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順利落幕，香港新冠肺炎確診數字亦從高位稍為迴落。值得肯定的是，特區政府近日各種防控策略，已經比起今波疫情之初明顯改善。無論是將伊利沙伯醫院、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等處轉變為定點救治醫院，抑或是加快建設各處隔離設施與提高其入住率，行動迴應速度都要比早一、兩個月快瞭不少。至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決定在每日上午親自舉行抗疫記者會，又首次動用瞭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設立的「緊急警示係統」嚮全港市民發放抗疫訊息，也反映齣港府比早前更加認真看待此場防疫戰。
儘管如此，等到疫情嚴峻、民怨載道以及中央加持之後，我們纔看到本港抗疫工作有上述改善。這種情況其實正是香港「一國兩製」、「高度自治」麵對睏難的縮影。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先後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錶、政協委員，席間除瞭談到防控疫情之外，還特別論及「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的相關事宜，這說明中央也發現要將問題說得更白，纔能夠改善一眾治港者的理解。
全麵管治未削高度自治
根據與會人員透露，夏寶龍今次明確指齣中央落實「全麵管治權」並不是要代替特區政府進行管治，未來香港仍然要實行中央給予的「高度自治」；隻有發生像這一波新冠疫情那樣可能影響社會大局穩定的事情時，中央纔會在尊重香港製度的前提下嚮行政長官及時給齣指導意見。而在全國人大代錶會議舉行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剋強發錶最新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也指齣中央在落實對特別行政區「全麵管治權」的同時，還是要繼續全麵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從八年前的《「一國兩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首次公開提齣「全麵管治權」概念開始，香港以至國外一直有人質疑中央是要藉此破壞「高度自治」。及後由於相繼經歷「佔領中環」、反修例運動等社會事件，中央被迫製訂《港區國安法》與完善香港選舉製度，但真正於香港負責管治的依舊是特區政府本身，沒有齣現過中央直接插手介入的情況。即使在近期的抗疫工作亦能看到，中央會在港府請求之下給予各樣人力、物力支援，也可以派遣專傢前來進行考察、提供建議，然而具體帶頭執政做事的始終是一眾港府官員。
不過正是因為如此，想要順利貫徹香港「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的話，治港者理應要懂得如何當傢作主，可是在近年需要他們自主製訂政策、推動革新的時候，卻根本拿不齣多少實際的倡議或行動。像是「告別劏房」此一議題，居然要由遠在韆裏之外的京官代為提齣後，港府官員與建製派成員纔去拾人牙慧。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愈發變得積重難返，很大程度上便源於他們總是想等到中央給齣明確或清晰的指示，這自然不是一個負責「高度自治」的管治團隊應該有的做法。
一國兩製不能偏走極端
另一方麵，香港過去數年瀕臨失治之局，固然有著少數破壞份子或外部國際環境的影響，但其實更多是來自治港者並未有抓住「一國兩製」的精髓，導緻它於落實過程當中亂子百齣。以往大部份的本地政治衝突，說穿瞭都是圍繞落實「一國兩製」的兩種極端路線之爭：一邊是傾斜嚮「兩製」，凡事講求分隔陸、港之別，將「河水不犯井水」誤認為彼此完全互不相乾，忽視瞭「兩製」建基於「一國」上的前提；一邊則是偏重「一國」，以為遵奉中央意誌先於一切，最終反而使得自己立場益趨被動，犧牲掉「兩製」原本具備的靈活性。
迴想反修例運動後，官員及建製派紛紛強調「撥亂反正」，聲稱要讓「一國兩製」重迴正軌，但現在的抗疫戰倒揭示瞭他們自己亦拿捏不好「一國兩製」。幸運的是，這次中央支援香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或許足以成為讓港人重新正確認識「一國兩製」的契機。中央督促港府履行抗疫「主體責任」，又對香港求助「有求必應，照單全收」，背後原因正是祖國與特區屬於利益共同體，二者是夏寶龍說的「一傢人」。如果香港真的疫情失控、社會陷入混亂，國傢亦會身受其害、難以獨善其身，這種互相扶持絕對是「一國」的積極體現。
與此相對，「兩製」的存在一樣透過今次疫情得到瞭證明。從去年討論「通關」安排到近月執行防控策略，中央從來沒有強硬要求香港生搬硬套跟內地相同的行事標準，甚至屢次派遣專傢前來考察防疫抗疫措施，為的主要也是照顧香港現實情況需要，避免隔空給齣不切實際的建議或意見，更不是要越俎代庖接管指揮本港的抗疫及救治工作。此外換一角度來看，香港當局於這波疫情爆發初期的反應遠遠落後內地，乃至早前分發大陸援助物資進度不如理想，這些窘態毋庸置疑是港府管治效能低下的摺射，卻恰好顯示瞭雙方去到此種危急時刻仍然毋忘尊重「兩製」。
治港者要做好積極角色
在理解到「一國兩製」的正確形態後，作為治港者之首的行政官員一定要學習如何跟中央溝通。須知中央提倡「全麵管治權」並不等於要特區管治團隊事事聽候差遣，他們得認清自己身負「高度自治」的重責大任，應該積極有為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主動帶領香港各界融入國傢。尤其是在配閤國策方麵，港府官員切忌隻知套用「共同富裕」、「房住不炒」等內地時髦術語作為包裝既有政策與措施的口號，而是要認真細味咀嚼箇中的管治理念，然後發揮「一國兩製」製度優勢，根據本港情況製訂將它們落地化為現實的方案。
除瞭官員以外，港區人大代錶、政協委員與建製派成員亦是廣義的治港者，因此同樣應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畢竟中央或香港政府有任何重要決策之前，他們往往屬於最先被諮詢的一群，其建言對施政質素無疑有相當影響力。況且在新選舉製度之下，他們許多人同時是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不久後還要選齣新一任的行政長官，那麼確保當選者能貫徹「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當然是其職責所在。至於立法會議員與其所屬的政黨團體，對施政管治的批評亦得站在事實基礎之上，更重要是不忘拿齣實在的建議來協助解決問題。
「一國兩製」下的「高度自治」重在「治」字，可是想要治理香港這個現代社會必須積極有為，不存在任何無為而治的空間。夏寶龍新近強調「愛國者治港」的「愛國者」應該做到「五有」，跟他去年7月提齣的「五個善於」可謂相輔相成，前者是對治港者心態素養的要求，後者是對治港者管治能力的要求。我們期望在疫情的艱難挑戰過後，社會可以齣現更多兼顧「五有」及「五個善於」的人纔，帶領香港繼續在「一國兩製」、「高度自治」的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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