集團提供瞭有利可圖的機會。國傢精英和軍隊也開始掌握重要的經濟權力，與私人資本集團建立瞭一個高度不透明的關係網。這些不平等的模式通過獨裁統治和國傢鎮壓得以維持。事實上，該地區高度專製的政治結構與1980年代以來實施的市場主導型發展模式的政策（和結果）是不可能分開的。

這些模式的一個重要錶徵可以在工作和就業統計中看到。在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之前，埃及、約旦、黎巴嫩、摩洛哥、敘利亞和突尼斯的平均官方失業率高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年輕人和婦女受失業的影響最大――該地區大約有五分之一的阿拉伯婦女和四分之一的青年失業。這些數字掩蓋瞭巨大的地區差異：在馬什裏剋次區域（Mashreq sub-region，即埃及、約旦、伊拉剋、敘利亞、黎巴嫩以及西岸和加沙地帶），2011年所有年輕女性中有超過45%的人失業，是年輕男性失業率的兩倍以上。中東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也位居世界末尾，該地區不到一半的人口被認為是勞動人口的一部分。隻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和26%的婦女在工作，或積極尋求就業。在老年男性壟斷政治權力的國傢，年輕人和婦女的這種嚴重邊緣化帶來瞭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埃及Benha，婦女采摘棉花。

該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特點是非正式和不穩定的工作普遍存在。2009年，聯閤國開發計劃署報告說，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非正規工作的增長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達到所有非農業就業的40%至50%）。在埃及，從2000年到2005年，四分之三的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加入瞭非正規部門，而在1970年代初，這個數據隻有五分之一。這些趨勢不僅影響瞭就業的特點，還對城市空間的使用方式以及中東地區齣現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産生瞭重要影響――政府對開羅、卡薩布蘭卡、阿爾及爾和貝魯特等城市中密集的非正式定居點的居民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和懷疑態度。

這些高度不平等的就業和勞動力市場結果導緻瞭該地區整體貧睏水平的惡化。在起義前的十年裏，約旦、摩洛哥、敘利亞、突尼斯、毛裏塔尼亞、黎巴嫩、埃及和也門沒有辦法獲得基本營養和基本非食品項目（“貧睏綫上限”）的人口比例平均接近40％。健康和教育成果也反映瞭獲得國傢服務和社會支持的不平等。2000年至2006年期間，埃及和摩洛哥約有五分之一的兒童因營養不良而齣現發育不良。在整個馬什裏剋國傢，營養不良率從1991年的6.4%上升到2011年的10.3%。2010年，在起義前夕，該地區30%的成年人是文盲（15歲及以上女性的文盲率上升至40%），令人震驚。教育機會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現象。例如，在埃及，聯閤國教科文組織指齣，“五分之一的最貧睏[兒童]根本無法進入小學，而幾乎所有富人的孩子都能進入高中”。

中非班吉，老師在傢給授課，孩子們沒有筆記本和書本。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在社會狀況普遍惡化的同時，該地區的許多主要經濟體正經曆著非常高的增長率，並被贊譽為經濟改革的成功案例，值得全球南方其他國傢效仿。例如，埃及在世界銀行2008年的《營商環境報告》中被列為“世界頂級改革者”（world's top reformer），並在穆巴拉剋被推翻之前一直位列全球改革者前十名。同樣地，世界銀行2010年關於突尼斯的發展政策審查贊揚瞭該國的“穩定的結構改革和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這為突尼斯贏得瞭“在新興經濟體集團中錶現領先”的地位，並為該國的窮人帶來瞭“令人羨慕的成就”。對威權政府的這種支持仍然是國際金融機構今天在中東大部分地區的政策標誌（如埃及的塞西政權）――鑒於這些機構試圖改寫其在該地區的曆史記錄，記住這一事實至關重要。

區域秩序與2008年全球危機

國際金融機構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強加給中東的經濟政策不僅在國傢範圍內重構瞭社會結構，而且還在區域層麵上催生瞭新的經濟和政治等級製度。這些新齣現的等級製度的一個關鍵特徵是，海灣地區的六個阿拉伯國傢（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閤酋長國（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和阿曼）在區域政治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以及海灣地區的資本積纍與該地區其他地方的階級形成和國傢建構過程之間也形成瞭聯係。

從整體上看，海灣阿拉伯國傢的特點使它們與該地區的其他國傢不同。所有這些國傢都是君主製國傢，其豐富而相對廉價的碳氫化閤物資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氣）使海灣地區成為整個20世紀西方在中東地區戰略的核心焦點。同時，海灣地區君主國的社會結構與中東其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海灣地區對大量臨時移民工人的依賴，他們大多來自南亞，其次是鄰近的阿拉伯國傢，現在他們占海灣地區5600萬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以勞動力的百分比來考慮，非國民在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科威特的就業人口中占59%到86%，在卡塔爾和阿聯酋則更多，大約92%到95%。由於被剝奪瞭勞動、政治和公民權利，這些移民工人一直是海灣地區城市人口增長和資本積纍模式的基礎；他們還支撐著海灣社會的“垂直分割”（vertical segmentation），公民通過擔保人製度（kafala system）被納入對移民人口的監視和控製。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國際社會對海灣地區碳氫化閤物的需求不斷增長――在2000年至2014年中期石油價格幾乎持續上漲的支撐下，海灣地區的財富水平大幅提高。這有助於培育海灣地區大型資本主義企業集團的發展，這些企業與執政的君主國和國傢密切相關，其活動涉及建築和房地産開發、工業加工（特彆是鋼鐵、鋁和混凝土）、零售（包括進口貿易、擁有購物中心和商場）和金融等部門。

雖然海灣地區持有的大部分剩餘資本被投資於北美和歐洲，但在整個2000年代，大量資本也流入瞭鄰近的阿拉伯國傢。重要的是，海灣地區資本的這種擴張是以上文討論的結構調整方案以及隨後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許多阿拉伯國傢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自由化和開放為前提的。因此，海灣地區的資本是整個地區新自由主義轉嚮的主要受益者――它成為整個中東地區資本所有權和控製權的密切參與者。

這些區域等級製度對於理解2008-09年全球經濟危機對中東地區的影響至關重要。如前所述，在這場危機之前的幾年，該地區已經麵臨著非常嚴重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除瞭青年失業、社會排斥和貧睏等問題外，食品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也給許多傢庭的生活帶來瞭巨大的壓力。不斷增長的進口賬單意味著阿拉伯國傢政府在維持已經減少的補貼水平方麵麵臨巨大睏難；同時，較貧睏傢庭的生活成本也在上升。這促使該地區的窮人數量大增――根據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估計，在2008年全球危機發生之前，埃及、約旦、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也門共有111萬人跌落到貧睏綫以下。

隨著2008-09年危機的展開，這些預先存在的經濟發展模式影響瞭該地區不同地區對全球動蕩的感受。非石油齣口國因全球對農産品、紡織品和服裝以及其他製成品的需求下降而受到嚴重打擊。同時，由於危機籠罩著歐洲的農業、建築業和低技能製造業，海外匯款水平下降，而許多阿拉伯移民（包括有證和無證的）都在歐洲的上述部門工作。最後，整個新自由主義時期的金融自由化使許多國傢麵臨外國資本流入的潛在波動，特彆是旅遊消費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波動。

然而，在海灣地區，危機的經曆是不同的。海灣國傢最初被2008年7月至12月油價的短暫下跌（以及相關的全球需求下降）以及導緻海灣地區房地産泡沫（尤其是迪拜）破碎的外資撤離所衝擊。但是，作為迴應，海灣地區利用積纍的財政盈餘來支持受到危機威脅的大型私營和國有企業集團，啓動瞭大規模的房地産和基礎設施項目的支齣計劃（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此外，海灣地區的君主國能夠利用其對臨時移民工人的結構性依賴，將危機的負擔轉嫁給鄰國――雇用新工人的速度放緩，現有的工人可以隨著項目的取消而被送迴傢。到2010年，油價開始再次上揚，進一步鞏固瞭海灣地區走齣全球危機的道路。

綜閤來看，全球危機的這些不同的區域軌跡意味著海灣國傢能夠在2008年之後的幾年裏齣現在一個區域性的強勢地位，而相鄰的阿拉伯國傢則麵臨著越來越多的財政和社會負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2010年12月突尼斯首次齣現瞭大規模抗議活動，並迅速蔓延到整個地區。在2011年這些抗議活動的第一階段，突尼斯的本-阿裏政權和埃及的穆巴拉剋政權被推翻瞭。敘利亞、巴林、約旦、阿爾及利亞、阿曼、摩洛哥、也門和利比亞的政府也麵臨著起義和抗議活動，這些活動錶達瞭對威權統治模式和大部分人口經曆的不斷惡化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起義的目標是西方金融機構在過去幾十年裏大力推動的經濟政策，以及與之相伴的政治結構。當然，並不是所有起義的參與者都以這種方式思考抗議活動，但無處不在的aish, hurriyah, 'adalah ijtima'iyah（麵包、自由、社會正義）的口號體現齣這種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融閤相當明顯。

結語

盡管那些參加瞭2011年非凡鬥爭的人有這樣的願望，但該地區財富和權力的極端兩極分化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最近的一項研究錶明，中東現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最富有的10%的收入者獲得瞭總收入的64%――而西歐為37%，美國為47%，巴西為55%。對於該地區的極端富裕人口來說，這些數字更加鮮明：在中東，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份額約為30%，而在西歐為12%，美國為20%，巴西為28%，南非為18%，中國為14%，印度為21%。這些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現象既存在於區域層麵――海灣地區的富裕國傢與中東其他地區之間，也存在於各個國傢內部。

這些高度的不平等直接歸因於近幾十年來以市場為基礎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在起義後基本沒有改變，而且繼續被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推動。國際金融機構領導的多維爾夥伴關係（Deauville Partnership）清楚地錶明瞭這種連續性，這是2011年5月在法國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上發起的一項倡議，承諾嚮“轉型期”阿拉伯國傢提供高達400億美元的貸款和其他援助。該夥伴關係的核心前提是在五個目標國傢――埃及、突尼斯、約旦、摩洛哥和利比亞――加倍努力開放市場，目標是“消除現有的結構性障礙”，鼓勵“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作為“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引擎”，並追求“區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如何為該地區的結構調整開闢瞭道路，2011年後的危機被視為擴大過去政權的政策軌跡的一個機會。正如歐洲投資銀行在本-阿裏和穆巴拉剋被推翻後不久指齣的那樣，政治變革的時刻也可以代錶一個加強或改進現有體製框架的機會。

在“多維爾夥伴關係”等倡議的支持下，國際金融機構自2011年以來已采取行動，通過提供新的貸款協議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來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地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曆史悠久的機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瞭領導作用，同時與過去十年纔開始在該地區運作的其他機構（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一起工作。在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和伊拉剋等國，圍繞衝突後重建的討論也以同樣的市場驅動邏輯為標誌，而且，正如曆史充分說明的那樣，戰爭、衝突和危機（包括當前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後果經常被視為重新製定權力安排和加速經濟變革的機會。

十年過去瞭，2011年起義的經驗錶明，僅僅關注政治要求（如新的選舉或政府腐敗）而不同時解決資本的社會和經濟力量（國傢、地區和全球）是不夠的。在一個繼續以犧牲社會正義和平等為代價促進不受約束的增長和所謂的“自由市場”的經濟體係下，不可能與專製的國傢結構有根本的決裂。2011年起義的主要弱點之一是沒有認識到這一戰略教訓。但最近的政治抗議周期中的抗議者――特彆是2018-21年橫跨黎巴嫩、蘇丹、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伊拉剋的起義――似乎已經從2011年的經驗中吸取瞭教訓，明確地將對專製政治精英的挑戰與扭轉財富控製和分配方麵的極端不平等現象聯係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雖然2011年的願望仍未完全實現，但那一刻的教訓、經驗和希望將成為未來鬥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