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列紀錄片《一次遠行》通過16個月的跨國拍攝 記錄瞭5位中國青年人的留學生活。一年前 一個赴德留學女孩的一生：關於物理學、癌癥與死亡｜拍攝手記 - 趣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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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在社交平台上偶然認識瞭在加拿大抗癌的留學生Candice，通過她，又認識瞭Kristen周倩儀。她們是同在一個群裏的病友，群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胃癌女性患者。

瞭解到這樣一個群體，我感到熟悉又陌生。她們和我們一樣，有著學業、事業、親情和愛情，可癌癥把她們拖嚮瞭一個孤獨的戰場。我不知道她們會如何看待紀錄片的事，同時，在已經響起的倒計時下，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有勇氣，和她們一起麵對隨時可能到來的疾風驟雨。

當拍攝正式開始後，現實的殘酷底色的確超齣瞭我們的預想。因為倩儀是一個很特彆的存在，她本身的能量，比癌癥患者這個標簽要明亮一萬倍。

倩儀正在台上演唱爵士樂。

她有天生的爵士樂嗓子，曾當過一段時間歌手；25歲，她辭掉廣州的工作，隻身赴德國重讀本科，續寫中學時的物理夢想；留學期間，靠自學補基礎，多個科目獲得滿分，在科研的路上逐步找到方嚮。

就是這樣的她，在沒有傢族遺傳史，也沒有其他明確緻病因素的情況下，確診瞭癌癥晚期。這是讓鏡頭前後所有接觸過倩儀的人，都難以消化的事情。然而倩儀的情緒，比很多她的朋友還要穩定，她很明確，想留下一點什麼。

樂觀堅強，是所有年輕癌癥病人都會收到的安慰和勸誡。但倩儀在努力求醫的同時，對自己和世界無比坦誠。這在Candice徐心儀的身上也能看到，她的年紀比倩儀還小，隻有26歲，但有著一份超越這個年紀的成熟和淡然。

病痛和藥物的摺磨讓倩儀瘦瞭很多。

倩儀有一個社交賬號，叫Frank and I――對，她給肚子裏那個可怕的腫瘤起瞭個名字叫Frank，這很符閤她一貫中二又浪漫的性格。在這裏倩儀寫道，她很想活下去，但“抗癌好似一場蹩腳的勵誌錶演”。它真的會讓人遍體鱗傷――讓愛美的人掉頭發、讓身體插上管子、讓手臂布滿針孔，讓她的心麻木，去打一場明知道一定會輸的仗。

倩儀德國的朋友和我都有這個感受，我們說話有時候會多加留心，不希望說錯瞭什麼會讓倩儀難過。但有一次，在上海看完醫生的那天，我們在一傢本幫菜館排隊等位。她在馬路邊的長凳上一直很安靜，突然她對我說，“我是不是特彆喪？”我說“沒有啊，你一直很堅強”。鏡頭前她確實情緒穩定，偶爾搞笑。不過那一天她脫口而齣，“都是假的。其實我是個很喪的人”。我坐在旁邊，一時間想不齣一句迴應的話。

倩儀在車上小憩。

一個星期後我纔知道，那天上海的醫生沒有給她新的治療方案。對於她來說，門又關閉瞭一扇，而剩下的門不多瞭。這是關於抗癌更真實的寫照。

對一個年輕的癌癥晚期患者，任何安慰的話語其實都是無力甚至虛僞的。因為你明知道，那個她曾想象過的婚禮場景和拿到物理學學位證書的日子，本應在不遠的將來。

倩儀一直在尋找的不是抗爭的決心，而是告彆的勇氣。這也是所有她的傢人和朋友，在努力陪倩儀完成的事。

在德國的最後兩周，疫情之下的萊比锡其實是不允許走傢串戶的，但倩儀的朋友們偷偷為她而聚在一起，不知道吃瞭多少頓飯。

有一個七年的好朋友聽說她就要迴國瞭，立馬從瑞典飛到德國，冒著罰款的風險，越過居傢觀察，當天就見到瞭倩儀。

倩儀與友人小聚後擁抱告彆。

在廣州找Linda和 Bradley夫婦的那天，已經晚上11點瞭，倩儀的胃已經開始不舒服，但她堅持說想再去一下市中心。Linda後來告訴我，那天他們已經感覺到這是倩儀最後一次來找他們，所以她唱瞭David Bowie，是在告彆瞭。

而倩儀傢人的愛，是最難以言錶的。倩儀媽媽其實一直無法接受鏡頭，因為錶麵冷靜的她可能從來就沒有想開過，她隻是一直在做好每一頓飯，片子裏的紅燜肉、燒鵝燒鴨、魚餅，都是倩儀最愛吃的菜；倩儀爸爸的眼睛其實總是紅的，他總會微笑地說，倩儀想拍的，我們都聽她的；弟弟堅守著司機的崗位，姐姐要去哪裏玩一定會帶她去。

弟弟正開車送倩儀去往醫院看病。

“癌癥沒有重新定義我的生命，我還是我，熱愛科學和音樂的我。物理和音樂不會因為癌癥而失去意義。”倩儀一直堅持到瞭最後一刻。她曾錶達過，如果再給她一次機會，她不會企圖改變什麼，甚至是所經曆的癌癥。這是一種乍一聽很難讓人理解的心境，但它讓我想起一個關於造人的傳說：在古羅馬神話中，丟卡利翁和庇娜從頭頂嚮身後扔石頭纔創造瞭人類，“人從此成為堅硬物種，曆盡辛苦，給我們證明我們齣身來曆。”

迴到中國後，倩儀喝到瞭她在德國心心念念的奶茶。

2022年，疫情還沒有結束，戰火在新的土地上蔓延。我們共同感受到瞭那種“似是而非、通稱必然的命運支配”。置身於這樣的時代，或許隻有長久的勇氣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

最後，再一次嚮周倩儀及其傢人朋友、徐心儀和她父母錶達敬意和感謝，謝謝你們給我們的信任和支持。希望大傢記住兩個女孩勇敢的樣子，哪怕是逞強僞裝的，那也是她們最想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