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2022年3月10日韓國大選 保守派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锡悅微勝現執政黨（革新派）候選人李在明 專傢：眼下的韓國，又讓日本嗅到瞭“盟友”的氣息 - 趣味新聞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2022年3月10日韓國大選，保守派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锡悅微勝現執政黨（革新派）候選人李在明，當選韓國總統。

日本對此事的態度是，謹慎地快樂。“快樂”是因為日本輿論裏“反日”的文在寅下台瞭，其所在政黨的候選人未當選。而“謹慎”則是因為，盡管之前把日韓關係的惡化歸咎到文在寅“反日”，那“反文”的尹锡悅上來，如果也不能讓日韓關係嚮日本期待的方嚮“改善”，那還可以期待什麼？

3月10日，尹锡悅在韓國首爾召開記者會。新華社發（李相浩攝）

要“理解”日本的這種心情，就要先來看看日本對韓國的基本態度。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日本將韓國視為“等而下之的盟友”，即主要在美日韓同盟的框架內看待日韓關係，而非單純的日韓雙邊關係。

因為“大日本帝國”曾將朝鮮半島據為殖民地，曆史上對半島的物質掠奪與文化貶損不可勝數。這一方麵決定瞭日本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很難“平等”地對待韓國（這和“韓流”在日本基層流行是兩迴事，並行不悖）。但另一方麵，韓國有反殖民主義反侵略的戰後大義，就讓日本顯得矮瞭一些。所以單純的“日韓雙邊關係”，對日本來說就總有幾分不舒服。

因此，要中間隔著個美國中介，日本纔能找到對韓關係的舒適區。1949年，在美國中介下，兩國簽署瞭《日韓貿易協定》和《關於日韓貿易的財政協定》等一係列協定。後來的邦交正常化進程又極度不順利，曆史認識問題、賠償問題、領土爭議等幾無可能形成共識。直到1965年，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急切希望安頓好日韓關係，日本佐藤榮作政府有強烈的“反共”（中國大陸）意願，而韓國方麵，朝鮮“韆裏馬運動”的經濟發展態勢正在衝擊樸正熙軍政府的閤法性，後者迫切希望加強與日本的經濟交流。美國也勸說日本，所謂“日本的態度事關韓國國民能否實現經濟繁榮”，至此日韓纔簽訂《日韓基本條約》，正式恢復邦交正常化。

樸正熙（資料圖）

不過即使如此，直到1983年中曾根康弘纔成為第一位正式訪韓的日本首相。他還帶去瞭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與軍事閤作項目。日本用經濟優勢換取韓國軍人政府擱置曆史問題的抉擇，也用經濟優勢在戰後重新獲得瞭“高一等”的心理優勢。日韓關係在美日韓冷戰同盟主軸下，采取“政經分離”的策略。這便是戰後日本“理想”的日韓關係，是舒適區。

但是， 在文在寅執政之後，日韓關係的框架齣現瞭“政經閤一”的趨勢，不斷惡化。錶麵上看“惡化”是在文在寅時期發生的，但是顯然有曆史必然性。

韓國雖然獲得瞭獨立，但是日本殖民韓國多年，在韓國的政府、經濟組織、階層關係及地域關係裏，都留下瞭很多負資産。清理這些負資産就必然成為韓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內容。而樸正熙政府恢復韓日邦交，自然是要壓製這些矛盾。當韓國結束軍人政權，進入“民選”政府時代後，這些問題必然會被提齣來。曆史問題不解決清楚，韓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都會陷入瓶頸。

而點燃導火索的恰恰是日本自己。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右翼知識界就著力發展相關理論敘述，宣稱強徵慰安婦問題是中國和韓國要“離間美日同盟”的陰謀，因而要在歐美國傢與中韓打“輿論戰”。日本還將此命名為“曆史戰”。到2013年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曆史戰”也進入瞭日本對外政策。

2015年12月28日，在美國的壓力下，樸槿惠政府與日本簽署《韓日慰安婦協議》，稱雙方就“慰安婦”問題達成“最終、不可逆轉的一緻”，日本嚮韓國政府主導的“和解與治愈基金會”齣資10億日元（約6000萬人民幣），日方還強調這是“人道主義”的“治愈金”，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賠償金”，並由此要求韓國不得再追訴甚至不得批判“強徵慰安婦”問題。

2017年，韓國首爾市在5輛151路公交車上安裝瞭“慰安婦”少女像。設計者稱，希望以這樣的方式提醒民眾勿忘曆史。

這個日本維持“高一等”姿態的協議，自然成為樸槿惠政府終結的原因之一。而作為後任的總統，即使在軍政後的“民選”總統中，文在寅的“進步鬥士”形象也是最突齣的，這也就使得他必須要直接迴應日本的政治態度。

2017年5月一上任，文在寅即告知日本，《韓日慰安婦協議》沒有獲得大多數韓國民眾接受。2018年11月，韓國女性傢庭部宣布解散“和解與治愈基金會”，該協議實際中止。同年10月30日、11月29日，韓國最高法院對日本新日鐵住金（前新日本製鐵）公司和三菱重工在殖民時期強徵朝鮮勞工案，做齣終審判決，勒令被告嚮每位受害者原告分彆賠償1億韓元（約閤8.5萬美元）和8000萬韓元（約閤6.8萬美元）。

日本政府大怒，安倍政府堅稱1965年簽訂的《韓日請求權協定》――簽署者也正好是安倍晉三的叔祖父佐藤榮作――已經“完全、最終”地解決瞭徵用權問題，稱韓國“違背瞭國際法”。根據這個協定，日本嚮韓國提供總計5億美元（含3億美元無償援助和2億美元貸款）的經濟援助，日本政府認為這包含對強徵勞工的賠償。而韓國方麵則認為，協定並未涵蓋受害者與遺屬的個人請償權。

兩邊針對曆史問題的爭論越來越激烈。2019年7月4日，也許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安倍政府突然宣布限製三種半導體等核心零部件對韓齣口，隨後又將韓國從“白色（A類）國傢清單”（貿易優惠國待遇）中刪除，加強對韓國齣口的管製。日方的理由是齣口給韓國的這些材料可用於軍事領域，包括製造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引發日本“不安”。此決定一齣，日本國內輿論氣氛激昂，提前渲染瞭“外交勝利”的空氣。

但韓國並無懼色，文在寅政府立刻在8月宣布，既然日本缺少對韓國的安全信任，那麼同年11月23日到期的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將不再延期。9月6日，首爾與釜山市議會通過條例案，將特定日本企業定義為“戰犯企業”，宣布不再購買其産品。8月25日，韓國在獨島(竹島)高調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日本立刻抗議，自衛隊在國內舉行瞭大規模實彈射擊演習，日本隨後發布2019年度《防衛白皮書》，聲明擁有獨島(竹島)主權。

安倍政府祭齣貿易殺手鐧，韓國不但沒有“倒戈棄甲以禮來降”，反而更加展現強硬態度。日本的製裁對韓國經濟造成瞭一定的不利影響，但韓國由此也積極發展齣瞭産品替代。再加上，當時美國任上的總統是對日本不甚感冒、心心念要與朝鮮發展關係的特朗普。因此，日本也很難通過“美日韓”框架嚮自己心目中“等而下之的盟友”施壓。牌已齣盡，也就隻能把日韓關係惡化的原因全歸結在文在寅“反日”之上，期待韓國政權更迭瞭。

2019年6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闆門店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握手會麵後，跨越軍事分界綫來到朝方一側。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日本輿論對尹锡悅的當選整體是快樂的。韓國還在大選中，日本主流媒體就做瞭好些對尹锡悅年輕支持者的專訪，為之塑造瞭“代錶年輕人的改革者”的形象。

尹锡悅當選後，時事通信社馬上發齣一篇報道，內容上顯見是精心打磨的。首先介紹尹是“與文在寅政權鬥爭的反骨檢察官”，突齣與文的“對立”。接下來介紹尹崇拜丘吉爾，原因是尹曾說過“丘吉爾不對納粹德國妥協，在說服國民的同時突破睏難，恢復瞭自由民主秩序”。這段話接在介紹尹“反文”之後，很難讓人不覺得有所指。最後，報道特意指齣，尹雖然看上去很“威權主義形象”，但是熱愛烹飪，還養瞭貓貓狗狗，是個可愛的男人。

也許還是齣於“客觀”的要求，這篇報道在結尾帶上瞭一句，尹锡悅的傢屬曾涉嫌參與基金公司詐騙案。不過全篇隻字未提尹锡悅在性彆問題上的立場――性彆問題當前也是日本國內的輿論熱點，這樣處理恐怕也是擔心招惹負麵印象。

不過，除瞭性彆問題立場外，尹锡悅的各種發言也的確讓時下比較右傾的日本政府感到“安心”。尹锡悅在競選期間有不少親美和對華強硬的言論，比如稱薩德是韓國內政，還有對朝鮮的“先發製人”打擊論，這些也和岸田文雄的錶態不謀而閤。

此外，尹在非正式場閤的一些發言，也受到日媒的關注。比如他曾在韓美商會座談上，錶示“大部分韓國青年都討厭中國”，“韓國有美日做後盾，和中國的關係纔會好”。 這些話都讓日本感到，韓國還是返迴瞭“韓美日同盟”的框架，這樣日本也可以繼續維持對“等而下之的盟友”的“舒適”心態瞭。

尹锡悅當選後的第二天，與岸田文雄通瞭15分鍾的電話。日本媒體報道的通話成果有兩條：雙方同意嚮著改善韓日關係的目標努力；雙方確認瞭在朝鮮相關問題上的緊密閤作的方針。雖然是套話，但輿論“氣氛”是樂觀的。

但另一方麵，還是有穩健的媒體與專傢呼喚更為謹慎的態度，認為日韓關係與韓國對日政策不會因為政權更替就立刻發生大轉嚮。理由在於，尹锡悅隻是微勝，且大選錶現齣瞭明顯的陣營對立，60歲以上多保守派，支持尹，40-60歲層偏嚮更新，支持共同民主黨。而18-40歲的搖擺群體，雖然成為尹锡悅勝選的關鍵，但更多地隻是情感上追求“政權更替”，而李在明是缺乏“新鮮感”的政壇老麵孔，政策也無法與文在寅顯著拉開，不如尹锡悅有“刺激性”，因而略敗。

對日本而言，還有一層變數是，文在寅執政末期仍然有較高的支持率（保持35-40%，相比之前，太早的沒有參考性，盧武鉉是20%，李明博5%，樸槿惠就不說瞭），加上國民之力是國會少數黨，且韓國沒有政府首腦可以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機製。因此，尹锡悅政府至少在兩年的時間內都要維持這個“跛腳”姿勢。

當然，日本媒體最直接關心的議題，還是尹锡悅會不會“清算”所謂“親華反日”的文在寅。一方麵，的確右翼媒體都對此興緻勃勃，十分期待。但另一方麵專傢尚能保持理智分析。他們普遍認為，尹锡悅作為一個弱黨總統，而且在選舉中麵臨民意分裂，隻是微勝。且文在寅支持率尚好，如果立刻進行露骨的政治“清算”，那麼不要說本來就傾嚮共同民主黨的革新派瞭，連年輕的搖擺層恐怕都會疏離政府瞭。

文在寅（新華網資料圖）

這個又是給日本國內的激情澆瞭澆冷水。實際上，我們客觀來看，日本國內隻是對尹锡悅本人的“反文”“親美”“反華”的形象寄予瞭厚望，卻幾乎沒有看到有輿論指齣，在接下來的日韓關係“改善”中，日本能夠給韓國什麼：

是更多的經濟援助與閤作？是曆史認識上的反思？是領土爭端上的讓步？是轉變國內右翼的“反韓”輿論？還是給韓國這個“盟友”更多的尊重？

這些如果都沒有，隻是盼著美國來施壓，或是盼著尹锡悅是第二個樸槿惠，這對日本而言，未免顯得過於“從心所欲”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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