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 當過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 從兩朝帝師到險遭殺身之禍，翁同龢在甲午戰爭中有多大責任 - 趣味新聞網

翁同��，當過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也是清流派代錶人物。

翁同��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再入軍機，成為帝黨骨乾和軍機重臣，號稱“兩朝帝師，十載樞臣”。他最為後人爭議的錶現，也就是在此期間，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錶現。

清流領袖翁同��

要弄清楚翁同��在甲午戰爭中的錶現，還要迴顧一下甲午戰爭的起因。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確立瞭“開疆拓土”的擴張方針，對於開拓遠東的利益早就摩拳擦掌，這是它想要擴張的必須一步。要想嚮遠東擴張，朝鮮就是它想要進入遠東必須的一塊跳闆，朝鮮是清朝的藩屬國，這與中國利益直接衝突，為瞭爭奪亞洲霸主的位置，中日遲早必有一戰。

翁同��和清流派，是甲午時堅決的主戰派。

從曆史上看，中國擊敗日本，阻止它嚮東亞大陸擴張也有先例可循，在唐朝和明朝，中國都曾派兵挫敗過日本嚮東亞擴張的野心。

那麼到瞭清朝，實力對比又如何呢。

從軍事實力來看，在開戰之前的1884年，曾經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已不復當年之強大，總噸位已經被日本聯閤艦隊超過，日本軍艦都是近幾年下水的新艦，北洋水師從1894年後再也沒有下水過新的軍艦，實力此消彼長，聯閤艦隊已超過瞭北洋水師。

海軍雖然不再領先，實力差距還不算太大，真正有差距的是陸軍。甲午時期的清朝陸軍，裝備並不差，甚至領先於日本陸軍，但在理念、製度等方麵和日軍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他們本質上是手持先進武器的一支舊式軍隊，而日軍已經完成瞭近代化改革。

即使如此，日本對中國也沒有必勝把握，因為中國體量龐大，洋務運動也已進行瞭多時，至少從錶麵上看，清朝的力量強於日本，連西方列強們也都這麼認為。

不論主戰還是主和，似乎都有理由。在沒有正麵決戰之前，清軍和日軍都沒有能擊敗對方的絕對把握，對雙方而言，這都是一場國運之戰。誰勝，則能稱霸東亞，誰敗，則將損失慘重，任人魚肉。

理論上看，翁同��等人主戰，也不能說完全錯誤，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因為堅決主戰的清流派們，他們不瞭解外部局勢，也不瞭解內部情況。清流派擅長的是放言高論，這是傳統諫諍的方式，但在具體操作上，他們卻與實際脫節。

清流派也不是沒有想辦法，10月7日，清流乾將文廷式領銜、38名翰林聯名上瞭一封奏摺，裏麵提齣瞭備倭建議：

“此時倭人得誌，勢將不利於英；法人與其兵謀，德國亦忌。故聞英人頗有藉端與樓開釁之誌，兵船五十餘號盡集南洋。德人亦特厚於我，凡將牟之效力於中國者,其主皆特賞寶星，又任中國購買軍火，藉資禦敵。”

他們認為，隻要給英德

“大約不過二韆萬金上下”

的軍費，就可以

“使伐倭人”

。

實際上，列強都各有自己的算盤，沒有國傢會願意自己去跟日本開戰，這種打算顯得荒唐可笑。

除瞭對國際局勢的無知，還有對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如禮部侍郎誌銳、翰林院編修曾廣均等，他們認為

“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

清流派連自身實力和國際形勢都搞不清楚，哪裏來的勇氣一味主戰？

許多人認為清流領袖翁同��要負主要責任，他是兩朝帝師，權力顯赫，又和李鴻章有宿怨，主戰是他藉以打擊報復李鴻章的手段。

這種看法，是太抬高瞭翁同��個人的影響，又放大瞭他和李鴻章的私怨。

因為，不管有沒有翁同��，清流派也是會堅決主戰的。

清流派的對外主張

翁同��是後清流的領袖，在他之前，前清流的領袖是李鴻藻。清流派的形成，就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禦史和翰林們為瞭對抗政見不閤的洋務派，而擁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領，逐漸形成的一個政治派彆。

他們一貫的對外政治主張，就是堅決反對妥協，一味主戰。

清流派的主戰主張，也並不全部都是錯誤的。

1879年，欽差大臣崇厚在未經朝廷批準的情況下，擅自與沙俄簽訂《裏瓦幾亞條約》，消息傳到北京，“朝野駭然”，對於這份不平等條約，也齣現瞭兩種意見。

李鴻章的主張是批準條約，然後“徐圖補救”，認為如果推翻條約，會留下口實――“若先允後翻，其麯在我”。左宗棠反對批準條約，主張提兵備戰，重新談判，“據理爭迴”。清流派提齣廢約、備戰、重開談判三條建議，認為“和局萬不可破，武備萬不可緩”，最後朝廷支持左宗棠和清流派的意見，派左宗棠率軍嚮伊犁挺近，這就有瞭老帥的“抬棺齣徵”的故事，同時派曾紀澤齣使俄國，進行改約談判。

雖然最後的《伊犁條約》也不是平等的條約，但畢竟爭迴瞭一部分主權，稱得上是外交上的一個勝利，在這次事件裏，清流派有它的功勞。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求戰和求和兩種意見始終在交鋒，清流派還是堅決的求戰派，他們主張增兵，抗擊法國。

可惜戰爭中，後期清軍在取得優勢的情況下，還是簽訂瞭閤約，越南從此脫離瞭清朝的控製。其實當時法國國內動蕩，國際上吃緊，敗相已露，很難再堅持下去，清流派的主戰立場，雖然未必經過審時度勢的縝密分析，卻並沒有錯。

清流派的傳統士大夫身份

從《伊犁條約》、中法戰爭到甲午戰爭，不難看到清流派無一例外堅決主戰，這是由他們傳統士大夫的身份決定的。

清流派是傳統儒傢思想的衛道者，他們崇尚“尊王攘夷”，維護聖人之道。

在儒傢的道德理念裏，“道”是高於現實本身的層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傢傳統理念裏，講究的是尚德不尚險，講究的是修齊治平。

儒傢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現實與儒傢道德有所衝突，那必定是維護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雙方實力對比如何，必須堅持儒傢之道，這是典型的政治正確。

另外，從儒傢理學角度來看，清流派是傳統統治思想的維護者，他們以維護綱常倫理為己任，中國是天朝上國，不可能嚮日本這樣的小國主動低頭，儒傢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不容侵犯，否則就是不尚禮義，不圖人心。

如理學名臣、清流派的精神領袖倭仁就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這是一種唯心的理學思想。

清流派的外交主張，就是對外強硬。這一點，他們不但上疏清議，並且身體力行。如在中法戰爭裏，調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齣任各地海疆會辦的吳大徵、陳寶琛、張佩綸等人都是清流派重要成員，在甲午戰爭中，吳大徵還主動上疏，帶兵請纓齣戰。

“輕言戰爭”的清流派

主戰歸主戰，“輕言戰爭”則是清流派對外主張的通病，這正是儒傢傳統士大夫的通病。不光是清朝，拿明朝來說，崇禎麵對清朝和李自成的內外壓力，有心與皇太極議和或是南遷以避李自成鋒芒，都在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下無疾而終，錯過瞭機會。

清流派也是這樣，他們的主戰言論建立在唯心的儒傢傳統思想上，不瞭解國際局勢，也不清楚自身實力，不是經過對敵我雙方實力的細緻分析而得齣，僅僅因為因為要尊王攘夷就輕率言戰，而不考慮戰爭的實際問題。

清流派的主張，符閤道德倫理觀，愛國忠君，卻不顧現實的實際情況。

在戰事還沒有爆發之前，李鴻章所說

“但令(北洋水師)遊弋北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

，從兩軍實力上看，更加客觀，如果能牽製日軍行動，拖延戰事爆發的時間，不給日軍以迅速開戰的機會，事後來看要更加有利。

對於清流派的主戰，左宗棠認識得很清楚，他說

“惟剛柔之間最宜斟酌，過剛固慮做不到，過柔亦恐瞭不瞭。”

曾國藩也說過：

“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

清流派的另一麵

清流派是有它的時代局限性的，但並不能說清流派就一無可取之處。

清流派不等於保守派，在堅決捍衛儒傢傳統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張就時的。

他們對洋務並不排斥，這和守舊派截然不同。

守舊派的觀點是“道器皆不變”，就是從思想上到行動上都維持之前的形態，對於洋務他們非常抵觸，是洋務運動的反對派。

清流派則不同，他們守道，對器卻沒那麼堅持，認為器是可以選擇的。翁同��本人對洋務持開放態度，他支持郭嵩燾、文祥、左宗棠、張樹生等洋務人士。張佩綸贊成官商閤辦的洋務經濟，陳寶琛、張之洞贊成修築鐵路，吳大徵會辦軍務、整頓軍旅，他們都贊成嚮西方學習。清流派許多人都承認“中國萬不能閉關獨治”。

由於深受儒傢傳統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愛國者。

清流派都飽讀四書五經，講究仁孝、剋己，講究匡時濟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

拿翁同��來說，他仰慕的是範仲淹、顧炎武等人，也仰慕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在他初入仕途時，父親翁心存就教育他要“當讀書砥礪，行嚴己恭以待人，上承國恩，下綿世澤。”翁同��為官清廉、公忠體國，即使對他政治主張持反對態度的人，也難以從這些方麵對他提齣指摘。

輕言戰爭不是清流派的全部，他們也乾瞭不少實事。

如整頓吏治，淘汰冗員，體恤民生、改革司法，清流們對這些問題都曾反復提議，同治年間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光緒年間的鄧州王樹文案等冤案，都是在清流派的奏章下最終得以平反，他們建議皇帝“多召見”、“納直言”，要“敬天剋己、勤政愛民”，在當時的時代來看，這些都是愛國的主張。

甲午戰爭後，清流派受到很大觸動，許多人從戰爭中看清瞭現實，態度開始轉變。

比如翁同��的弟子張謇，也曾是清流健將，在甲午戰爭後，目睹夢想破滅，加入瞭康有為的強學會，此後創辦實業、興辦教育、倡導立憲，成為一名務實派。

同為“翁門六子”的文廷式，也是主戰的代錶人物，戰後改變立場，成為變法派，提齣“變則存，不變則亡”，並因變法遭到通緝。

翁同��本人，則推薦瞭康有為，並在之後為之險遭殺身之禍。

小院之觀

翁同��為代錶的清流派們，在甲午戰爭中迎來瞭曆史上最後一次絕唱，客觀來看，他們對於甲午戰爭的決策起到瞭影響。但甲午之敗原因很多，主戰的不是翁同��一個人，也不僅僅是幾個清流大臣。

當時朝廷內外主戰的意見占多數，慈禧和光緒都是主戰的，翁同��或許能影響光緒，能影響清流們，但他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過是眾多主戰派之一，隻是由於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責任被刻意放大。

甲午之敗實際是整個儒傢意識形態的失敗，刺激到的是所有與之相關的人。沒有參與者能完全撇清關係，翁同��不能，李鴻章不能，光緒不能，慈禧也不能。翁同��本人，沒有那麼大的能量，清流派也背不起那麼大的鍋。

甲午後，在民族危亡的曆史條件下，舊時士大夫已無法承擔起政治變革的主角地位，清流派也就慢慢消失，讓齣瞭政治地位。

正所謂“奈何洋務不爭氣 何必盡責翁同��”

，把戰爭失敗的原因全部歸於翁同��和清流派們頭上，既不公正，也不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