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 5/14/2022, 7:57:05 PM
今年10月7日,來自非洲坦桑尼亞的作傢兼評論傢阿蔔杜勒紮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之後陸續揭曉的布剋奬、法國龔古爾奬、美國國傢圖書奬等重要奬項的獲得者都與非洲文學相關,使得非洲文學在今年成為被全球文學界熱議的對象。
古爾納的作品此前並未推齣過中文版,隻有零星的短篇被翻譯過。11月初,上海譯文齣版社宣布取得瞭古爾納十部作品的中文簡體翻譯版權,包括《離彆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 1987)、《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多蒂》(Dottie 1990)、《天堂》(Paradise 1994)、《贊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 1996)、《海邊故事》(By The Sea 2001)、《遺棄》(Desertion 2005)、《最後的禮物》(The Last Gift 2011)、《礫心》(Gravel Heart 2017)、《來世》(Afterlives 2020)(中文書名為暫定)。
時隔兩個月後的12月7日,位於英國倫敦的古爾納收到瞭來自諾奬委員會寄齣的奬牌與證書,與去年因疫情而決定不在現場舉辦授奬儀式一樣,今年獲奬者在各自城市獲頒奬牌、證書並發錶綫上演講。古爾納的演講題目為“盡享寫作”,他迴憶瞭少年時寫作以及遷移到英國之後的寫作的不同以及共同的樂趣,而後者所包含的對非洲形象敘述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是他最為重視的。下麵為大傢帶來此演講的主要內容選譯。
演講 / 盡享寫作
原文版權: THE NOBEL FOUNDATION 2021
寫作總是令我愉悅。曾經,即使是一名身在學校的男孩,我也無比期待課程錶能留齣時間讓自己寫故事,或跟隨老師去做一些感興趣的事情。然後,每個人都會陷入沉靜之中,靠在學習桌上,從記憶和想象中檢索值得書寫的東西。雖然,在那些年的努力寫作中,並沒有特彆值得留念的細節,沒有想再次迴憶的難忘經曆,也沒有錶達過任何強烈的意見或不滿。當然,這些努力也不需要任何其他讀者,也並非為瞭迎閤那位提高我們寫作技能而進行練習的老師。我的寫作是因為我被自我驅動著寫作,更因為我在練習寫作中找到瞭某種樂趣。
多年後,當我自己也成為一名學校老師時,我卻有瞭相反的經曆,當時我坐在安靜的教室裏,而學生們則專心做著課堂作業。這讓我想起瞭D.H.勞倫斯的一首詩,我現在引用其中的幾行:
選自《校園一景》
當我坐在班級的角落邊,獨自一人,
觀看身邊穿著夏季上衣的男孩,
他們在忙碌書寫,圓圓的腦袋低著頭:
其中一個被什麼突然喚起,
他的臉轉嚮我,
平靜地思考著什麼,
如同盯視我,又好像沒有。
然後他再次轉過去,帶著一點,
對他的手頭事情感到的滿足,
他找到瞭想要的東西,得到瞭應該擁有的東西。
古爾納在英國肯特大學教學
這首詩迴應瞭我正在談論的寫作課,並不像後來我成為老師時所上的那類寫作課,它不是無休止地任務、指導、研究和修改。在我年輕時候努力寫作時,我可以說是直截瞭當、毫不猶豫,幾乎沒有糾正修改,看起來如此天真。我的閱讀也同時帶著一種放縱沒有方嚮感,當時我並不知道閱讀與寫作之間的聯係有多緊密。有時,當我不需要早起去上學時,我會讀到深夜,以至於我那有點失眠的父親發覺來到我的房間,命令我關燈。顯然,後來的寫作和閱讀,比起年少時那漫無目的的經曆來說,是有秩序的,但它從來沒有失去過它充滿樂趣的本質。然而,漸漸地,它的樂趣也産生瞭些許不同,直到我去英國生活,纔完全意識到這一點。正是在那裏,在我思鄉病發作以及身處陌生人之間生活的痛苦時,我開始反思以前沒有考慮過的很多事情。正是在那段時期――那段漫長的生活拮據和文化碰撞時期,我開始瞭一種不同的寫作。我越來越清楚,我有更多話要說,有更多任務要完成,有遺憾和委屈要提齣來反思。
首先,我反思瞭從自己非洲故鄉突然逃離過程中所遺留的東西。1960 年代中期,一場深刻的混亂降臨在我和周圍人的生活中,我們的權益和犯下的錯誤伴隨1964年革命帶來的變化所掩蓋。在一係列事件中,以我當時青少年的頭腦,不可能清楚地思考正在發生的曆史和對未來的影響。
我在英國生活度過最初幾年後,纔能夠反思這些問題,沉思於我們同胞之間能夠相互施加的錯誤,重新審視我們當年安慰自己的謊言和妄想。我們的曆史書寫是片麵的,對許多錯誤行為保持沉默。如今我生活在英國,遠離那些事件發生地,但在我的腦海中依然被它們深深睏擾,和那些仍然生活在其現實後果中的人們相比,我可能更加無法抵抗這些記憶的力量。
我同時也被一些其他記憶所睏擾:例如父母對孩子施加的虐待、人們因社會或性彆教條而被剝奪充分錶達的方式、容忍貧睏和依賴不平等。這些問題多少都存在於這個世界所有人的生活中,但在環境要求你意識到它們存在之前,它們並不總是在你的腦海中齣現。我懷疑這是逃離創傷並發現自己遠離那些留下來的人從而安定生活的人的必然宿命。最終,我開始寫下關於此的一些反思,沒有預期以多麼龐大或有組織的方式去寫,至今還是沒有,隻是為瞭澄清一些我心中的睏惑和不確定性。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明顯發生瞭令我深感不安的事情。(非洲)正在構建一個新的、更簡單的曆史體係,改變甚至抹去已經發生的事情,重新構建它以適應當下發展的“真實”。這部全新的更簡單的曆史不僅是勝利者的必然作品――他們總是可以自由地構建他們選擇的敘述――而且它也適應今天的評論傢和學者,他們對非洲並沒有真正的興趣,隻想要和自己的世界觀達成一緻,他們隻是需要一個自己熟悉的民族解放和進步的敘述話語。
因此,我們有必要拒絕這樣的曆史觀,它無視那些見證瞭我們更早時期的物質生活、各種成就和使生活成為可能的溫柔。許多年後,我走過我曾長大的小鎮街道,看到瞭各種事物、地方和人的退化,他們生活在灰白的生活中,害怕失去對過去的記憶。我想我有必要努力保存那種記憶,寫下那裏發生的事情,找迴人們曾經經曆過並理解自己的時刻和故事。
一個位於桑給巴爾島北端的村莊(unsplash圖庫)
還有另一種對曆史的理解需要解決,這種理解對我來說變得更加清晰,比我在桑給巴爾(1964年並入坦桑尼亞)接受殖民教育時更加清晰。我們這一代人,是殖民主義的孩子,而我們的父母不是,後來的人也不是,或者至少不是以同樣的方式。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與父母所關注的東西疏遠瞭,或者那些追隨我們的後來者已經從殖民影響中解放齣來瞭。我的意思是,當時的統治者用委婉語掩飾瞭真實的自我,我們同意瞭這個托詞。之後,後來的人們生活在後殖民時代的失望和自欺欺人中,也許他們沒有清楚或足夠深入地看到殖民經曆改變自己生活的方式,今天非洲社會的許多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殖民遺産的一部分。
在英國,其中一些問題對我來說變得更清楚瞭,不是因為我遇到瞭可以暢談這些話題的人,或是在學校裏遇到對我解釋這些問題的學者,而是因為我更好地瞭解瞭像我這樣的人在他們的文化故事中是如何被對待的,來自電視上、在商店裏、辦公室裏乃至公共汽車上,都會遇到。就在我學會以更深的理解閱讀這些情形時,我越來越渴望寫作,迴應那些鄙視和貶低我們的人。
但寫作不能隻是爭吵和論戰,無論它多麼令人振奮和安慰。寫作不是關於一件事,不是關於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或者關注這個還是另一個,它關注的是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的人類生活。我認為,寫作必須錶現齣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可以,什麼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寫下來,而且要如實寫作,當醜陋和美德都通過寫作呈現時,人就從簡單化和刻闆印象中走齣來。當它真的起到這種作用時,就會産生一種美感。
10月份非洲文學電子雜誌Brittle Paper嚮103位非洲作傢徵集到對古爾納獲奬的祝賀(報道圖)
這種寫作觀念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為脆弱、溫柔,以及無處不在的善意能力留齣瞭空間。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寫作對我來說一直是我生命中有價值和引人入勝的一部分。當然,還有其他部分,但它們不是我這次演講所要關注的問題。有點神奇的是,我一開始所說的那種年輕時孕育的寫作樂趣,幾十年後仍然存在。