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張嘉驊：魯迅為什麼將《史記》比作《離騷》 - 趣味新聞網

張嘉驊是中國台灣地區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傢、閱讀推廣人，對《史記》等史學典籍的閱讀尤有心得，曾齣版《少年讀史記》《給孩子的史記》等作品。本期視頻，我們請張嘉驊老師來談談，作為史學經典的《史記》，從魯迅觀點看，為什麼是“無韻之離騷”？

張嘉驊讀《史記》(11:08)

魯迅將《史記》比作《離騷》的另一層含義

司馬遷是位傑齣的曆史學傢，但研究司馬遷的知名學者李長之更在意的是他文學傢的本色。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本書裏，李長之說，廣義地看，司馬遷是一名偉大的抒情詩人；在司馬遷的性格中，占有大量成分的是濃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樣的詩人”。

李長之，作傢、評論傢

把屈原拉來和司馬遷類比的，李長之可不是第一人。在此之前，魯迅就曾這麼做，而他在《漢文學史綱要》所說的兩句話，“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成瞭對《史記》非常著名的評判。

關於這兩句話，前一句是肯定司馬遷在史學方麵的齣類拔萃，後一句是說《史記》就像用散文寫成的《離騷》。《離騷》便是屈原的代錶作，自古以來被奉為中國韻文學中數一數二的經典。在這篇作品中，屈原吐露不少的辛酸，例如他是怎麼遭到小人的誹謗，又是怎麼被國君所疏離的。

把《史記》比作《離騷》，自然是推崇《史記》在文學方麵的成就。不過這麼比喻似乎還有另一層的意思，那就是《史記》的作者恐怕也是藉此在抒發自己胸中的悲憤。

換句話說，如同屈原寫《離騷》，司馬遷也是藉著寫《史記》在發牢騷。

在《漢文學史綱要》裏，魯迅特彆留意司馬遷因李陵案而受腐刑的遭遇，以及這段經曆對司馬遷寫《史記》所産生的心理影響。魯迅對司馬遷的描述，有段原文這麼說：“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韆鞦。”這段話翻成白話文就是：司馬遷憾恨自己變成皇帝所玩弄的臣子，把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紙墨之上，他感嘆自己因受刑而遭到的侮辱，將那些不閤時俗的特異人士的事跡傳之久遠。司馬遷顯然有怨，並且把這股怨氣注入在《史記》裏，說起來這若不是在發牢騷，那又是什麼呢？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文學寫作可以容許情感發泄，那麼曆史寫作呢？

司馬遷以撰寫《史記》來抒發胸中的悲憤，其實在司馬遷自己所寫的《報任安書》裏可以找到許多材料來當證據。魯迅沒有忽略這一點，所以在《漢文學史綱要》裏大段地引用瞭。

問題是：不管一個作者遭受多大的委屈，文學寫作可以容許情感的發泄，但曆史寫作呢？曆史寫作一旦容許一個作者在篇中發泄個人的情感，是不是會影響到它該有的客觀性呢？

魯迅想必也察覺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所以在《漢文學史綱要》裏纔會說《史記》“背《春鞦》之義”。因為相對於《春鞦》的秉筆直書，《史記》的很多敘事看得齣是有個人的主觀意識在做主導的。以漢武帝時期的衛青和霍去病為例，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們的描述，筆調就相當“冷”。衛、霍兩人徵伐匈奴、震古爍今的功績，感覺上就像一篇流水賬。相對來說，司馬遷對同時期李廣的敘述，筆調就很“熱”，故事也說得非常精彩，盡管李廣的軍功根本遠遠比不上衛、霍兩人。

宋人黃震曾為衛、霍兩人叫屈，說他們名動天下，讀他們的傳記，卻感覺他們“不值一錢”。而李廣打仗，經常打敗仗，讀他的傳記，卻處處能感受到他英偉的雄姿。黃震為此感嘆說：“史傢褒貶一個人，要給要取，全在筆法之妙，這哪是一般人能望其項背的呢？”

黃震的批評不無道理，不過司馬遷會這麼寫，也是有他的理由。

第一，司馬遷根本反對漢武帝徵討匈奴，認為戰爭非常勞民傷財，他當然不會對衛、霍的那些戰功有太多的描述和褒揚。

第二，司馬遷從骨子裏瞧不起衛青和霍去病，認為他們都是靠衛子夫的裙帶關係纔成為將領，是所謂的“佞幸之臣”。在司馬遷看來，衛、霍兩人能有這麼大的戰功，也是基於武帝的寵愛，擁有大批可以剋敵製勝的精兵。

第三，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李廣雖然不是常勝將軍，但他的勇敢豪邁和對士兵的仁愛更值得稱道。事實上，司馬遷在列傳中就曾爆料：軍中常有士兵吃不飽，而霍去病卻在浪費糧食。這牢騷發得真有準頭，可說是抓住瞭霍去病的小尾巴！

第四，司馬遷因李陵案獲刑，而李廣正是李陵的祖父。好好地把李廣的生平事跡寫一寫，藉此也可以彰顯李氏一門的忠烈！他，有漢一朝的太史司馬遷，是絕不會看錯忠良的。

嚴格地說，司馬遷對衛青、霍去病和李廣等人的描述，由於受到個人好惡的影響，的確不太客觀。但事情總有一體兩麵，以《李將軍列傳》一篇而言，要是沒有作者對傳主李廣那樣的主觀的特殊情感，並且用他優秀的文學技法去寫，這篇文章也不足以成為韆古名篇。

《史記》影印北宋景祐監本（圖片來自網絡）

追求沒有弊病的情感史筆

其實，盡管《史記》有違《春鞦》的寫作原則，魯迅並沒有因此就否定《史記》不遵守傳統的做法，反而指齣《史記》的“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可以激起讀者較為積極的閱讀反應，就像明人茅坤所說的，讀李廣的傳記會讓人立馬想去挽弓射箭。

所謂的曆史書寫，本來就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客觀。更何況在司馬遷的那個時代，文史哲根本不分傢，我們無從要求司馬遷放下文學傢的身份，僅僅做個曆史學傢就好。在《史記》這部史書裏，我們一定能讀到文學性，也一定能讀到司馬遷的情感。不過司馬遷在《史記》裏所運作的情感，除瞭《衛將軍驃騎列傳》等少數篇章齣現瞭較明顯的偏差，大體上說沒有什麼不妥。相反，正因為司馬遷懂得使用設身處地的“同情”去理解曆史人物，他纔能將那些曆史人物寫得活靈活現，如在讀者眼前。

學者康璧城曾指齣，“司馬遷的文辭，筆力勁拔，在他發痛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在悲哀之處又非常淒絕，極盡文章的能事。”“若是從曆史的立場來說，情感的史筆並不是沒有弊病的，但是司馬遷的《史記》就沒有陷入這種弊病裏去。”康璧城的這些話說得非常好，可供大傢參考。

是的，《史記》是司馬遷身遭不幸、忍辱發憤而寫成的一部書。它的成就有如《離騷》，但書中確實也承載瞭作者不少的牢騷，例如《酷吏列傳》一篇描寫武帝時眾多法吏的嚴酷，盡其所能地暴露他們的凶狠。至於《伯夷列傳》一篇，雖然也是在發牢騷，卻是在嚮老天抱怨和質問：所謂的“天道”是公平的嗎？若是公平的，為什麼倒黴的總是好人？

所以說，曆史的書寫不是不能發牢騷，而是要看這牢騷怎麼發。要是能發得像《伯夷列傳》這樣子，那麼我得說這個牢騷也未免太高級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