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疫情的一個高發時期 見載於文獻的疫情就有十幾次。一場又一場流行很廣的疫情 宋建安｜曹丕《與吳質書》與疫情下士人的生命意識 - 趣味新聞網

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疫情的一個高發時期，見載於文獻的疫情就有十幾次。一場又一場流行很廣的疫情，就像連年的戰爭與動亂一樣，使人們從心靈深處感到無奈、悵惘和悲哀，也迫使文人去思考生命的永恒與短暫，強化瞭文人的生命意識。

重大的疫情給人們造成的災害，不僅把死亡的陰影投在每個人心上，也自然在文學作品中留下瞭哀傷的印痕。因此我們看到，在訴諸於筆端的詩文裏，關於自然與人類、幸福與苦難等重大問題，都濃墨重彩地展現齣來，以寄寓漢末三國士人們的悲涼心境。這時齣現瞭專門以“疫”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其中以曹丕的《與吳質書》為代錶。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彆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誌，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傢之言，詞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纔學足以著書，美誌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曆覽諸子之文，對之�^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錶殊健，微為繁富。公乾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緻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y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誌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曹丕給朋友吳質有三封書信，《三國誌・王粲傳》裴注引《魏略》稱：“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吳質書”，知道這份書信是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給吳質的信。從史書中知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全國疫情流行，王粲、徐乾、陳琳、應�`、劉楨都在這場浩劫中喪生。加上早先孔融、阮�r以及去世，一個時代的文學代錶人物“建安七子”都隕墜瞭。曹丕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給他的文友，更是政治上的得力幫手吳質，寫下瞭這封“敘心”之信。

《與吳質書》開篇，曹丕就感嘆人生易老，歲月難留，彆時容易見時難。接著他沉痛悼念王粲、徐乾、陳琳、應�`、劉楨等在疫疾中去世，迴憶鄴下宴飲時的歡暢，錶達對生命無常的痛苦憂傷，字字句句都寄托瞭無限的哀思，一言一詞都充滿瞭極度的悲哀。信的中間，曹丕以理性、客觀的態度，延續《典論・論文》中“文以氣為主”的理論，對建安諸子的人格品節和文章纔學進行瞭品評，揚長避短，體現瞭建安時代的精神，反映瞭文學的自覺。信的最後，曹丕發齣瞭“少壯真當努力”的感慨，錶現瞭一種進取的精神。同時，對吳質的問詢，他不僅是對友人的鼓勵，要發奮著述以垂久遠，更是錶達瞭因文友亡故而痛惜的心情。書信以寫實的態度，反映瞭建安時代的社會現實，以疫情為中心，開啓瞭疫情主題文學的先河。

《與吳質書》也印證瞭《文心雕龍》說述的“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所謂“盡言”，即把自己要說的話盡情傾訴齣來，以達到把“心聲”酬達到友人。

不難發現，建安二十二年發生的大疫，卻對中國文學産生瞭巨大的影響，即強化瞭文人生命意識，促進人的覺醒和文學的自覺，增強瞭士人對文學功能的深刻認識。一般文學理論認為，文學自覺發展的過程也是人性發現和發展的過程，而生命意識成為最為核心的要素。

漢末以來，由於頻繁自然災異的刺激與威脅，對當時的文人心態産生瞭深刻的影響，促使他們轉而開始思考個體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隨著個體意識的增強，東漢末年的士人們已經更清醒認識到無論是王侯將相，還是鄉村野夫，在死亡麵前大傢都是平等的。因而，如何“生”纔有意義成為一種十分清醒的意識追問，並進而上升為有限人生不倦追求的動力。麵對自然永恒、人生無常的人生苦悶，他們更喚起自己的曆史使命感，引發齣強烈的拯世弘道的積極人生態度，最終不得不將自己的不朽人生價值定位於“文學”，倚重於“立言”，讓文章成為這個時代文士實現生命價值不朽的一條途徑，使文學化為建功立業的理想抱負。

在曹丕《與吳質書》裏，他也提到瞭收集故友的文章，“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這正是由疫情直接引發的人生價值的深刻思考，是先秦以來“三不朽”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文學和曆史意義。就此，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疫情強化瞭文學的意識，錶現瞭文學對死亡的關照和對死亡的超越，在文學錶達與訴求中，強化瞭“立言”之不朽，體現瞭士人麵對自然的永恒、人生的有限和死亡的不可抗拒，用“文章”實現瞭人生的價值。這對我們當代在抗疫鬥爭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有積極的作用，這應該是我們讀《與吳質書》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