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3/17/2022, 9:23:22 PM
甲午戰爭:
中國近代真正的轉摺點
文:唐德剛 編:先知書店
爆發於一八九四年七月的“甲午戰爭”,距今已整整一百二十七年瞭。這一百多年實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時期。其間我們這種自稱為“人類”的“群居動物”,竟然以他的所謂“聰明纔智”所發明齣來的殺人武器,打瞭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此以前,人類的戰爭全是“區域戰爭”,沒有把全體人類都捲入戰火也。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後,慘痛中的最慘痛者,可能就是我們這苦命的中華民族瞭。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苦難之外,還要加上三次武裝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北伐(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以及數不盡的內戰和外戰。根據史傢和許多官私文件的統計,百年之中我們總共打瞭逾韆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韆百次戰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於本文所要闡述的“甲午戰爭”瞭,它改寫瞭曆史。在這次戰役之中,可以說是該敗者戰勝,而該勝者戰敗。雖說勝敗本兵傢常事,但是該勝者戰敗之時,竟敗得那樣慘,敗得“一敗塗地”,敗得“全軍盡墨”,那就匪夷所思瞭。
大緻說來,敗的一方難免都大而無當,顢頇鬆散,貪汙腐化,派係傾軋,幸災樂禍。結果天倒大傢滅,悔之已晚。
而勝的一方則短小精悍,紀律嚴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處心積慮、不眠不休,非把對方吃掉,決不罷手,終於戰勝強敵,一步登天。可是以後也就誌得意滿,趾高氣揚,一發難收,最後飲鴆止渴,也沒落個好下場!
��位居世界第八位的海軍
在甲午戰前,我們的大清帝國也有一支相當可觀的海軍呢!它擁有裝甲十四英寸,配備有十二英寸口徑巨炮的七韆噸主力艦二艘,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數十條。每次操演起來,擺齣“蛇陣”,也是檣櫓如雲,旌旗蔽空,氣勢非凡呢!如把這些船艦,擺在今日的台灣海峽,也還是一支可觀的鋼鐵長城呢!何況當年。
這支艦隊甲午戰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麗、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帶巡弋示威。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連歐美海軍大國的觀察傢亦均拭目而視呢!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大清帝國這支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排名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強。
此時日本亦雇有大批歐美專纔,訂購船艦,銳意發展海軍。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炮位及海戰潛力,實遠落我後;在世界排名僅為第十六位。按資料分析,清日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其實所謂世界列強海軍排位問題,隻是當年海軍年刊等一類書刊編輯,根據各國噸位與武器裝備,所作的比較之辭,並無絕對標準。甲午戰前,我海軍實力通常被估計,約在第六與第八位之間。日海軍則在第十一與第十六位之間。
誰知海戰於七月二十五日爆發後,不齣數周,我艦艇竟一敗塗地,全軍盡墨。堂堂主力艦,最後為敵方所擄,竟被拖迴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亦辱華之甚矣。
迴憶一九四八年夏,筆者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隨團參觀日本之戰史館。會見有大幅油畫,渲染其黃海一役,殲滅我方艦隊之戰績。睹之觸目驚心。返船之後,同學百餘人相約聯名上書南京國民政府,請責令日本拆除此畫!那時我們是戰勝國嘛!――今日思之:心有餘酸也。
以上所述隻是海軍。至於陸軍之一敗塗地,更不忍多說。斯時清朝的陸軍,尤其是湘淮兩軍,剛剛打完慘烈無比的對內戰爭:剿平“粵逆”,消滅“撚匪”,鎮壓西北“迴亂”……在國內真是威無復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內的百萬貔貅,都是久戰之師,氣勢奪人。
這時日本陸軍新建,可用之兵不過十餘萬人――“明治維新”時,天皇原無一兵一卒。誰知牙山一聲炮響,我軍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敵軍則追奔逐北,斬將搴旗。不數月不但占盡邊塞,勢且逼近京師。清方朝野震動,不獲已而靦腆求和。真丟人之極!
在下愧為人師。授課時每至牙山敗北,東海喪師;或錦州之失,徐蚌之潰……時,在作業裏,在試捲上總要問問學生: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如上述者,其勝敗之結局若此,原因何在呢?這一標準問題,在課堂上問瞭數十年,迄無明確答案。
慚愧的是,不隻學生不知,即使老師自己,翻爛中西史籍,講義十易其稿,至今仍在雲霧中也。愚者韆慮,不能說一無所得。隻是敝帚自珍,終嫌簡陋,不敢張揚耳。
此次因事訪台,滯留逾月,適值“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劉紹唐兄因囑撰文紀念。復承台灣師大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師大近月所舉行的“甲午戰爭一百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之論文全集見贈。逆旅閑居。
因將此七百零四頁約六十萬言之巨著,逐字拜覽一過。此集為甲午文獻之最新資料,有緣即時捧讀,獲益良多。因思隨群賢之末,就筆者曆年教學心得,對甲午戰爭,從不同角度狗尾續貂,作一綜閤分析,以就教於群賢。
��也曾試撰“中國海軍史”
迴憶童稚之年,因齣生於淮軍遺族之傢庭,學未啓濛,而耳濡目染,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
及長受業於郭量宇(廷以)師,並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啓迪,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犢,不自揣淺薄,曾試撰《近代中國海軍史》,並擬分章發錶之於當時後方的《海軍整建月刊》。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飢之著名戲劇傢田漢先生發生抵觸。
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研究海軍史,參考資料甚少,不若我有“國立中央大學”之圖書館為後盾也(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後方最好的圖書館)。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使我這一後輩心中不懌者久之。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對他更萬般同情。作為後輩,我絕無心頂撞之也。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
爺有新詩不救貧,
貴陽珠米桂為薪;
殺人無力求人嫩,
韆古傷心文化人。
田漢是詩人纔子,散文和劇麯作傢,也相當有學問(文革時與老捨同一命運,被鬥而死)。其時蝸居貴陽,生計艱難,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汙吏,徵逐酒肉;對田漢之潦倒,敬重與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無心頂撞瞭這位前輩,心中不懌,實齣自至誠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國海軍史》,雖然已積稿甚豐,手抄史料更是滿箱滿篋。甚至戰後還鄉,猶試圖去丁府(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我當時沒有急於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誌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閤,又跑到美國大學裏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適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閤著海軍史。然斯時我正忙於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隻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來說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年),清廷委托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齣自己的大元帥。
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炮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於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條大洋輪終於變成瞭喪傢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迴原主,拍賣瞭事。
這種買來賣去的摺耗和傭金,都是大得不得瞭也。李泰國小子發瞭大財不用說瞭。好歹錢是公傢齣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齣任副提督,官職實係“總查”,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將也。
琅氏齣身英國皇傢海軍,帶職齣任中國海軍官職。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製,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製。終於鬧齣所謂“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關係,為之擱淺。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誰知五十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的“參謀長”,硬要齣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爾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貽患至今未瞭。
這些曆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曆史,史料就不是問題瞭,史料多的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瞭。
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曆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便叫做“概念化”。筆者自五��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來,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齣爐也。實在是想“自圓其說”。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瞭。
“甲午戰爭”過去已一百多年瞭,原始史料大緻也已發掘殆盡,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爭,作一綜閤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裏所緻力的瞭。
�� “甲午戰爭”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這大概也是“五四後”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瞭。
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便時常發現“罵過瞭頭”,甚或“罵錯瞭”;乃至“你自己纔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黴的中國,三韆年沒進步。”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一二韆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製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黴的小腳,也一裹一韆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瞭。小腳是混帳瞭,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去其渣滓,汰齣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課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受業者恒至韆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嚮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瞭。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瞭!”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齣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傢。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之彆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兩韆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維持不下去瞭。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韆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兩百年,變齣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韆年不變瞭。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曆史三峽”,慢慢熬齣來的。等它熬齣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如今我們這個曆史三峽已快到盡頭。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隱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甲午戰爭”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
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錶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著重“往往”二字)。這便是“甲午戰爭”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於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掛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