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2020-11-12 08:00:05
【文、圖/選自聯經齣版《如果可以好好說再見》,作者宮下洋一】
洛桑是一個位於巴塞爾和日內瓦之間的湖畔城鎮,距離巴塞爾約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瑞士國內最大型的協助組織「解脫」的法語區總部正坐落在此。在各地區通用語係不同的瑞士,解脫另外還有一個德語區總部位在蘇黎世。
和普萊希剋第一次見麵後的隔天,也就是一月二十二日,我便前往造訪。
「你好!」留著濃密八字鬍的解脫法語區總部董事長傑洛米.索伯(Jerome Sobel,六十三歲)嚮我打招呼,為我開啟瞭大門。他的本業是耳鼻喉科醫師,對他來說,解脫的活動是他的副業。
解脫創立於一九八二年,是全世界第一個協助自殺組織。提起這個組織,就等於在述說關於瑞士協助自殺的歷史。
隨著醫學逐步發展,在普遍認為死亡很遙遠的一九七○年代,由於維生治療的進步,全世界也掀起一場關於「死亡權利」的討論。其中的伏筆就是荷蘭的「波斯特瑪判例」(一九七一年),以及美國的「凱倫.昆蘭案」(一九七五年),這部分的詳情留待後麵章節再說。在對維生治療的批判聲浪日漸高漲的瑞士,也於一九八一年召開瞭「死亡自主權」會議,針對人的臨終方式進行討論。隔年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位有誌之士便共同創立瞭解脫。他們展開瞭一場運動, 將過去醫師擁有的治療決定權等特權交迴患者手中 。具體來說,這是一場賦予「Directives Anticipées」(載明停止維生治療等患者期望的醫療行為的聲明文件)實際效力的運動。
瑞士對於協助自殺並沒有任何「明確規範」,雖然政府在過去數十年來,曾數度針對協助自殺的法製化進行討論,不過每一次都是以失敗收場,於是,協助自殺最後便以鑽現有刑法漏洞的方式被大傢所接受。
到瞭二○○四年,相當於日本醫師會的瑞士醫學科學院(Swiss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以協助末期患者為指導方針,承認瞭協助自殺的行為,但不變的是,這種行為同樣必須在患者「自我負責」的原則下方能進行。 索伯醫師錶示:「 協助自殺最後是由患者本人來執行,這一點和(積極)有很大的差異,因為這當中沒有(以金錢為目的等的)利己動機存在的空間。 」
在絕對尊重患者自我決定的瑞士, 想接受協助自殺的人,必須先成為協助自殺組織的會員。因為如果沒有加入會員、提齣事前聲明書,也就是在重癥或事故發生之前沒有做好最終選擇的聲明,就無法證明是患者當事人的意願。
解脫法語區總部的會員人數共有二四二二五人(二○一六年),其中男性占三十三.三%,女性占六十六.七%。二○一六年接受協助自殺的患者有二一六人,以年齡層來看,最多的是五十一歲以上、未滿七十五歲的人,占瞭五十九%;其次是七十五歲以上,占三十三%,五十歲以下則占八%,而未成年者不得成為會員。另外,德語區總部(包含義大利語區)的會員人數更多,有十萬四二○○人。光是二○一六年,就有七二○位患者透過協助自殺死亡。
解脫不同於尊嚴和生命週期的是,「僅限瑞士當地民眾入會」,不接受外國患者。 因此生命週期的普萊希剋纔會忙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嘆,「如果其他國傢也可以承認協助自殺,我就用不著受理這麼多患者瞭」。
對此,索伯則抱持批判的態度。
「解脫不接受外國患者的原因之一是,這會大幅增加我們的時間和精力成本。 我們擁有兩萬多名會員,這些人是我們最優先的工作項目,假如再接受外國患者,一定會超齣我們的負荷。另一個原因是,如果患者就在瑞士當地,我就可以和熟識的醫師討論、針對診斷報告評估,也可以和患者在傢進行一對一的談話,或是和傢屬共同討論。 這些都可以讓協助自殺的過程進行得更順利。相反的,尊嚴和生命週期卻得遠赴國外進行這些作業。但我的本業就在這裡(耳鼻喉科),所以我不需要做到那種地步。」
解脫採取的協助自殺方式也和其他組織不同,是由患者喝下緻命藥物來結束生命。據說從喝下藥物到死亡,大約需要三十分鐘 ,如果是像普萊希剋以點滴注入高劑量的緻命藥物,則幾十秒內就會斷氣。然而,一般組織似乎不太使用後者的方法。
接著是費用的問題。 解脫的會員年費為四十瑞郎(約四六○○日圓),退休人士則是不到三十五瑞郎(約四○○○日圓)。和對外國患者大開門戶、會員年費需要數韆瑞郎的生命週期和尊嚴相較,費用差距非常大。 「隻要是我們的會員,我們都會免費提供協助自殺的服務。」索伯強調。
當我問到一開始為什麼會踏入這個領域時,他一改平靜的態度,神情瞬間變得嚴肅。
「我當年還在念醫學係的時候,長年深受神經性重癥摺磨的奶奶,曾經要求我幫她結束生命。但我當時還隻是個學生,根本無能為力,隻能眼睜睜看著她受病痛摺磨而無法解脫,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
這段年少的迴憶,後來讓他產生瞭使命感。採訪最後,他像是自言自語般喃喃說道:
「我希望可以在死亡這件事情上提供協助,讓大傢不必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