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魏至司馬氏晉代時期，文人集團與政治的關係呈現齣由對政治的依附逐漸遠離的趨勢，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盡管有文人集團內部主觀上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曹氏政權和司馬氏政權的高壓政策。
曹魏時期的名士結構明顯的特徵是政治地位上層化。曹魏以後，名士群體的成員結構開始齣現變化，正是名士群體的參與成員的身份，大多為官宦子弟。以夏侯玄為首的名士圈，包含瞭大量曹氏貴戚子弟參與其中，是曹魏功臣後裔互相交遊的重要網絡。因此，說曹魏時期的名士結構與以前的黨錮名士結構相比，呈現齣一種嚮上發展的趨勢，也就是上層化。
一、政治疏離的原因：上層政治集團的高壓
據《三國誌》捲一《武帝紀》注引佚名《曹瞞傳》，曹操之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此在曹操起兵之初，除瞭同姓的曹仁、曹洪之外，夏侯氏的夏侯惇、夏侯淵亦起兵前來相助，可見兩傢關係密切。陳壽在為曹操親族人物立傳時，也是將夏侯氏與曹氏並於一傳，稱為“諸夏侯曹傳”，陳壽雖沒有明言曹操的血緣傢世，但此種作史傳的方式也是可以看齣其心之意的。
夏侯玄之父夏侯尚與魏文帝曹丕亦是交誼深厚，夏侯玄在魏明帝時更可以說是曹魏政權的未來之星。以軍功發跡的夏侯氏，隨著曹氏的發展而發展，其傢族地位也在不斷上升。再加之夏侯玄本人已有明顯的文化身份的某種自覺，將儒傢的綱常禮製與道傢人性自然融為一體。
他一方麵是清談領袖，弘揚《老子》的學說，鼓吹人性自然，同時又是一個十足的禮法之士。而這正是夏侯玄人格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他在當時獲得盛譽的重要原因。如此一來，作為曹氏親族又擁有文化自覺及人格吸引力的夏侯玄，自然能夠成為當時名士群體的領袖人物。
何晏成為曹氏親族的情況則不同於夏侯玄。何晏為漢末大將軍何進之孫，但由於何晏之母尹氏被曹操納為妾室，因此何晏成為曹操的養子，視如己齣，因此可以視為曹氏親族。何晏少有纔華，“明惠若神”，受到養父曹操的喜愛。成年後的何晏飽讀聖賢書，並為《論語》作集解，為《孝經》作注釋，可見其人對於儒傢思想應當具有相當高深的造詣。
同時又尊奉《老子》一書，成為“玄學”的創始人。因此，學識豐富的何晏調和儒道思想，不僅成瞭洛陽士子所景仰的對象，在當時的名士群體當中，也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
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他的妻子是曹魏沛王曹林的孫女，是曹魏的親族。曹魏時期的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賢的上層化趨勢，除瞭反映在核心人物與曹魏皇室有姻親之誼外，也反映到其他成員的身上，他們多半為官宦子弟，或為世傢大族。
王弼屬山陽王氏，是漢末以來名人輩齣的新興士族。漢末時王龔為太尉，龔子王暢即為黨錮名士三君之一，暢孫王粲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無後，奉旨以族兄之子王業為嗣，而王業即是王弼之父。王業承祧王粲，全傢定居洛陽，因此王弼自幼生活於洛陽上層士族文化的環境中，無疑是洛陽上層士族之一員。
阮籍與阮鹹亦齣身官宦之傢，阮籍之父即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阮鹹為阮熙之子，阮瑀之孫，為三世官宦之傢。阮瑀與曹氏父子交情深厚，其族兄弟阮武則與曹魏重臣杜恕、王昶頗有往來，可知陳留阮氏亦是曹魏時期洛陽上層社會的一份子。而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則屬於琅琊王氏，祖父王雄為幽州刺史，父親王渾為涼州刺史，父祖皆任要職。王戎年幼時即齣入曹魏宮廷並受魏明帝的青睞，可見他亦是生活於洛陽上層士族中。
山濤的情形較為復雜，但他與曹魏上層人物亦是有著密切的關聯。山濤之祖山本，嘗舉孝廉，屬於傳經之傢。加之他與河內司馬氏亦有姻親之誼，故亦屬上層士族。《晉書》載：“（山濤）與宣穆後有中錶親。”宣穆後即司馬懿之妻張春華。再，山濤與司馬懿之子司馬師、司馬昭亦頗多交遊。
綜上，曹魏時期的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賢，除瞭劉伶與嚮秀之外，其他諸人要麼是曹魏親族新貴，要麼是洛陽上層貴族子弟，要麼是地方上的富族，且與核心層有關。據此，則完全可以看齣曹魏時期的名士群體的顯著特徵，即上層化，他們本都是政治核心層麵的一個成員，身居要職，參與政事。但是這些名士對於政治，由於曹魏的高壓和司馬氏的屠殺，都錶現齣瞭對政治的一種疏離感。
漢魏之際的上層統治階級，對名士的高壓早在東漢末年就開始瞭。東漢末，太學名士在第一次黨錮後，開始在輿論上相互標榜，並獲得如“三君”、“八俊”等稱號，於是有瞭第二次黨錮之禍。第二次黨錮後，名士群體受到嚴厲打擊，其成員幾乎全部遭到打擊。
後來，黃巾起事、軍閥割據等社會變遷，多數士人已無心事漢，或輾轉流離，或委身大小軍閥之中，如建安七子。其中雖有少數在地方名聲顯著的名士，如韓嵩、劉曄等。但在獻帝在位時期，如同桓、靈之時互相標榜、擁有稱號的名士群體則已不復見。
魏明帝好儒是眾所皆知的，昔“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可以說，魏明帝迫於時局，不得不采取這一策略。因浮華案而被牽連的名士，今可考者有夏侯玄、諸葛誕、鄧颺、劉熙、孫密、衛烈、李勝、何晏、司馬師九人。
另外，由於史籍缺載，在曹魏年間互相標榜稱號的浮華士人團體，在其浮華活動方麵也沒有留下太多紀錄，因而無法詳細說明他們當時的活動情況。但是，從他們的互相題錶而觸怒朝廷來看，他們還是受到瞭打擊，離開瞭政治中心。不過他們並沒有像漢末黨錮之禍中名士那樣丟掉性命，或者流亡，徹底疏離政治，而是靜觀時機，等待機會重迴曹魏的政治舞台，並最終成為引領潮流的正始名士。
魏景初三年，魏明帝曹叡去世，曹芳於次年登位，年僅八歲，由曹爽和司馬懿共同輔政，改元正始。曹爽接手瞭曹魏的政權，這對於太和年間因浮華案而罷退的名士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名士多半與曹爽的關係密切，如夏侯玄為“爽之姑子”，丁謐則曹爽宿與相親，畢軌、李勝皆與曹爽善，而曹爽欲排擠司馬懿，欲立威名於天下，自然也要主動與這些好友接近。
此外，又如夏侯玄在正始初，纍遷散騎常侍、護軍，諸葛誕為禦史中丞尚書，齣為揚州刺史。顯而易見，這些以曹爽為中心的名士們，在正始年間遂成為政治決策中心的主要角色。這種局麵就自覺要求這些正始名士在漢末名教危機之下，再度建立起一個符閤儒傢規範的思想準則。
然而正當正始玄學接近鼎盛時期，正始十年春，司馬懿悍然發動軍事政變，大肆誅殺曹爽、曹羲、曹訓、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桓範、張當等人，更是殘忍地夷其三族。司馬氏這種殺戮，頓時使正始名士集團成員“減半”，可以想見，司馬氏政權在當時的高壓政策達到瞭何種程度，則曹魏像當年獻帝禪魏那樣的禪晉格局已經形成。
不過此時尚能對司馬氏造成威脅的尚有兩位名士領袖，那就是分彆掌兵權的夏侯玄和內握權柄的李豐。夏侯玄已因為曹爽的緣故被抑製，同時他本人已知道局勢難以挽迴，於是從此“不交人事，不畜筆研”，遠離鬥爭的核心。後來司馬懿病逝，夏侯玄深知不能幸免。
夏侯玄的“不交人事，不蓄筆研”，反映瞭當時政治局勢的緊張氛圍，他在此時預感到瞭自己的結局，因此在臨刑之時，做到瞭“顔色不變，舉動自若”。我們從這位當時第一名士的錶現當中無法預知其內心真實想法，但這從一個側麵反映瞭當時士人內心普遍感到的恐慌心態。
因此正始時期的一些“二綫”名士，如竹林七賢中的山濤於事發後即隱身不交世務。又如阮籍本有濟世之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少有的名士。然而，高平陵事變後，阮籍不與世事，亦酣飲為常。
當然，除瞭這兩個人外，另一個麵對這場殺戮反應最為激烈的則是嵇康。嵇康被司馬氏所殺，非常鮮明地反映瞭司馬氏的高壓政策。嵇康之死與孔融之死頗為相似，均是被當政者以冒犯名教而處死。其實以呂安事而被處死，本身連一個漂亮的藉口都不算。
其實早在嵇康寫《與山巨源絕交書》就已經得罪瞭司馬昭，為自己之死種下瞭禍根。嵇康臨刑前，洛陽三韆名太學生曾聯名上書，求司馬昭赦免嵇康，並讓其到太學講學，此事竟然並未獲準，由此也可看齣司馬昭是非殺嵇康不可的瞭。
二、名教之弊的顯現：傳統章句之學失去優勢
曹魏政權傳到瞭曹芳手中，齣現瞭嗣君幼弱，大臣搶奪權力的局麵。為首的兩派勢力展開瞭激烈的爭鬥，使原本獲得的短暫安定又陷入殺戮之中。這當中，許多名士喪命，僥幸存活下來的，也是在司馬氏的高壓政策下，過著違心的日子。
精神的不自由，使他們在行為上齣現放浪不拘、飲酒無度的情況，並且在文學作品中，強烈錶達排斥名教禮法的痛心。從曹魏末年到魏晉禪代的這段時期，對名教的衝擊很大，名教幾乎成瞭許多士人痛聲韃伐的對象。
曹魏的名法之治，不僅在統治階層內部引起激烈的矛盾，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矛盾也很尖銳。魏明帝臨終托孤曹爽與司馬懿，使之輔佐齊王芳，結果造成瞭兩大政團的爭權之戰。
曹爽集團的成員，如前述夏侯玄、諸葛誕、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等人，大多是太和中明帝所罷黜的浮華朋黨，因曹爽之故重返政治舞台。這此正始名士口言玄言，主張以“無所有”的心境，纔能包容天地間的一切眾有，使名教應復歸於自然，以無為、無名來解決有為、有名的紛爭。
然而，他們掌權後，實際的作為卻是與朋黨“共分割洛陽”，“竊取官物”占為私産，竟有壞湯沐地以為産業。可以說這些浮華名士多具雙重人格，即在政治思想上試圖以老子崇尚自然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去剋服單一名法之治的弊端，而在實際政治行動中卻又熱衷於個人及其所屬政治集團的權勢。何晏等人不僅貪圖財富，還乘勢作威作福。
由是觀之，曹爽所用之人，並不全以君國大事為重，反而隨己私欲，使附和者升官，違逆者罷官，讓內外望而生畏，以緻不敢忤逆其意，這種將國事把玩於掌上的行為，如何令人心服。他們排斥傅嘏、盧毓、孫禮等人的做法不引起朝野的不滿。
加之曹爽奢淫無度，假作詔書，早已不將齊王曹芳看在眼裏。曹爽集團這一些奢華濫權的行為，如何可說是忠君愛國？他們之所以防堵司馬懿，隻能說是為瞭鞏固自己所屬集團的權勢。而曹爽重用自己親近之人，壯大集團羽翼，隻能說是君權旁落的結果。可以說曹爽的這種不忠不義，奢華荒淫的行為恰恰給瞭司馬懿一個光明正大的藉口，可以取魏而代之。
魏晉禪代之格局的演進，並不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而是建在血腥屠殺的政變之上的，即所謂的高平陵之變。司馬氏殺戮曹氏族人旁及三族，殺人無數，手段相當殘暴。嘉平三年，司馬師執掌政權，又以“包藏禍心，構圖凶逆”等罪名殺掉李豐、夏侯玄等人，同時廢掉曹芳，改立曹髦為帝。
正元二年，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因起兵淮南被誅殺。司馬昭進位大將軍後，又殺諸葛誕。曹髦欲誅殺司馬昭，反被其禍。司馬昭又立曹奐為傀儡皇帝，完全由司馬氏執掌大權瞭。
總結
曹魏代漢時，即有“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於是假禪讓為攘奪”，當時許多士大夫處世態度是“莫不擇所從，以為全身遠害之計”，加以用人惟纔、刑名為教，使得封建製度下的傳統倫理道德等名教觀念受到衝擊與破壞，尤其是忠君觀念轉為薄弱。
魏晉代禪時，許多曹魏大臣一躍而為司馬氏的新貴，比如何曾、賈充、鍾毓、陳騫、傅嘏、盧毓、陳泰等，這些不一定全都參加司馬氏篡位的陰謀，卻也采取冷眼旁觀的態度，對於君主的廢、弑無動於衷。晉代魏的實現，無疑更大規模地使士大夫的傳統價值陷於崩潰，這毫無疑問對名教的破壞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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