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4/9/2022, 12:06:03 PM
一座城市,一年常住人口能增長的上限有多高?武漢給齣的最新答案是:120萬。
日前公布的《2021年武漢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末武漢全市常住人口達到1364.89萬,較上一年增加瞭120.12萬人。
武漢因此成為北上廣深成渝津之後,全國人口第八多的城市。考慮到天津2021年常住人口較上一年下降瞭13.6萬,跌至1373萬,隻比武漢多齣不到十萬,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今年內武漢常住人口就可能超過天津,躋身全國第七名。
120萬的年增量,是個什麼概念
比排名上升更值得關注的是,120萬這個增量本身,相當於目前已公布人口增量數據的城市中,排名第二的成都到排名第九的南京整整8座城市的人口增長總和。
武漢這一騎絕塵的人口增長是如何做到的?其背後是武漢一座城市的成功,還是隱含著某些趨勢性的城市格局變遷?
首先說明一下,中國的人口數據最權威、最準確的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抽樣調查。像2021年這樣非五非十普通年份的人口數據,主要靠估算,其中具有一定的誤差成分,隻能作為參考。
盡管如此,武漢這120萬的人口增量還是非常驚人的。
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因為2020年的突發疫情而滯留外地的務工者,於2021年重返武漢;2021年9月當地再度放鬆落戶限製,接近“零門檻”;當地齣台針對個人和企業的人纔引進政策及租房購房補貼新規等……其中雖然不乏“後疫情”時期的修復式反彈,也可看齣這些年武漢在搶人方麵有多賣力。
當然,賣力搶人並成績突齣的,不隻有武漢一座城市。像成都(24.5萬)、杭州(23.9萬)等新一綫,以及南昌(18.3萬)、青島(15.1萬)、寜波(12.4萬)鄭州(12.2萬)等強二綫城市,去年的人口錶現都很不錯,增量均超過瞭10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上廣這三座一綫城市2021年總共隻增長瞭7.7萬人。考慮到七普階段(2010年-2020年)北京平均每年增長22.8萬人、上海18.5萬人、廣州59.7萬人,三地一年閤計增長101萬人,2021年的人口增量堪稱微不足道。
不同之處在於,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靠外來人口的流入,戶籍人口方麵2021年減少瞭18.19萬;北京正好反過來,戶籍人口倒是增長瞭4.4萬人,但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2021年全市外來常住人口從839.6萬人降至834.8萬人,減少瞭4.8萬人。
這背後,有不同城市人口、産業政策差異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與城市化不同階段人口的分布聚集特徵有關。
從“發財到廣東”到“京滬大膨脹”
中國的城市化自改革開放後重啓以來,全國的人口流動發生過幾波轉移。
改開初期,伴隨特區的建設,在“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口號的召喚下,齣現瞭百萬民工下廣東的人口遷移浪潮。這期間,受益最多、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莫過於深圳。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時,隻有區區33萬人口,不及北京、上海一個零頭。但到瞭2000年時,深圳人口已經突破瞭700萬,分彆相當於同期北京、上海人口的51.4%、43.5%。
整個九十年代,深圳常住人口增長瞭533.46萬,幾乎是北京、上海人口增量的兩倍。
不過進入新世紀,隨著城市化的加速、産業的轉型升級,擁有更全産業鏈、更多就業機會、戶口含金量也更高的京滬兩市開始發力。21世紀第一個十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過600萬,遠高於同為一綫城市的廣州(275.2萬)、深圳(335.96萬)。
但隨著京滬常住人口在2010年前後雙雙突破2000萬大關,交通擁堵、環境汙染、房價高企等“大城市病”日趨嚴重,兩地政府開始齣手遏製人口的過快增長。
2009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齣將“逐步實施人口調控目標責任製”,並把人口規模調控問題列入北京市2009年和2010年市政府重點辦理的摺子工程。
而上海方麵在2015年底的“十三五”規劃市委全會討論中,也把“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底綫”列為4條底綫之首。《上海市2016年-2040年城市發展總體規劃》更是明確提齣,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必須控製在2500萬以內,2040年控製在2500萬左右。也就是說從2020年到2040年的20年裏,上海人口將幾乎是“零增長”。
通過提高落戶門檻、實施産業疏導這一手硬一手軟的方法,京滬常住人口迅猛增長的勢頭,到2015年左右戛然而止。此後兩地人口總量基本保持瞭穩定,不少年份甚至齣現瞭負增長。
與此同時,同為一綫城市的廣深繼續敞開雙臂,所以從2015年起,兩地年均人口增量雙雙超過40萬,領跑全國。在它們帶領下,七普十年(2010年-2020年),廣東常住人口增長瞭2170萬,是第二名浙江的兩倍還多。
新一綫崛起,城市版“先富帶動後富”
新一綫城市嶄露頭角,始於2017年。
當年2月,武漢打響“搶人大戰”第一槍。之後西安、成都、杭州等城市紛紛跟進,落戶門檻一降再降,補貼標準一升再升……在此種種操作之下,2018年西安戶籍人口增長瞭80多萬,成都、武漢也超過三四十萬。
2021年,隨著武漢、成都、杭州齊齊站上人口增量榜前三名,廣州、深圳雙雙迴落。廣州隻增長瞭7.03萬人,深圳的數據雖然尚未公布,但根據廣東全省去年總共隻增長瞭60.4萬,增量首次低於浙江(後者增長瞭71.7萬人)來推測,深圳人口增幅估計也不會太高。
這標誌著,新一綫城市正式接棒北上廣深,成為人口流動新的主要目的地。
在此期間,一綫城市也不是沒做過努力。比如北京、上海都在2021年適度放寬瞭落戶門檻。但由於“放寬”後的落戶門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仍舊高不可攀,基本都要985大學的應屆生或其他名校的研究生纔行,加之受疫情影響,很多原本在當地打工的勞動力無法返迴復工,所以成效並不明顯。
更重要的還是,一綫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以房價為例,根據智研谘詢公布的2022年3月份全國主要城市住房價格,北上廣深的房屋均價分彆為每平米6.67萬、7.17萬、4.53萬、6.81萬,而成都、武漢、重慶等新一綫城市的價格則分彆隻有1.94萬、2.02萬、1.39萬,隻相當於北上深的三分之一。
所以,當以互聯網為代錶的新興産業在二三綫城市遍地開花,以及各地紛紛推齣“強省會戰略”後,成都、武漢、杭州等新一綫、強二綫城市的性價比便開始凸顯,而這也是人口迅速嚮這些城市集聚的根本原因。
不過仔細分析這幾波遷移大潮的人口來源,還是存在一些差異的。無論是改開之初的“百萬民工下廣東”,還是21世紀頭十年的京滬人口大膨脹,其新增人口皆來自五湖四海。而這一波新一綫、強二綫城市人口的暴漲,更多源於省內人口的轉移。
以成都為例,其所在的四川省2021年僅增長瞭1萬人,而成都的常住人口卻多瞭24.5萬,由此可見成都對全省人口的巨大吸引力。相較2020年末,2021年成都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提高瞭0.29個百分點,達到25.31%,足足四分之一。
同樣的,2021年湖北常住人口增長瞭54.7萬,而武漢則暴漲瞭120萬人。雖然考慮到湖北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的0.88‰,也就是說全省50多萬的新增人口均為外來湧入,但即便扣除這些,武漢仍有60多萬新增人口來自省內其他地市,數量仍高過外省流入。
怎麼看這種人口流動的新趨勢?
個人以為,它一方麵進一步促進瞭本地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麵,也有利於實現人口的區域均衡分布,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堪稱城市版的“先富帶動後富”。
海報設計 祝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