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從低級嚮高級發展的過程中 伴隨著社會有機體處於激烈的變革時期 在清末民初律法中，新舊倫理衝突産生的時代環境 - 趣味新聞網

在人類社會從低級嚮高級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著社會有機體處於激烈的變革時期，倫理秩序與社會穩定時期截然不同，必然存在著新舊社會關係下倫理意識、倫理行為、倫理理論等質的差異。

在每一次震蕩與陣痛之後，新與舊的倫理思想及行為方式將會在多種勢力的鼎足相峙中持續膠著鬥爭。

康雍乾盛世之後，國內的社會矛盾越發激烈，客觀上人們自覺地會調整並創立與曆史責任相適應的社會規則和倫理意識，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不斷侵入與擴張， 更進一步加深強化推助瞭這一意識的發展進程。

因此，通過法律製度的形式強製性地轉變人的意識形態，賦予嶄新倫理權利，規定特定倫理義務，衝擊和動搖舊有的倫理體係大廈， 以力挽狂瀾、扭轉危機局麵，便成為瞭時代的客觀要求。

在近代曆史嬗變過程中，清末民初社會的震蕩與轉摺帶來倫理結構的異質化與法律體係的復雜化、“禮法之爭”話題下掀起的律法“去禮教化”運動與頻發的新舊倫理衝突、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結構內部嚴重失衡與中國傳統倫理秩序固執堅守之間的矛盾、西洋製度倫理的暴力闖入與獨立的華夏民族國傢倫理意識之間的矛盾、權利個性主義倫理與傢族集體主義倫理的矛盾等問題驟生。

通過法律製度的形式重塑倫理秩序規範，便成為時下社會治理不容迴避的客觀要求。

中國殘局：內部社會結構的嚴重失衡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內憂外患相互疊加，幾乎危如纍卵。清王朝的政權，曆經封建社會兩韆餘年的延續，就仿佛一名命入膏肓的年邁之人，曾顯示過旺盛生命力的規範製度及均衡製約的倫理道德，即將步入生命的盡頭。

封建社會雖然“長壽”，但是“氣血兩虧”、垂垂老矣；雖然形體龐大無比，但是其功能卻已經衰弱至極、幾近竭死。

抱殘守缺：農民起義對封建傳統倫理的反叛

從清王朝政權建立初始，麵臨的就是一場場延綿不斷的農民起義軍反抗鬥爭。

從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軍入關，河北三河、昌平、紅山口等處農民起義抗清為開始，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硃一貴農民起義兵敗台灣，曆時近八十年，涉及的地理範圍從北起岫岩，南至兩廣及台灣，中間承接甘陝晉、雲貴川、魯豫鄂閩贛等區域。

起義的原因，除瞭民族矛盾之外，主要是因為連年徵戰，民眾飢啼號寒，苦不堪言。

在起義的人群中，以北方的農民及南方的小手工業者、小市民為主體。他們組織嚴密得當，依山阻河，開墾田地，與清政權進行瞭持續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衝擊瞭封建社會舊有的製度體係與倫理基礎，尤其是“君君臣臣”的社會尊卑貴賤秩序，即“忠君愛國之誠”的倫理序列。

為此，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諭中強調父子君臣的位列職守，他說：“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諭中，他再次重申。

清雍乾嘉道年間，爆發多次農民起義，其中以白蓮教、天地會及天理教的等宗教引領農民起義規模為大。

他們以宗教為“神性加冕”的精神紐帶，以相互周濟為號召，通過建構秘密的政權外社會結構，用擬製血緣的倫理關係，要求參加起義的成員深信篤行地遵從倫理身份、履行倫理義務。

這一時期的起義軍或多或少地都將儒傢的倫理道德吸收為自己的倫理思想或核心教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隻談“孝”、“義”，不論“忠君”，從思想根源上，一方麵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倫理、皇權至上等大傳統持懷疑、否定的態度；

另一方麵，也錶明在傳統倫理世俗流變的過程中，蘊含著反叛、顛覆的抗爭因子。在鹹豐元年（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中，洪秀全把基督教義、儒傢大同思想和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道德主張結閤起來。

曆時三年，從事宗教倫理思想體係建設，撰寫瞭《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許多文章，主張“普天之下皆兄弟”、女子皆為“姐妹之群”的天下平等倫理觀。

這些倫理主張及實施舉措均是對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的蕩滌刷洗；洪仁軒提齣的重商重利等經濟倫理思想主張， 亦是對傳統倫理“重義輕利”觀的局限超越。

因此，“太平天國道德思想的理論意義，在於昭顯瞭以西方倫理道德改造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思想方法，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和道德轉型的發展時代脈搏相一緻。”

太平天國運動直接導緻傳統“皇權至上”政局的改變，中國傳統社會結構逐步失衡。自此，地方督撫勢力擁兵自重，給民生帶來無邊無量的劫難。 維新變法的失敗，更是帝王權威式微的顯現。

在內部危機深重的清廷，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職的有識之士，自覺地承擔重振社會法製與倫理的責任與義務，意識到變革勢在必行。

矯枉過正：資産階級革命對傳統倫理的改造

伴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帝製瓦解其實隻是中國社會發生深層次變化的冰山一角，而在更深邃的意義上是底層社會結構的重組。

在思想領域則體現為傳統儒學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崩潰。袁世凱以愚昧民心為目的的尊孔復古舉動， 徹底使傳統儒傢倫理學說淪落為其復闢帝製工具。

因而，民國初年如何整閤社會秩序、救治法製與倫理的失範遂成為時代要求解決的現實問題。辛亥革命有力地衝擊瞭舊有的封建政治秩序及其倫理秩序， 建立瞭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共和國。

民國建立以後，中國社會處於一個特殊的轉型時期，社會的道德風尚正處在新舊交替階段，舊儒倫理業已就煙，新的道德規範正在建立之中。

民國初年，社會嚴重失序與混亂，政黨之間的競爭帶有朋黨之爭的性質，缺少有序競爭所必需之規範，且連續受到地方割據軍閥政治和其他反動勢力的侵擾，“民族――國傢”權威遲遲未能建立。

伴隨著政治的革舊鼎新，對傳統封建倫理意識形態批判之聲日趨昂烈。在批判封建舊思想、舊道德、舊倫理中一度齣現的“糾枉過正”現象， 社會上甚至齣現瞭衊視法紀、喪失道德、寡廉鮮恥的醜惡行為。

尤其是官吏們道德掃地、無視國運民瘼、公飽私囊、唯上欺民。在轉型變革時期，社會內部結構及社會秩序每起沉屙，救治倫理道德的重任必然迫在眉睫。

因此，盡管步履蹣跚、時日短促，重構中國近代倫理道德文化已成為時代在客觀上要求時人必須肩負的曆史責任。

域外影響：異國文化的強烈衝擊

清朝末年，一直以“華尊夷卑”自居的清王朝在炮聲槍影中經曆瞭史上未有之大變局，西方的堅船利炮及在其背後起到支撐力量的近代化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已經不證自明。

以“三綱五常”為主的傳統倫理，在西方個體權益倫理的參照係下，被尋求民族前途的人們所反思及質疑。他們的觀點與理論，漸次從質疑器物的落後到質疑製度的弊端， 最後落腳在質疑傳統倫理道德的層麵。

自鴉片戰爭後，隨著西力東漸，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倫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不斷深化，其中以律法中的倫理壁壘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

這些衝擊，除瞭某些負麵的破壞作用，也不乏一些正麵啓示。主要錶現在以下方麵：

（一）西方權利倫理學的廣泛傳播

清末民初，最早的西方倫理之微風是由前來布道的傳教士們在中國南方沿海城鎮吹起的，他們通過傳教的方式，嚮中國民眾宣傳西方宗教教義中的倫理觀念。

一些傳教士為瞭使宗教信仰能夠被中國信眾所接受，結閤當時中國的國情特點、雜糅以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倫理學思想，撰寫瞭《賭博明論》、《人心本惡總論》、《孝敬父母》等書籍手冊進行發放。

但是，由於受眾人群狹窄，僅僅在少數宗教信眾中産生影響，並未泛起太大漣漪。後期影響較為廣泛的是德國傳教士花之安撰寫的《自西徂東》。

該書倡導人人平等，尤其是性彆平等，主張一夫一妻，要求嚴禁溺死女嬰、“嚴禁買賣奴婢”等新型的倫理觀念，對於中國傳統的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舊倫理道德造成瞭很大的衝擊。

（二）近代資本主義政治倫理學的衝擊影響

時人在譯介西方近代政治學說時，實際將蘊含其中的倫理思想一同輸入進來，比如自由、平等、博愛，既是倫理規範，也是政治理念，體現在法律上是對於“親親尊尊”、“孝治天下”等立法司法主旨的批判。

在戊戌變法前後，改良派的何啓、鬍禮垣等人開始進行深刻反思並認識到，西方強大昌盛的深層次原因並不是源於“船如何堅、炮如何利”的經濟物質基礎，而是有一整套基於“人人自有之主權”的倫理基礎之上，建起來並運作順暢的法庭、律師製度等國傢立法、司法製度結構體係。

於是産生瞭與“三綱”中所規定的、隸屬與依附在“君、父、夫”陰影下的“臣、子、妻”身份要求迥然不同的、“人人有權”平等的倫理主張；並把“三綱”與“五常”相離析， 言稱如果繼續在倫理道德領域貫徹“三綱”，可將中國化為“蠻貊”，是曆史的後退。

倫理是普遍的社會道德義理，法律是判斷善惡價值的義理化社會規範準則，清末民初社會的普遍群體性倫理淪喪，揚誑抑信， 是傳統法律疲於應對公共倫理人格“荒謬化”缺位管轄的具象性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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