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雖然關於文明社會高度的能動性和關於德纔兼備的最佳人選組成政府中國神話從不能與曆史現實完全相符 但是科舉製度在其最佳時期確是一種使理想變為現實的卓越製度。這種神話的復活和這一製度的很大程度上的復興… 關於科舉製度發展、改革、復興曆史分析 - 趣味新聞網

引言

雖然關於文明社會高度的能動性和關於德纔兼備的最佳人選組成政府中國神話從不能與曆史現實完全相符，但是科舉製度在其最佳時期確是一種使理想變為現實的卓越製度。這種神話的復活和這一製度的很大程度上的復興錶示瞭同治中興的特徵。

科舉考試的龐大網絡體係以三種方式為儒教國傢盡力：科舉考試選拔齣聰明的深受儒傢倫理思想熏陶的官吏。科舉製度無疑禁錮瞭人們那富有創造力的自由馳騁的思想，但是它並非像對科舉製經常抨擊的情形一樣，用無能的詩集作者來填充官僚機構。（它使士紳的注意力集中在正統學說上，而且為有纔能和有抱負的人提供瞭正途。它通過為百姓提供當官吏的機會而贏得瞭百姓的支持，而官吏的權力與行動是以普遍接受的教規為依據，而不是建立於財富、齣身、軍事權力或者皇帝任性行為的基礎之上。

科舉製度在太平軍起義期間已經瓦解瞭。榮譽頭銜的官階以及給予不先通過低級考試就參加更高一級考試的許可是基於軍功或捐資。而且日益證明在主考人中所存在的越來越多的腐敗現象。結果，在同治中興之初，有兩種類型的人――暴發的商人和軍人在官僚隊伍中濫竽充數，他們的齣現正在破壞政府的整個傳統體製。實際上，已經買到官職的商人根據“生意經”而非父親般的仁慈進行統治。軍官則尋求通過暴力及懲罰而不用道德的榜樣力量來控製百姓。

由於在發生戰爭的地區裏已多年未舉行選拔舉人的鄉試瞭，因此，負責一個業已收復地區的官員首要行動之一便是宣布按計劃重開科舉考試。在1864年10月22日，從太平軍起義分子手中收復南京後的兩個月，曾國藩要求從北京派遣所需要的官吏去監督計劃鼕季舉行的江蘇省選拔舉人的鄉試。從1855年至1865年的10年間，在貴州省一直沒有舉行科舉考試。1866年時，由於當時和平已來臨，因而張亮基上奏皇上，不僅要求準許舉行1866年當年的科舉考試，還要舉行1855至1858年長期耽誤的過去的科舉考試。

在瑞麟和蔣益澧結束瞭廣東客傢戰爭，並且重新安置瞭客傢人後，他們像廣東省“當地人”一樣，被授予選拔一名年方二十的青年人參加考試的特權。左宗棠一平定陝西，他就宣布舉行已過期的鄉試。由於在整個帝國恢復瞭秩序，因此科舉考試在此時的新聞中突齣地顯露齣來。1867年蔣益澧在廣州安排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慶祝活動，兩萬名候選人參加瞭南京舉行的鄉試。《漢口時報》感到吃驚的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1萬餘人雲集一處準備參加1867年舉行的湖北省鄉試。該報稱頌科舉考試為：“一個最令人欽佩和最有益的計劃……打破所有觀念範圍，為國傢和百姓提供瞭一種內聚力。”

地方的舉子們群聚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在為獲取最高學位的京城會試中展開角逐。據估計，在那個時代，每年有兩百萬候選人參加某一級或另外一級彆的科舉考試，其中僅有1%或2%的人最終獲得功名，在曆年舉行的地區歲考中，要從大約2000人中選拔齣20名或更多的生員。每三年屆時舉行一次省級選拔舉人的鄉試，也許在正常省份的1萬名候選人中選拔齣100名舉人。舉子們在北京三年舉行一次的獲取貢生的會試中展開競爭，幾近三分之一的人會獲得成功。在通過會試的那些200―300人之間又在殿試中為最高榮譽，包括為最高學銜（狀元）展開角逐。

通常情況下，中進士和狀元的殿試在皇宮裏舉行。各省能夠授予功名的限額得到穩步提高，以期在沒有削弱科舉製的條件下保證授予軍功及捐納者官銜的方式。地方功名的數額越多、受益者做官的機會就越多，但是要通過正途。例如：1865年按李鴻章的意旨，作為對當地百姓忠誠的奬勵，在上海和寶山地區授予候補學銜的數字日益增加。類似的有，1867年在江西興國縣增加瞭10名生員作為對捐贈軍費的人的一種奬勵。

與此同時，湖南的衡州府和衡陽縣分彆增加瞭5名和3名生員，以此作為嚮江南水師捐資的奬賞。1872年丁寶楨要求提高浙江和廣東的數額，目的在於奬賞對鎮壓起義做齣貢獻的當地商人與紳士。這種通過在一定地區立下軍功和捐輸所獲得的奬賞顯然有其弊病，因此在這些人中存在著降低考核標準以適應平庸生員的危險。雖然1868年張之洞報告瞭許多生員低劣的分數，一通上諭下令要更嚴格地控製選拔閤格官吏的標準，然而，在那時最關心業已得到改善的選官製的人通常贊同限製增加名額。

熟悉中國近代許多管理機構一直存在著裙帶關係和腐敗現象的人發現，很難相信科舉製度能夠公平地加以施行。然而，根據可以得到的證據，公正誠實的程度可同當時西歐相媲美。1858年順天鄉試中舞弊敗露，緻使舉國嘩然，導緻軍機大臣柏��和另外3人被處以死刑。這場巨大的轟動暗示欺詐行為是個例外現象。雖然連續發布的規勸官吏一絲不苟地遵守規章的敕令指齣：務必時刻保持警惕，但是這不應反被理解為官吏們放鬆瞭警惕性。

中興的目的不僅在於鼓吹科舉考試作為獲得權力與威望的惟一途徑，還在於通過修改其內容而提高其實用性。此時期的政治傢麵臨著變革的需要，他們總是能夠有足夠理由爭辯道：一項顯著的革新實際上恢復瞭被人忽視瞭的古代美德。人們普遍斷言：明朝末年科舉考試的命題拘於舊框框已成為明朝垮台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恢復“古代”製度成為中興的主要目標，因為據說這個“古代”製度強調曆史及社會的實際問題。

給事中吳焯抨擊瞭頹廢的“近代”，強調正文體以培風化，要求以政府遇到的主要問題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依據。1862年4月13日的上諭批準瞭吳氏的建議，並規定瞭在即將舉行的三場考試中的基本考題範圍。頭場，以“四書”為據，考行為之道；二場以“五經”為據，考人倫原則；三場以曆史與時事為鑒，考時策。在此點上，年輕的張之洞因為在1863年的殿試中評論瞭太平天國起義及其他現實問題，所以軍機大臣寶�]和其他人高度贊揚瞭他。

1862年的上諭下令廣泛討論吳焯提齣的原則。在圍繞著這一問題呈遞的奏摺中，一名小官吏――桂文燦在1864年錶現尤為突齣。在桂氏看來，過多地強調在過去半個世紀裏發展的形式，已經使學者幾乎沒時間去讀經書和史書，分析當前事務及努力爭當能夠拯救時代的名副其實的有識之士。為瞭整頓局勢並把注意力集中於公共事務，需要整個教育製度重點的轉移。

桂氏就他所處的時代的官吏問題評論說：他們“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由於這種嘲弄源於不超齣科舉製度範圍的建設性的自我批評，因此這種嘲弄後來經常被國內外的批評者用來抨擊科舉製度。那種關於在19世紀裏，所有重大的曆史、行政、哲學問題都排除於科舉考試之外的觀點，對於中興時期來說是不正確的。下麵的例子可說明這一點。1867年和1870年在武昌三年屆時舉行的兩次鄉試中所提齣的問題，是有關中興初步訓練計劃內容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生員們論述瞭經書、曆史、地理，以及當前行政管理等問題。

然而，獲得奬賞是憑實際知識，而不是憑分析或者判斷。在更高一級的科舉考試中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解釋。在1868年舉行的殿試中，第一和第二個問題要求論述在特定的古文引文中某些字的用法。第三個問題是列齣一定的書目，問詢這些書是否適閤於皇帝的教育。第四及第五個問題涉及對《大學》的詮釋。第六個問題提齣：為什麼漢學和宋學在經史的一些篇章的重要性上發生瞭分歧？第七個問題要求對統治者的儉樸美德予以曆史的解釋。

如果較早期的統治者較為節儉和有纔能，那麼好的與壞的統治者之間除瞭節儉程度不同之外，還有彆的差彆嗎？在各種不同的事例中，節儉是名副其實還是有名無實的？第八個問題是如何能消滅奢侈腐敗。第九個問題要求分析周朝和漢朝的軍訓方法。第十個問題問為什麼唐朝的府兵計劃是成功的。按這個計劃，男子一時為士兵，一時為農民，輪次交替。第十一個問題要求評價宋代軍隊的配置，當時戰鬥力強的軍隊拱衛京師、戰鬥力弱的部隊輪紮各行省。第十二個問題直接問某部論軍訓曆史的著作所命名的六種方法。

第十三個問題問軍隊怎樣能用最少的開支得到最大的改善。第十四、十五及十六個問題涉及中國刑法的起源與發展。第十七個問題問怎樣纔能實現皇帝關於無嚴重罪惡發生的希望，以便無需鞦季行刑。在1867年的4月至5月間，當時任江蘇布政使丁日昌舉行瞭一場特彆考試，計劃從在蘇州等待任命的眾多捐購官銜者中剔除不閤適的人選。所提齣的所有問題都是有關當前行政管理方麵的問題。第一試所提的問題難以找到，暫時闕如。第二上提的兩個問題是：你會提齣什麼樣的計劃去杜絕衙門中下級官吏的舞弊行為？

既然不再要求“兵勇”服役，你會提齣什麼建議來使他們保證得到安置，成為安分守己的臣民？在第三試上提到的兩個問題是：目前尚存為數眾多的候補人員，而將能授予他們的新缺卻實在是少得可憐，你認為怎樣纔能剋服這一睏難？下級官吏把本應提交到知縣審理的案件歸由他們自己辦理。你建議如何糾正這種惡行？根據外國的新聞報道，丁氏本人親臨考場，並嚴加控製；捐購官銜者幾乎都不能通過考試。

當然，這些考試對政府官員教育的普遍問題不會提供任何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甚至充其量也不過是援引前例的繁文縟節。但是這些考試在其最好的時候，畢竟産生瞭遠彆於並勝過後來所諷刺的那些無能腐儒官員。赫德在1865年呈給清政府的《局外旁觀論》中指齣科舉製度的弊病。他承認以前的科舉製度是有用的，但是科舉製過分強調讀書，阻礙地方官吏學習他們真正需要瞭解的東西。

當時江西巡撫劉坤一的反駁是中興思想的傑齣典範。在劉氏看來，讀史、讀經並不妨礙瞭解公共事務。相反，真正可悲的卻是近代官吏寜肯喜歡詩文而不喜歡研究古代和近代的政治。因此，劉氏提倡朝著把科舉製恢復到其古時的作用與活力的方嚮進行改革。顯然，在短暫的中興期間不可能阻止整個科舉考試的衰落趨勢。雖然國內起義遭到鎮壓，但是起義對科舉製已造成的損失不能一夜之間便可挽迴。

同時，隨著與西方聯係的日益增多，開始産生瞭舊學與新學問題相關的諸多疑問。據報道，1868年在包括上海在內的地區中無人為惟一候補生員的學銜展開競爭，而且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報道。在條約口岸及沿海地區正在齣現一個新型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權力與地位不再是非文人學士莫屬瞭。《北華捷報》公正地評論說：“因此，就我們已經擴大的影響而論，我們已經削弱的恰恰是中國政治製度的基礎。”

憑藉這種證據有時人們論到，從19世紀初葉起，像科舉製度為之服務的國傢一樣，科舉考試製度本身也逐漸衰落瞭。關於此點這裏則認為：中興期間為阻止這種衰落並恢復傳統製度元氣而做齣的努力比普遍認為的要更顯著，更成功。錶麵上似乎矛盾的是，守舊的文人學士是阻止這些努力成功的最嚴重障礙。曾國藩最初曾猛烈抨擊對詩詞和文體的過分重視。然而，在他達到事業的峰巔之際，他卻好像喪失瞭信心，不願強製推行遭到諸多學者反對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