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偷襲珍珠港雖然帶給瞭美軍沉重的打擊 但是從長遠來看卻也為美國主導的戰後亞太新秩序掃平瞭道路。從1941年12月開始到1942年6月為止 太平洋戰爭75周年 美國入主亞太的開始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6-12-13T17:06:46+08:00

    日軍偷襲珍珠港雖然帶給瞭美軍沉重的打擊，但是從長遠來看卻也為美國主導的戰後亞太新秩序掃平瞭道路。從1941年12月開始到1942年6月為止，日軍在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完全可以用「鞦風掃落葉」來形容。自19世紀以來，由英國、法國與荷蘭等歐洲老牌殖民國傢在亞洲建立的舊秩序，因為無法抵擋日軍的淩厲攻勢而走嚮瓦解。

    隻是在這個舊秩序瓦解後，日本人帶來的卻是更大的屠殺與混亂。最終還是要依靠國土遠離亞洲大陸，但是卻擁有龐大軍事與工業生産能力的美國纔能重建和平穩定的亞太新秩序。美國人固然是被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早晨的偷襲所激怒，但是當時的他們在心態上真的做好領導亞太，甚至於領導世界的準備瞭嗎？積極促使美國參戰的羅斯福總統，又是有什麼樣的戰後藍圖呢？

    《大西洋憲章》下的世界秩序

    要瞭解羅斯福總統規劃的戰後世界藍圖，首先要瞭解由美英兩國在1941年8月14日發錶的《大西洋憲章》（Atlanta Charter）。根據此一憲章，美國與英國在打擊法西斯國傢的過程中，將不尋求任何領土或其他方麵的擴張。兩國同時也不希望看到任何違反人民意誌的領土變更，而且還要賦予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羅斯福與邱吉爾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美英還必須要在現有的義務下，努力促使所有國傢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參加世界貿易和獲得世界原料的權力。上述幾個齣現在《大西洋憲章》中的構想，都明確錶達瞭羅斯福總統本人強烈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理想主義性格。

    換言之，他認為如果要說服美國的子弟兵再度介入一場全球規模的戰爭，那麼這場戰爭在意義上就應該有彆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人之所以不願意參加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倡的國際聯盟，就是因為認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隻是幾個歐洲帝國主義國傢之間的分贓行為而已。犧牲瞭那麼多青年人的性命，卻沒有換來真正的正義，在美國人看來是十分不值得的。

    當時的美國已經自稱為「民主國傢的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並且在《租藉法案》（Lend-Lease Act）的名義下，開始嚮英國與中華民國等遭受法西斯國傢侵略的國傢提供軍用物資。隻是如果想要美軍直接參戰，做為老牌帝國主義強權的英國必須要徹底放棄殖民主義的心態，接受羅斯福與美國人所希望看到的戰後新秩序。

    在納粹德國的猛烈打擊下，不要說維持麵積統治全球1/4的國土與人口的大英帝國瞭，就連英國本土都有隨時遭突破的可能。齣於不嚮希特勒投降的政治考量，邱吉爾勉強同意，並且與羅斯福一起在發錶瞭這個《大西洋憲章》。隻是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設想，還是存在著比世人想像中還要钜大的分歧。

    羅斯福認為，《大西洋憲章》必須是一套為戰勝國普遍認可並且遵守的世界通則。無論在世界上的哪一個角落，都不能再繼續維持戰前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可是邱吉爾卻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大西洋憲章》就隻是一部純粹屬於「大西洋」的憲章而已。換言之，隻有位於北美洲與西歐的國傢纔需要接受《大西洋憲章》的規範。

    至於西歐與北美以外的其他英國殖民地，在邱吉爾看來不應該被包括在《大西洋憲章》的架構下。羅斯福總統當然知道邱吉爾骨子裏賣的是什麼藥，所以他在暗中也有以《大西洋憲章》的精神重建亞太秩序的想法。也就是說，英國可能是美國維持戰後歐洲秩序的盟友，但是卻如同蘇聯一樣的是美國建立戰後亞太秩序的敵人。

    中華民國的關鍵角色

    考量到日本投降後，蘇聯勢必要大舉赤化亞洲，而且英國也將捲土重來建立殖民帝國，羅斯福比任何人都瞭解美國需要一個可靠的夥伴。而這個夥伴不是彆的國傢，就是蔣中正領導下的中華民國。盡管陷入瞭與日本的全麵戰爭，但是蔣中正本身卻是個強硬的反共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在戰後與蘇聯結成同盟夥伴的可能性等同於零。

    相較於日本與德國的法西斯陣營，還有蘇聯的共産主義陣營，蔣中正確實也是比較偏嚮英美的自由主義陣營。早在1933年6月，蔣中正就針對中華民國未來的結盟對象做齣瞭以下評估：「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懼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則欲我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無土地之野心。以大體論英美可為與國當以義結之，惟對仇敵則但有自強而已。」

    不過如果把範圍縮小到英國與美國的話，那麼蔣中正是明顯排斥前者親近後者的。畢竟自鴉片戰爭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英國都扮演著列強侵略與瓜分中國領土的主力。除瞭隨處可見的租界外，香港也還被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相對而言，美國不僅沒有侵略過中國，而且還將庚子賠款用來建設清華大學。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蔣中正夫人宋美齡的傢族與美國還有非常特殊親密的曆史淵源。

    而從現實主義的角度齣發，美國本土距離亞洲十分遙遠，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的威脅也永遠無法與蘇聯、日本還有英國相提並論。所以，蔣中正可從30年代開始，就已經期盼美國能夠介入對日抗戰。他之所以在1937年8月將中央軍精銳部隊通通投入上海，就是為瞭引起歐美國傢的注意，讓他們無法繼續置身於中日兩國的衝突之外。

    對於羅斯福總統而言，中國不僅是最有代錶性的亞洲國傢，而且也是一個最有代錶性的反殖民主義國傢。因為有中華民國的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本質上已經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瞭巨大的區彆。沒有人能夠說當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想要與其他列強分贓的帝國主義強權，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被定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反對侵略的正義戰爭。

    羅斯福也正是齣於這樣的考量，纔積極幫助蔣中正爭取聯閤國四強的地位。若非羅斯福的堅持，蔣中正也不可能在邱吉爾與史達林反對的情況下齣席開羅會議。當然，羅斯福也確實是希望中華民國能夠在維持戰後亞洲秩序方麵盡到更多美國所沒有辦法盡到的責任。尤其是美國人在傳統上，都十分排斥在亞洲大陸上與亞洲人作戰。

    美國人想扮演「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想法，倒是為蔣中正所理解。蔣中正曾經在日記中提齣由中華民國齣陸軍，美國齣海空軍共同維持西太平洋秩序的想法。他錶示：「1. 以大陸為國防之基礎；2. 西北為國防之重心，故對海防與海軍應取守勢，並與美國共同閤作，且避免與美有軍備競爭之趨嚮。以我為大陸國，發展方嚮不在海上， 而且亦不能與之競爭，亦無競爭之必要也。」

    假若這樣的理想能夠實現，國共內戰、韓戰與越戰的悲劇都會因為共産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終結而得到避免。隻可惜理想終歸是理想，羅斯福與蔣中正所共同擁有的自由主義亞太夢，還是在現實上遭到瞭無法逾越的挑戰。這個挑戰首先來自於中國整體國力的不足，其次則是來自於美國人民也沒有做好乾預亞太事務的心理準備。

    緻命的「一號作戰」

    最恐懼美國與中華民國在戰後共建亞太秩序的，既不是蘇聯也不是英國，而是日本與。假若在戰爭結束後，擁有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中華民國在美國扶持下成為一個民主統一又富裕的自由國傢，日本不僅將在政治上失去原本亞洲頭號強國的頭銜，同時也還在經濟上淪落為一個三流國傢。從日本的角度齣發，這是比屈辱的戰敗還更難接受的一個現實。

    所以與其讓中華民國成為那個美國在亞洲唯一可以依賴的夥伴，日本不如想辦法嚮美國證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而要證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首先要做的就是讓中華民國就算贏得對日抗戰的勝利，也將要輸掉接下來與之間的內戰。假若中國大陸落入瞭共産黨的手中，美國就必然要選擇日本做為在亞太地區推廣資本主義的夥伴，讓日本人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擔任教授的小代有希子，在其著作《躁動的日本》中錶示日軍於1944年發動「一號作戰」，動員52萬大軍進攻中國戰場的目的並不是要打通大陸交通綫，或者奪取美軍飛行基地那麼簡單而已。其實日本人是有政治上的考量，那就是要瓦解美國與中華民國正在努力推動建立的戰後新秩序，甚至於暗中為共産黨的奪權製造條件。

    由於國軍無力阻止「一號作戰」，羅斯福被迫重新考慮中華民國在對日反攻中扮演的角色。為瞭加速日本的投降並減輕美軍子弟兵的傷亡，他犧牲瞭《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與宗旨，與邱吉爾一起將中華民國與波蘭等東歐國傢的國土齣賣給史達林。假若國軍連日軍的大規模陸上攻勢都無力阻止，那麼中華民國是否具備在戰後與美國共同維護亞太秩序的能力也不禁令人懷疑。

    更嚴重的問題，則是日軍在攻城掠地的同時，受到兵力不足的限製而隻能集中佔領大型城鎮。廣大的鄉村地區與中小型城鎮，則通通交給汪精衛政權的和平建國軍與華北治安軍管理。華北治安軍與和平建國軍在鄉村地區普遍被視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與傀儡看待，既不得人心又士氣低落，於是有瞭在華北與華中擴大「解放區」的大好機會。

    1945年春夏之交，日軍齣於防止盟軍在中國沿海登陸的需求，又主動將主力部隊從內陸各佔領區內的中小型城鎮撤齣，集中到大型城市內。8路軍與新4軍尾隨在日軍之後，對由華北治安軍與和平建國軍，甚至於國民黨遊擊隊掌握的據點發起大規模反攻。到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那一刻，華北、華中與華南地區被共軍「收復」的縣級以上城鎮共有150個。

    8路軍甚至還在蘇聯紅軍的支援下，由日軍與濛古軍手中收復瞭中華民國察哈爾省的省會張傢口。這也令美國政府不得不對給予高度重視。

    羅斯福病逝後繼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Harry）仍是《大西洋憲章》的支持者，他堅決反對英國與法國的殖民勢力在戰後捲土重來。為此，美國政府甚至不惜支持中華民國海軍運用八艘美援軍艦中的四艘接收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

    由盧漢指揮的中國陸軍第1方麵軍，也負責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北緯17度以北地區的受降行動，目的就是要確保法國人不得重新殖民越南、寮國與柬埔寨。美國仍舊將中華民國視為維護戰後秩序的盟友，但是國民政府必須要承認8路軍與新4軍在對日反攻階段取得的成果，並且建立一個包括共産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在內，得以代錶全體中國人民意的聯閤政府。

    走嚮現實主義

    杜魯門當然也知道，的目的不是隻想要一個聯閤政府，而是要建立一個走無産主義人民民主專政路綫的紅色中國。這並非是美國所樂見的情況，因此在日本投降之際，美軍駐華最高司令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曾想方設法的透過空運與海運的方式，協助集中在華中與西南大後方的中央軍嫡係部隊接收沿海的中大型城市。

    抗戰勝利初期，跟著中華民國陸軍突擊總隊第1隊搭乘美軍C-47運輸機前往南京的老傘兵劉正華先生就迴憶，他們一下飛機就遭到埋伏在跑道周邊的新4軍開槍射擊。駐防於明故宮機場的日軍馬上開槍還擊，並且成功壓製住新4軍以後，傘兵弟兄們纔順利進入南京展開接收工作。身為首批重返首都的中央軍軍官之一，劉正華坦承若沒有美軍與日軍的協助，南京恐怕早就已經由接管。

    隻是打完瞭一場在歐洲擊敗納粹德國，在亞洲擊敗瞭日本帝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軍民也已經呈現精疲力盡的狀態。在厭戰情緒高漲的戰後初期，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敢貿然投入一場全球規模的戰爭。所以美國政府雖然反共，但是仍想方設法的避免國共兩軍走嚮全麵衝突，以防止蘇聯最終介入中國的內戰。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被派往中國調停內戰的。

    可惜的是，馬歇爾對共産黨的真麵目所知有限，而且與蔣中正又存在著因「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留下的嫌隙，所以在調停國共兩軍期間做齣瞭許多不利於國軍的安排。再加上抗戰勝利後，就連國軍本身也存在著強烈的厭戰情緒，而且中央政府在淪陷區的接收、裁軍以及貨幣改革的政策上犯下瞭一係列無法挽迴的錯誤，終於讓取得瞭足以推翻國民政府統治的巨大民意。即便美國全力支持國府與作戰，恐怕也難以改變1949年兩岸分裂的悲劇。

    事實上，美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正麵形象，也因為1946年12月爆發的「瀋崇事件」而降到瞭曆史的最低點。麵對由所挑起的空前反美浪潮，身心俱疲的馬歇爾將軍宣告調處失敗離開中國。自此開始，美國放棄瞭一切在亞洲大陸尋求親美盟友的努力，轉而開始扶持日本。日軍在1944年動員52萬人發動的「一號作戰」，終於在此刻為戰後日本迎來瞭勝利的果實。

    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49年初發錶的「塵埃落定」（until the dust settles）論，一直到1950年前半年都還主導著美國的亞太政策。按照原本美國方麵的構想，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綫將隻包括日本、琉球群島與菲律賓，南韓與台灣都被排除在外。可見大陸的淪陷，並不足以讓美國人民産生支持政府積極乾預亞太事務的集體意誌。

    直到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以後，美國人民纔覺悟到對共産主義陣營的百般忍讓不會換到長久的和平。杜魯門也在「誰失去中國」（Loss of China）的譴責聲中對金日成的南侵做齣迴應，同時也派遣第7艦隊協防台灣。然而到瞭這個時候，羅斯福總統生前所提倡的《大西洋憲章》隻被推行瞭一半，因為在反共優先的條件下，美國選擇與法國還有英國等老牌殖民帝國再度結盟。

    無論是在法國壓製越南獨立同盟，還是英國鎮壓馬來亞共産黨的戰後武裝衝突中，美國都選擇瞭與歐洲帝國主義國傢站在一起。雖然美國對法軍與英軍的支持都隻是暫時性的，而且也規定在法國與英國必須在撲滅共産黨的暴亂以後撤齣這些殖民地，然而包括南越的吳廷琰與南韓的樸正熙在內，許多華府在亞洲支持的民族主義者，卻也是不符閤《大西洋憲章》精神的右翼威權主義者。

    吳廷琰與樸正熙在二戰以前都曾經與法國與日本的殖民勢力閤作，前者是天主教徒，後者則是滿洲國軍官。從本質上來看，美國選擇與這兩人結盟已經違背瞭《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過在「他們是狗娘養的，不過是我們的狗娘養的」（Sons of a bitch but our sons of a bitch）的思維下，華府還是選擇嚮現實主義妥協，將反共順序拉抬到瞭第一優先。

    不過，吳廷琰與樸正熙畢竟還是民族主義者，在處理與北越還有朝鮮的關係時未必事事都聽美國擺布。所以到瞭最後，這兩位不聽話的右派領袖都被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軍事政變剷除掉。這又讓人們忍不住懷疑歐洲帝國主義勢力雖然已經瓦解，但是美國這種乾預他國內政，甚至動不動就將殺害盟國領袖的行為是否又遵守瞭羅斯福總統生前推動的《大西洋憲章》？

    台灣的作用

    美國所建立的亞太秩序，還有一個人們所時常遺忘與忽略的特點，那就是同時對與日本實施「雙重圍堵」。曆史學傢麥剋.林德（Michael Lind）在他2007年齣版的《美國式戰略》（The American Way of Strategy）中指齣，此一戰略的最高宗旨便是在阻止蘇聯或在歐洲或者亞洲發展成單一霸權的同時，阻止西德與日本重新發展軍備。

    林德錶示，美軍限製西德與日本的方式，就是以其自二戰時代開始纍積而來的龐大經濟能力去負擔這兩個國傢的防衛政策。換言之，美國陸軍必須要在歐洲同時扮演西德陸軍的角色，美國海軍在亞洲則必須要扮演日本海軍的角色，方能阻止波昂與東京的右翼人士打著反共的旗號重整軍備。而在亞洲的「雙重圍堵」棋盤中，台灣又扮演瞭不可忽視的作用。

    台灣在地理位置上既接近大陸也接近日本，在國際法上為中國領土，但是實際上又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也讓台灣對日本有著其他國傢所沒有的特殊曆史情結。這些特點，都是有利於美國同時對北京與東京實施「雙重圍堵」的模糊地帶。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所擁有的，還不隻是這些美國所需要的模糊地帶。

    蔣中正帶瞭60萬大軍來到台灣，並且在海峽天險與第7艦隊保護下，暫時不用擔心武力進犯復興基地。而在50年代到60年代這段時間，南韓尚未走齣韓戰的陰霾，南越還要麵對越共的造反，隻有在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可以協助美國在亞洲，甚至於全世界各地推行反共戰爭。這也正是為什麼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會選擇在1960年訪問台灣的原因。

    除積極參與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與印尼的反共與顛覆行動外，中華民國還透過世界人民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嚮拉丁美洲、中東與東歐國傢人民輸齣與共産主義對抗的經驗。蘇聯與遭遇到的政治與軍事壓力越大，美國對西德與日本右翼勢力的箝製就越能得心應手。由此可見在冷戰初期的中華民國，真的是美國維持亞太秩序的重要夥伴。

    為瞭維護這個亞太秩序，無論是美國還是中華民國都違背瞭《大西洋憲章》的許多精神。在反共第一的指導原則下，華府與台北不隻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傢相互勾結，而且也重新啓用瞭眾多納粹戰犯與日本帝國的閤作者。不過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於美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島嶼國傢上建立的秩序，也確實帶來瞭經濟上的繁榮。

    綜觀中國大陸、朝鮮、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等亞洲鐵幕國傢的戰後發展，便可以證明《大西洋憲章》所強調的經濟繁榮精神，並沒有辦法在共産主義的土壤中發芽壯大。更不用去提在每一個接受共産黨統治的國傢內，都存在著殘酷的階級鬥爭與政治清洗。在極度貧窮的生活條件下，民眾餓死凍死的情況如司空見慣般的發生，而且還徹底的失去自由與尊嚴，小命也是隨時不保。

    而在美國保護下的自由主義陣營裏，包括日本、南韓與台灣在經濟發展上都取得瞭驚人的成就。哪怕是政變不斷的南韓，老百姓的生活條件一直都維持豐衣足食的狀態。菲律賓雖然後來因為馬可仕的腐敗而沒落，但是在戰後初期也一度是東南亞國傢的經濟霸主。南越在1975年被北越併吞以前，經濟發展也是遠遠的把北越甩在後頭。

    21世紀的挑戰？

    這些都再再證明，美國的亞太秩序雖然存在著缺點，《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也確實沒有被完全實施，但包括日本、南韓與台灣在內的廣大亞洲人民還是因此而受惠。即便不提經濟上的成就，好歹也躲避瞭類似發生在、朝鮮、北越與柬埔寨的共産主義革命。整體而言，這個由美國所建立與主導的亞太秩序還是功大於過的。

    更重要的是，就連原本誓言要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也在60年代末期與70年代初期認知到共産主義無法帶給國傢繁榮的事實。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與蘇聯也因為珍寶島的武裝衝突而成為瞭死敵。目睹到這一切改變的美國前總統尼剋森（Richard M. Nixon），也順勢在1969年發錶瞭《關島宣言》（Guam Doctrine），大幅度調整戰後的亞太政策。

    於是，尼剋森在1972年造訪中國大陸，也齣於讓紅色政權繼續統治中國大陸的需要，徹底改變瞭1949年以來的「一邊倒」政策，開始效法老敵人蔣中正的做法，擁抱起瞭美國的亞太秩序。盡管在政治宣傳上，仍然沒有停止對「美帝」的攻擊，但是周恩來卻多次在私下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談話中，強調《美日安保條約》存在的必要性。

    依照尼剋森的《關島宣言》，將成為美國對抗蘇聯的夥伴，日本也將因此獲得比戰後初期還要更多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台灣的戰略地位則大幅下降，但仍然是美國「雙重圍堵」戰略的重要夥伴。不過為瞭防止與日本聯手再打一場驅逐美國的「大東亞聖戰」，華府故意把釣魚台列嶼的管理權跟著沖繩一起交給瞭日本，好讓北京與東京永遠無法和解。

    此一現實主義的安排，雖然導緻、日本與台灣三方直到今天都還在為瞭釣魚台列嶼是誰的爭論不休，但整體而言對亞太國傢的發展還是功大於過。至少在美國的協助下，成功於1979年打開瞭大陸的大門，慢慢的由原本的計劃經濟轉嚮市場經濟。在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後30年的時間裏，大陸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13億人民也因而得到擺脫貧窮的機會。

    隻是如同日本一樣，對美國秩序的擁抱隻是暫時性，而不是永久性的。做為一個在意識形態上排斥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權，從二戰時代開始就已經把一切與美國的閤作視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北京所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終究還是要撕毀與推翻建立在《大西洋憲章》上的戰後亞太秩序，這也是與中華民國兩者之間存在的最巨大差距。

    更何況，《大西洋憲章》所強調的公海自由航行權，也早就已經成為美國在南海挑戰提供瞭法理上的依據。此一障礙隻要存在，不僅無法建立新的亞太秩序，由原本規則的參與者成為主導者，就連想要實現在其主導下的「民族大一統」都十分睏難。所以最終還是要效法30年代的日本，透過各種手段去衝撞美國在戰後建立的亞洲舊秩序。

    撇開台灣配閤美國執行「雙重圍堵」的任務不說，釣魚台在行政上隸屬於宜蘭縣頭城鎮，南海諸島也是由中華民國在戰後代錶中華民國所接收。假若不讓中華民國徹底走入曆史，就無法讓全世界心服口服的承認其繼承瞭「二戰中國」的地位，更沒有辦法在法理上挑戰美國建立的亞太秩序。因此在解決南海與東海問題前，還是要以終結兩岸的分裂狀態做為挑戰美國遊戲規則的第一步。

    中華民國對日本侵略的頑強抵抗，讓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有瞭介入亞太秩序的機會。然而，中華民國整體國力的不足，還有美國人民對亞太問題的無心參與，卻終究還是導緻瞭1949年大陸的淪陷。所幸還有日本與台澎金馬地區的存在，羅斯福總統的《大西洋憲章》最終得以在亞太地區被實現瞭一半。包含中國大陸在內，亞太地區人民曾經大大的受益於這個美國秩序。

    然而進入瞭21世紀，伴隨著整體政治、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崛起，北京終究無法滿足於在《大西洋憲章》下當老二的地位。如今已經蓄勢待發準備嚮世界證明，自己是亞洲遊戲規則的製定者，不再隻是單純的參與者。由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後所建立，一度獲得全體亞洲人支持與歐洲人接受的戰後亞太秩序終究還是要麵臨北京的挑戰，而中華民國將再度扮演建立這個新秩序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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