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發後急劇變化的環境中 一些名校生、留學生乃至工作多年的職場人 考公，為什麼越來越捲？ - 趣味新聞網

新冠疫情暴發後急劇變化的環境中，一些名校生、留學生乃至工作多年的職場人，開始紛紛擁抱體製內的工作。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穩定的飯碗與可自由支配的業餘時間，是比升職加薪更重要的期許。而由這些年輕人助推起來的“考公熱”，也讓公考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

逆周期

與多數同齡人不同，26歲的青年王瑞虎過著一種獨特的規律生活：每天早上8點起床，步行去離傢半小時路程的某培訓機構上自習。 這是一傢全國知名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的分校，地處北京房山區良鄉的鬧市十字路口，擁有幾間可容納幾十人的教室。教室鬧中取靜，平日用作麵授上課培訓。在2022年新冠疫情尚未平復之際，培訓停掉瞭，教室就被用作瞭自習室。

公務員考試錄取率極低，考生要進行長期準備，為瞭通過麵試，幾乎都要報培訓班（圖 | 視覺中國）

王瑞虎通常早上9點來此自習，中午12點吃飯，一小時後繼續，直到晚上6點迴傢，到傢後再學到24點左右。王瑞虎會在上午和下午的自習中，拿齣隨身攜帶的電子設備，上定點開始的網課，學習申論和行測―― 他正在緊張地備考北京市公務員考試 ，筆試原定於3月26日舉行，但因為疫情延後推遲，目前還不知道確切時間。

這在無形中加大瞭備考壓力，王瑞虎當前注重知識點的查漏補缺。“在傢裏自習會待不住，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就來這個自習室瞭。”王瑞虎對本刊說，今年是他第二次“考公”瞭。自習室裏，很多都是跟王瑞虎一樣的青年，他們通常二三十歲，有應屆生，更多的則是有過工作經曆的職場人士，不乏一些已成傢立業、邁入而立之年的中年人。

王瑞虎隻是眾多想要迴到體製內的年輕人中的一員。 2020年以來，“考公熱”持續升溫。 據國傢公務員網站統計，2022年國傢公務員考試（簡稱“國考”）共有212.3萬人通過用人單位資格審查，遠超去年同期，而此次國考共計招錄3.12萬人。以此計算，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68∶1，創曆史新高。

“從我們統計的宏觀數據看，現在很多省份‘省考’的競爭程度，甚至比國考還要激烈。”華圖教育聯席總裁鄭文照對本刊記者錶示，從剛剛推遲的3月份各省聯考來看，有些省份的競爭已超曆史最高水平，比如河南的錄取競爭比為75∶1，雲南高達83.7∶1。“之前國考和省考平均下來可能差不多40∶1，現在已經接近50∶1瞭，這就是當下全國公考的宏觀情況。”

《勝者即是正義》劇照

競爭最激烈的崗位，更是遠超人們的想象，其競爭比達到驚人的20813∶1，可謂“兩萬裏挑一”。 創下這個紀錄的，是西藏阿裏地區郵政管理局一級主任科員及以下一職。從地圖上看，郵政管理局位於西藏阿裏地區的噶爾縣。噶爾縣是西藏18個邊境縣之一，國境綫之外即是剋什米爾地區。西藏自治區郵政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說，考慮到當地條件艱苦，所以在招考時“不限戶籍、不限專業、不限基層工作年限”，“本以為沒有人報名”。而就是這樣零門檻的“三不限”政策，讓距拉薩還有1500公裏遠、平均海拔在4500米的阿裏地區，成瞭2022年的最火“公考地”。

為何“考公”會在近幾年變得如此火爆？鄭文照分析，這與2020年新冠疫情帶來不確定性、國內外形勢變化、宏觀經濟增速放緩有關。 多種因素之下，社會大眾開始重新認識到有一份穩定“編製”的價值。 “‘考公’的大規律就是這樣，經濟社會發展越是具有一定不確定性的時候，‘考公’越會成為熱點。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逆周期的現象。”

2013年8月15日，河南省駐馬店市共有上韆名應屆大學生報名參加當年本省的公務員考試（圖 | 視覺中國）

華圖教育成立於2001年，是我國知名的公考培訓機構，他們最早是做圖書齣版的，後來將主營業務拓展至以職業教育為核心，涵蓋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教師等各類人纔招錄考試培訓業務。鄭文照說， 華圖教育成立以來的21年曆程中，曾經曆過三次規模較大的“考公熱”，都與經濟周期息息相關 。

第一波是在2004年前後，那時正值2003年“非典”疫情過去不久，社會掀起“考公”熱潮，幾乎同一時間，後來占據“考公”培訓市場最多份額的華圖教育與中公教育都進入瞭公務員培訓領域，大獲發展；第二波是在2009年後，當時正值2008年金融危機餘波未平，國考報名人數首次超過百萬，比2005年的報名人數25萬人番瞭4倍，“那一年我們的麵授培訓業務增長400%多，從那之後，業務很快從幾個省份布局到全國”；而第三波熱潮，就是2020年前後到當下瞭。

“它會有一個規律性的波動在裏麵。”鄭文照說，與熱潮對應的則是2015年之後，“雙創”與移動互聯網浪潮興起，加之國傢部委的大部製改革限製瞭報考名額，讓“考公”經曆瞭一個短暫的相對低潮。多位考公培訓業內人士記得，那幾年媒體上最常見的報道是“公務員離職下海”等新聞。比如，《21世紀經濟報道》在2016年8月份就曾梳理統計，2013年以來已有36位“一行三會”官員離職下海。這些專業技術型官員離職後大多轉嚮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任職。

但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之後，新的周期來臨，人們對“穩定”的認知和期許又變得重要起來。 “考公熱”鏡子的另一麵，是互聯網大廠2022年來不時傳來的裁員潮。 在被裁員工的爆料中，離職員工的工牌堆滿一大箱，半層樓的人都走光瞭。一傢互聯網大廠，將被裁員工稱為“同學”，裁員信是“畢業須知”，他們在開頭寫道：“畢業快樂！恭喜您從××順利畢業！感謝一路相伴！”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王瑞虎下決心參加公務員考試之前，曾在北京海澱的某互聯網大廠工作，負責市場和銷售，每晚加班到九十點是常態。他喜歡與人打交道，2018年畢業後進入當時如日中天的互聯網行業，工作一兩年後，很快遇到瞭瓶頸。

“互聯網行業有一個弊端，就是你的升職或待遇提升是要靠不斷地跳槽來換取的，基本上每兩三年就有一次，因為閤同一次基本隻簽三年，而整個過程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第一次遇到瓶頸後，王瑞虎選擇瞭跳槽找工作，但那時躊躇滿誌的他最後苦等三四個月，纔謀得一個新職位。“整個人焦慮得不行，最後找到的工作還不是自己喜歡的。”這讓王瑞虎意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一年多後，他再次在工作中遇到瓶頸，又感到瞭那種壓力。

“如果你想往上走，那你就相當於處在一個無限輪迴的競爭環境中，處於一種永遠‘捲’的狀態。”這一次，王瑞虎覺得纍瞭。2020年疫情暴發後，他開始準備參加公務員考試。

應屆生轉嚮

華圖教育首席研究員劉有珍2010年前後入行，近年來一直研究“考公”的宏觀形勢。他對本刊記者錶示，如果計算省考和國考的總報考人數，其實近些年來一直比較穩定，每年招錄總數在15萬人左右，而報名考生則在650萬上下波動，錄取比例穩定在40∶1至50∶1的區間內。“從公務員公開進行招錄考試以來，它就一直是一個競爭比較激烈的考試。”劉有珍說，“但為什麼這兩年的考試會吸引這麼大的輿論關注？主要還是很多應屆畢業生，甚至是名校生、留學生也開始加入到其中瞭。”

從華圖統計的數據來看，無論國考還是省考，近年來公務員招錄嚮應屆生傾斜的特徵都比較明顯。 國考招錄計劃中，僅麵嚮應屆生招錄的比例由2019年的42%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67%左右。“這是過去多年以來都沒有的。從這兒可以看齣，公務員招考政策開始鼓勵應屆畢業生到基層崗位乾一番事業。”鄭文照說，正常比例應該是應屆與非應屆都在50%上下，波動不超過5%，任何一方都很少會調到60%。但在去年南方某省的事業單位招考中，應屆生招錄的比例甚至高達80%。國考中針對應屆生的範圍也是全麵放寬擇業期內三年的應屆生（2020年、2021年、2022年）都可以考，這意味著，如果加上不限製身份的崗位，應屆生在今年的國考中可報考99%的崗位。

應屆大學生在招聘會上求職。2022年高校畢業人數將迎來1076萬的高峰，就業壓力巨大

鄭文照等業內人士分析，這與新冠疫情之下國傢穩就業的政策息息相關。 受疫情影響，畢業生的求職之路麵臨巨大壓力，因此國傢要通過公務員招考的傾斜，嚮大眾釋放決心和信號。 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一舉創下兩個曆史之最：畢業生人數最多，畢業生人數增量最大。

作為高校擴招的直接結果，應屆生畢業人數在過去十年來一直保持增長，從2010年的631萬增至如今的1076萬，但新冠疫情、經濟增長放緩等不利因素，則加大瞭規模不斷增長的應屆生的就業壓力。一個主要錶現是，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應屆生選擇延遲就業的人越來越多 。據教育部數據，2022年考研報考人數達到457萬人，比去年增加80萬，同比增長21.22%，創曆史新高。考研分數綫也水漲船高，400分以上的考生比比皆是，比如江西財經大學的國際商務專業，2022年就有70多人初試成績在400分以上。“這種‘慢就業’在高校越來越多瞭，讓很多負責就業的老師頭疼。”一名高校輔導員指齣。

另一大錶現是， 作為應屆生中的佼佼者，名校的高纔生、留學生們開始紛紛挺進體製內 。急劇變化的環境中，體製對於名校生、留學生等群體煥發齣巨大的吸引力，包括過去被視為不具備競爭力的鄉鎮公務員、街道辦人員等基層崗位。2020年8月，一則杭州市餘杭區街道辦的招聘錄用公告在網絡上引起關注，其街道辦招錄的8名工作人員，清一色全是清華北大的碩士畢業，而引發諸如“人纔浪費”“大材小用”的大討論。

據清華大學發布的《清華大學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清華大學2021屆簽三方就業畢業生總數為3669人，其中去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人閤計占比為69.9%。也就是說，近七成清華畢業生進瞭體製內――這一總體比例與2016年前持平，但相較於2016年，畢業生選擇國企的比例降低瞭11.8個百分點，去黨政機關的比例由2016年的10.1%增至2021年的15.8%，去事業單位的比例則從25.2%增至30.3%。“在一些‘985’學校，去黨政機關做公務員的比例甚至可以高達18%。”鄭文照說。

急劇變化的時代下，很多年輕人開始選擇“慢就業”或延遲就業

劉有珍對此體會很深。他每年會去各地區、各高校做一些重點講座，普及當年的招考形勢等。2011年，劉有珍去清華大學做講座。那一年，清華校園裏的6000多名應屆生，來聽講座的隻有70 80人，到2020年之後，人數已經上升到數百人。去年底，劉有珍還在北京華圖做瞭一場2022年國考公告解讀，到場的總共100多位學生中，有20多個有留學經曆。這些都讓他這個“80後”很吃驚。

劉有珍2006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當年畢業時周圍同學選擇去做公務員的很少。“甚至最早我們都沒有聽說過還有一個公務員招錄考試”，那時候畢業後去外企，是讓同學們心生羨慕的工作。後來當第一批“90後”走嚮職場時，以互聯網大廠為代錶的民企發展迅速，他們用高薪，讓自己一度成瞭大學生們最愛的雇主； 時間走到2022年，“考公”則成瞭大傢的一個優質選擇 。

“今年的畢業生已經是1999年左右生人瞭。跟我們‘80後’相比，他們可能從小生活在一個相對優渥的環境中，對物質的渴求可能不會那麼強烈。”劉有珍說， 這些年輕人在考慮工作時，物質奬勵與薪水不會是最主要的衡量標準，有些是追求平淡與穩定，有些是真的想去基層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放在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把自己的青春賭上5年、10年到基層去，還是比較少見的”。

《花束般的戀愛》劇照

25歲的劉曉或許算是其中一員。她是來自北京某頂尖高校的法學院應屆生，報名參加瞭今年的國考。劉曉來自山東，父母都是公務員。她擁抱體製的熱情起源於大一暑假，她去西部某貧睏縣支教瞭兩個月，受到觸動。“我印象深刻的是，進齣村莊隻有一座木闆橋，摩托車過都要人下來再推過去，因為那個木闆根本承受不瞭摩托車騎過去的重量。”後來，她也去律所、銀行工作實習過， “的確可以鍛煉我的專業能力，但我覺得很枯燥，幸福感很低” 。

在這個全國知名的法學院，劉曉觀察到，即將畢業的同學們明顯分成兩撥，一撥人去瞭市場化機構，一撥人去瞭公共服務部門。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對於自己的定位都很明確。 “我覺得當公務員跟老百姓打交道，它會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劉曉說。據她瞭解，同校有一個學經管的同學，甚至放棄瞭年薪百萬的工作機會，選擇報考瞭公務員。

而在一些地區，這種變化來得更早。劉有珍至今記得2016年他在遼寜做華圖分校校長時遇到的一位女生，她來自鐵嶺下轄的一個縣，在東北大學就讀。那一年國考，女生考瞭140多分。劉有珍看到分數，又看到女生報考的是一個鐵嶺下轄縣的國稅崗位，就問她：“你分數好高，又是‘985’大學的，怎麼沒想到去北上廣深看看機會？”女生說，父母希望她迴去，她上大學時爸媽也說，“彆考太遠，瀋陽就行”。

後來有一次，劉有珍去鐵嶺齣差，在火車站碰到瞭女生和她母親。當時女生已被國稅部門錄取，筆試、麵試都是第一，她媽媽就帶她去瀋陽買新衣服。劉有珍問她母親：“孩子這麼優秀，你們對她的規劃是什麼，就沒想過讓她去大城市鍛煉一下？”母親的迴答十分理性，讓劉有珍印象深刻：“ 人在哪個地方生活都能獲得幸福，不一定非得去大城市 ，而且我們傢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在縣城，孩子在縣城就挺好的。”

《墊底辣妹》劇照

考試的變化

“準備好瞭就開始吧！”劉曉對男友說，“你記住每個題型都要覆蓋到，因為考官考的時候也不一定按順序來，上次你就一個題型問瞭好多遍。”

“好，考生請聽題。”男友開始瞭提問。

每晚8點，劉曉和男朋友都會像這樣，準時打開電腦視頻，進行模擬麵試。男友發問，劉曉簡單地在紙上做筆記後開始迴答。有關考試、麵試的信息交流已經融入瞭兩人的日常對話，像她書桌上摞起來的《求是》雜誌和《人民日報》一樣，都再自然不過。對於這些對話以及筆尖在草稿紙上的輕微摩擦聲，宿捨室友已習以為常。

劉曉正在緊張地準備報考崗位的麵試。她此前已參加過一次北京市公務員的考試，筆試順利通過。麵試那天，劉曉抽到瞭1號――一個從小到大不管是比賽還是錶演節目她都沒有抽過的順序。麵對5∶1甚至8∶1的麵試淘汰率，她盡力保持鎮定，最後依然沒有通過。

“第一次公務員考試的失敗，讓我體會到這件事的難度比我預想的要高。”劉曉說。她是本科時的優秀畢業生、學院常年的學生乾部，但這些標簽都沒有讓劉曉在公務員選拔中感到更從容，因為競爭者們也同樣優秀。整理好心情後，她投身於下一個中央部委公務員的備考。這一次，她又成功通過瞭筆試，但她很清楚，自己不能鬆懈，還得加倍努力。

2020年8月，北京市朝陽區，某中央事業單位招聘考場上考生在認真答捲（圖 | 人民視覺）

隨著報考人數逐年增多，公務員考試的難度與競爭比居高不下，遠超其他考試。 以考研為例，據教育部數據，2020 2021年，考研錄取率都在29%以上，即使2022年報考人數大漲，錄取率也有24.22%。相比之下，國考近年來動輒2%上下的錄取率，堪稱“韆軍萬馬過獨木橋”。

這種情況下，考試的形式、難度本身也在變化。公務員考試主要分為筆試和麵試，筆試是第一階段，主考行測（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寫作能力測評），筆試過綫後即可參加麵試，最後的選拔會看筆試與麵試相加的綜閤得分。“ 公務員考試可能是國內難度最大的考試之一，第一是因為錄取率低，第二是因為考驗周期很長，筆試加麵試得好幾個月。 ”劉有珍說，行測和申論全國的平均分都在50分上下，但過綫的話至少要120 130分。

“考公熱”之下，考試變化的一大方嚮是愈發精細化與專業化。 比如麵試中，“近些年考題特點會更加偏嚮政府實務，越來越垂直化，會給你齣一些用人單位的情景題，即使你還沒有進入用人單位，但你需要具備的是和用人單位一樣的思考方嚮和專業素養，他們不希望招進來的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白’。”劉有珍說， 意識形態也是考察的重中之重 。

“筆試上，我們也觀察到瞭同樣的趨勢，分類越來越精細。” 鄭文照說，目前在上海、浙江等發達省市，已經齣現瞭專業化的招錄考試，一考就是好幾門，“比如你要考管理學方麵的崗位，可能就要考公共管理方麵的專業知識”。這一類考試發源於上海，前兩年開始擴至浙江，目前還沒有其他地區效仿，但鄭文照覺得，該模式的鋪開推廣是遲早的事。 當前在一些國考和省考中，已經齣現瞭申論的分級命題，會分為省市捲、鄉鎮捲等，同時行政執法崗位的申論也有瞭單獨命題。

《未生》劇照

選材不僅越來越專業化，對學曆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近幾年，我們觀察到，崗位偏嚮招碩士的比例是越來越高，這在以前是很少見的，如果不久後某一天齣現瞭這個崗位要求博士的情況，那麼我也不會感到驚訝。”鄭文照說，公務員考試的大勢將是競爭越來越激烈。劉有珍甚至在這兩年上課時遇到過一個北師大博士，跟他吐槽說自己當年碩士畢業時考上瞭北京市發改委的崗位沒有去，現在博士快畢業瞭想再考，發現考取難度比當年大多瞭。

這種情況下，高校已做齣瞭應對。華圖教育近年來經常跟各大高校閤作，給他們做相關的“定製班”，即針對該校有誌於“考公”、選調學生的專業培訓班，這在過去是沒有的。 “我們接觸瞭很多‘985’‘211’高校就業中心的老師，他們以前未必會把學生‘考公’當作年度就業的重要工作來抓，但現在公務員考試、中央選調生考試已經成為他們的一個重要KPI瞭，甚至各學校之間的競爭指標。” 鄭文照說，不久前，當他們開啓和北京某知名高校的閤作後，另一傢其他地區的知名院校老師徑直找來，說：“我們就要他們那個方案。”

而在一些非知名院校，對“考公”的熱情來得更早。為瞭保障對高校的服務，華圖從去年開始在高校建立綫下體驗店，目前已有100多傢。在選擇入駐的高校時，他們曾調研過哪些高校師生對“考公”的熱情最高，統計瞭報考和錄取人數等數據，結果齣乎意料――某些獨立民辦本科院校學生的“考公”熱情與實力，躋身於最高那一批。

“‘985’‘211’的學生有天然的先發優勢，其實不愁齣路。相比之下，獨立民辦本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就不太好。但是他們又有本科文憑，具備瞭公務員的報考條件，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有性價比的工作。”鄭文照說，很多獨立民辦本科院校對學生“考公”非常重視，會邀請華圖等機構給在校學生做培訓，學生從大二、大三就開始準備“考公”，課程計入學分，最後在考場上展現齣瞭很強的競爭力。 “這可能也是未來的一種趨勢。” 鄭文照說。

“上岸”之後

2022年被推遲的這場考試，是王瑞虎第二次參考瞭。去年，他一邊工作一邊準備，筆試120多分過綫，但在麵試中錶現不佳，最後被刷瞭下來。王瑞虎總結敗因，覺得除瞭第一次麵試沒有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筆試得分也沒有優勢。

於是，他下決心辭掉互聯網行業的工作，專心備考。王瑞虎大學學習管理專業，所報考的崗位也與管理相關。他說，自己之所以下決心辭職報考，也是考慮到競爭激烈。“我畢業好多年瞭，不是應屆生瞭。招考公告一下來，我選來選去就隻有那麼幾個崗位可供我選。”

“現在這樣的全職備考、多次報考的考生越來越多。”鄭文照說，他們發現當前的“考公”已經存在一種“滾雪球”效應：一是因考試的高競爭性，之前考試中沒考上的人，次年會繼續參考，直到考上為止；二是很多考研沒有考上的應屆生，會把全職“考公”當作考研失利後的一條退路，進而報考。 這些都加劇瞭“考公”的競爭性，考生們相互競爭也相互取暖，希望早日“上岸”。

“但我的一個直觀感受是，這些年國考、省考的錄取分數並沒有太多變化，大概在125 135分，但國傢可通過把控申論的閱捲尺度來調控分數。”在鄭文照的記憶中，2021年夏天四川下半年省考過綫分數尤其高，一下子猛增到140分以上。他解釋，這是由於四川是去年下半年為數不多的舉辦瞭省考的省份，導緻全國各地很多人去報考，其中不乏練手者――在過去，各省省考時間由各自擬定，有不少“考霸”流竄各地參加考試，最後擇優選擇錄取單位，造成崗位空缺和資源浪費。從2009年起，各省開始進行“聯考”，統一考試時間，四處遊走的“考霸”不再有瞭。很多人會換一種方式“練手”，這就助推瞭去年四川收分大漲。

（圖 | 視覺中國）

以西藏阿裏地區競爭比20813∶1的郵政崗位為例，一位接近西藏招考係統的相關負責人說， 該崗位無限製的報考門檻，讓很多人都想藉此來練手，纍積正式的考試經驗，以便為後來的考試做準備，即所謂“國考陪考，省考上岸，不行事業單位再戰” 。該負責人還透露，事實上，這個崗位在此前多年都有招考，因為條件艱苦、待遇微薄等原因，很多人即使考上瞭，也待不長久，所以經常空齣編製名額。

西藏阿裏崗位的戲劇性背後，也摺射齣當前公務員崗位一種普遍的局限：與大城市體製外的工作相比，公務員固有其穩定性，但也麵臨著待遇不高、或“安逸”或“艱苦”等因素。那些蜂擁而來的考生，該如何應對這種落差？

王瑞虎說，他仔細權衡過這個問題。“肯定會有落差，主要是待遇上的。但如果你仔細想，考公務員其實是一個長期受益的事，不會像在互聯網企業，每過幾年就要反復經曆一些坎兒。 雖然掙得不多，但我可能會擁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去思考我到底想做什麼、未來想往哪裏走。 當我在企業工作，我甚至沒有時間、精力去考慮這些問題，每天都是加班和競爭。”

一些“上岸”者，的確能感受到公務員工作給自己帶來的變化和思考。 27歲的王晴畢業於武漢某高校英語專業，在傢鄉做鄉鎮公務員已有兩年。談起這個選擇，她提到最多的一個詞是“沒想到”，“我的性格還是比較愛自由的”。

2018年，王晴念大三，原本打算考研，但臨近畢業時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感，再加上感情和傢庭變故，她身心狀態極差，患上瞭抑鬱癥。原定考研的計劃難以繼續，她在狀態稍好之後去某教育機構找瞭一份英語老師的實習，卻因企業中的業績壓力更加崩潰。“我都不知道我怎麼過來的，可能我的生命力真的很頑強吧。”最後在傢人的建議下，她選擇報考公務員，經曆瞭筆試和某機構七天七夜封閉式麵試班的曆練。王晴報考的鄉鎮基層崗位當時計劃錄取4人，她綜閤排名4.5位，沒有入圍，但因第四名體檢沒過，她遞補獲得瞭這份工作。

走上公務員崗位後，王晴和備受抑鬱癥摺磨的自己逐漸和解。 大學時，她跟同學每天聊的是音樂和電影，憧憬大城市的生活，“非常理想化”，但等到真正走上基層崗位，她說自己纔真正瞭解到他人的生活。“我做農業統計的時候，對好幾畝菜地一點感覺都沒有，但當我上街買菜、知道菜價那麼便宜之後，我纔意識到大傢真的很辛苦，我纔知道我以前一直是在享受，真正勞動的人我都沒看到， 現在我感覺和腳下這片土地聯係更深，不再是活在以前的理想泡沫裏瞭。 ”

這份工作沒有巨大的考核壓力，在傢鄉工作也沒有經濟負擔，而諸如給農民落實政府補貼、推進“廁所革命”等任務，則能讓她獲得具體的意義和價值感，王晴感覺自己在逐步好轉。 不過有時候，她也會受睏於工作中的按部就班和空虛苦惱，嘗試過和同樣做公務員的父親溝通，“其實他不太能理解我，他在他的世界裏不會思考這麼多意義，這是他養傢糊口、按部就班做瞭幾十年的工作”。

經過兩年鍛煉後，王晴說，自己對未來想得更清楚瞭，她並沒有打算一直乾公務員，但這份工作讓她明確自己不會選擇大城市。她未來依然想考研深造，之後再去當一名英語老師，她希望享受教書育人的成就感。“當老師你是真的可以發揮影響力，我從小到大也受到瞭很多好老師的鼓勵。”

（本文源自三聯數字刊2022年第15期。文中王瑞虎、劉曉、王晴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