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和納粹的罪惡罄竹難書令人發指 他們對無辜百姓的暴行已經被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如果現在還有人為法西斯招魂或者支持老的、新的納粹 37年日軍踐踏杭州，60萬人降至10萬淪為死城，幸有一“世外桃源” - 趣味新聞網

法西斯和納粹的罪惡罄竹難書令人發指，他們對無辜百姓的暴行已經被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如果現在還有人為法西斯招魂或者支持老的、新的納粹，就是對人類文明的背叛。

法西斯的殘暴甚至讓曾經支持他們的人覺醒，納粹黨徒辛德勒就是其中之一。辛德勒無力反抗納粹，便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下1000多名猶太人。

辛德勒傾傢蕩産賄賂納粹官員，以生産軍火的名義將這些猶太人置於自己保護下，一直堅持到戰爭結束，使他們免於被送進死亡集中營。在辛德勒身上，我們看到瞭人性的光輝。

比起德國納粹，日本法西斯在殘暴方麵隻有過之而無不及。1937年底的杭州，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撤離，已經變成一座不設防城市。錢江大橋被國民黨軍隊自行炸斷，使杭州市民最後一絲希望也破滅瞭。

淞滬會戰失敗後，杭州已經在11月和12月組織過兩次大疏散，南京大屠殺的消息傳播到杭州，進一步加劇瞭杭州市民的恐懼，紛紛逃齣這座即將被日軍占領的城市。

人口從平時的60萬下降到不足10萬，剩下的人或者故土難離，或者無力遠行。當國傢沒有能力抵禦外敵時，小民便是侵略者砧闆上的魚肉，隻能聽天由命。

12月24日清晨，日軍鐵蹄分三路踐踏入杭州，這座古都變成瞭一座死城。有人留下瞭這樣的詞句： “杭州城內萬戶闔然，行人絕跡，街巷通衢，滿布防禦品。而西子湖上畫舫笙舟，亦盡沉水底……”

日軍沒有像在南京那樣大肆屠殺，但整個城市的生殺大權操弄在日本兵的手上，他們對待中國人如同牲畜一般，可以隨意搶劫、奸淫、放火、殺害。這一切不需要任何理由，完全是齣於他們的野蠻和暴虐。

在杭州近郊的喬司鎮，日軍屠殺瞭1300多名群眾，史稱“喬司大屠殺”。在午潮山，日軍又集中屠殺瞭手無寸鐵的400多名無辜群眾，“午潮山慘案”。

據戰後的調研報告： 抗戰期間，杭州全市傷亡近5.5萬人，其中緻死31859人；因強奸緻死、緻傷的婦女，共達2500人；全市房屋被毀纍計達22萬多間，其中城區毀損房屋為28018間。

諾大的杭州城幾乎沒有一塊中國人的安全之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曆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卻給很多中國人帶來瞭一綫生機。洋人在中國有特權，日本侵略者不願意引起列強乾涉，沒有侵犯列強們的産業，故而保留下幾塊小小的安全區。

正因為如此，杭州纔有機會湧現齣類似“辛德勒”這樣的義士，庇護中國民眾免遭日軍侵略軍的毒手。據統計，杭州“辛德勒”至少收留拯救瞭2.5萬名難民。

日軍剛剛進城的幾天最為混亂，日本兵肆意劫掠殺戮，毫無軍紀可言，很多杭州市民為瞭躲避暴行，紛紛逃嚮外國人開設的醫院、學校和宗教場所。

其中包括英國人開辦的廣濟醫院、法國人開辦的仁愛和仁濟醫院、教會辦的蕙蘭中學和弘道女中、基督教青年會和天主堂等等。由於日本人普遍信佛，靈隱寺等佛廟也有幸未遭襲擾，成為中國民眾的避難所。

蕙蘭中學是當時城裏最大的避難所，時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葛烈騰。這位美國人的性格就像他給自己取的中國名字一樣，充滿著升騰的烈焰，毅然站在狂暴的日本侵略者麵前。

蕙蘭中學是教會齣資興辦的學校，現在已經改名杭州二中。由於日軍空襲杭州，蕙蘭中學已經在11月份遷往城外，葛烈騰與幾名職員留下來守護校內財産。

沒想到，空蕩蕩的校園由此成為一個避難所，庇護瞭1萬多名落難婦女，養活2000多名戰爭孤兒。當杭州城被嚴密封鎖，許多傢庭瀕臨斷糧的情況下，葛烈騰校長想盡辦法弄來糧食，救助瞭5000多戶傢庭。

瞿恭生是蕙蘭中學附近的米店老闆，日軍進城後，他的幾個孩子都躲進蕙蘭中學。葛烈騰校長嚮瞿老闆買米，隨著難民數量急劇增長，買米的花費日益增加，瞿老闆見學校的經費越來越緊張，便主動捐米捐錢，幫助學校渡過難關。

葛烈騰校長大為感動，專門在學校圖書館前給瞿老闆拍瞭一張全身照，作為對義舉的感謝。這張照片也成為瞿老闆生前唯一的照片，80多年後，瞿恭生的孫子把這張珍貴的照片拿齣來，以錶達對葛烈騰校長的感激之情。

1944年，葛烈騰校長寫下一本迴憶錄《HeavenBelow》，中文名《人間世》，詳細記錄瞭他在抗戰期間的所見所聞，並伴有一萬多張老照片，是一本曆史價值極高的文獻，能與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拉貝日記》相比肩。

“在蕙蘭學校的校園裏，有好幾種不同的救濟工作還在繼續進行著，並且每天都在擴大，我們的重點越來越放在對兒童的照顧上。昨天我發現街上躺著一個大約16歲左右的孩子，已經餓昏過去瞭，他6歲的弟弟坐在一邊哭。

一大群人帶著憐憫的神情在一旁圍觀，但是沒法幫助他。他們連自己都吃不飽。當然，我不得不把這兩個孩子帶到瞭學校。另一個患病的5歲小孤兒在街上乞討，也被我們接收瞭。”

這些是葛烈騰校長的迴憶，他竭盡所能地幫助絕境中的中國人，尤其是婦女和孩子。這位美國人摒棄瞭種族、貧賤等世俗觀念，他的良知挽救瞭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值得中國人民永遠銘記。

在蘇達立院長的自傳《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裏，通過他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記錄下日軍所犯的纍纍罪行，嚮全世界揭露瞭他們的野蠻和嗜殺。

總乾事田浩徵還是一名大律師，在杭州享有聲譽。在他的主持下，廣濟醫院在淪陷後仍堅持醫治中國傷兵，犧牲戰士的後事也得以妥善安置。直到1939年6月，田浩徵纔把最後一批傷兵轉移走，沒有落入日本人之手。

蘇達立院長是劍橋畢業的醫學博士，也是紅十字會的秘書長，不僅親自醫治、救助瞭許多傷兵，還率紅十字醫療隊深入喬司等被日軍屠殺的地區。

蘇達立院長發現在沒有外僑居住的小村鎮，日軍完全像野獸一樣殘忍，肆無忌憚地屠殺中國百姓，甚至毫不掩飾他們的罪行，隻留下滿地的死屍和廢墟。

在蘇達立院長的自傳《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裏，通過他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記錄下日軍所犯的纍纍罪行，嚮全世界揭露瞭他們的野蠻和嗜殺。

杭州即將淪陷時，蘇達立院長是有機會撤離的，國民政府準備瞭專車供英美法等國人士離開，但蘇達立院長齣於醫生的責任心，以及紅十字會的理念，堅持留在廣濟醫院。

日軍殺入杭州城，到處都是哭喊聲和求救聲，蘇達立撇下院內工作，帶著紅十字救護車，奔走於杭州街頭，到處扶傷救難，利用自己的身份搶救下很多中國人，即使麵對日本侵略軍也毫不退縮。

1939年傷員救治工作暫時結束後，蘇達立院長啓程迴英國探親，沒過多久便告彆妻兒，孤身一人返迴中國，與田浩徵共同主持廣濟醫院，救治更多的中國難民。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將占領區內西方人統統列為敵人，蘇達立院長更是被以“醫治中國傷兵”的罪名送進集中營，廣濟醫院也被日軍強行徵用。

1945年抗戰勝利，蘇達立重獲自由並再次擔任廣濟醫院的院長，繼續為杭州市民服務。解放後，蘇達立在1952年將廣濟醫院完整地交給人民政府，自己返迴瞭英國，後又到香港行醫，心裏始終牽掛著中國人民。

田浩徵選擇留在祖國，為新生的人民政權服務，這次告彆即是永久，但他們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蘇達立與田浩徵兩位義士分彆於1970年和1968年去世，田浩徵之孫田建鈞正在聯係蘇達立的外孫，還有當年很多義士的後代，以緬懷先輩們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

除瞭葛烈騰、蘇達立、田浩徵以外，之江大學的明思德校長、仁愛醫院的梅占魁、瑪瑙寺的主持本性、玉皇山收容所的李理山、紅十字會的司庫萬剋禮、高會督等人，都參與瞭救助杭州難民的行動。

在那段黑暗的歲月裏，杭州的“辛德勒”們用自己的身軀為中國難民們點亮瞭一絲光明。對於每一個接受庇護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就是生存的希望。

納粹和法西斯為什麼遭到全人類的痛恨？因為他們泯滅瞭良知和人性中善的一麵，卻無限放大瞭惡的一麵。任何為瞭政治目的而縱容納粹思想的行為，都將受到曆史的審判和懲罰。

幸運的是，即使在法西斯的殘酷統治下，始終有人堅持內心的善良，不計迴報地拯救生命。“辛德勒”不止德國有，南京、杭州也有，還存在於更多的地方，隻是暫時不為人所知，發掘他們的事跡，讓世人牢記那段曆史以及人性中的光輝，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